我讲，最近几天我在他的《意大利游记》里读到了有关柯勒乔的一幅画的记述， 画的主题是断奶，画面上可以看见圣婴基督坐在圣母马利亚怀里，在母亲的乳房和一只递过去的梨子之间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选择才好。
“是啊，”歌德说，“这是幅成功的画！精神、纯真、感性，全都寓于其中。神圣的题材变得来富有人情味了，可以视为我们谁都要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的象征。这样一幅画有着永恒的意义，因为它前可回眸人类刚产生的远古，后可展望人类最遥远的未来。相反，如果画一幅基督让小孩子们亲近自己的画，那就毫无意义，至少是没有什么价值。
“德国的绘画艺术我已观察五十多年，”歌德继续说，“不只观察，还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到现在我能说的只是：整个现实情况表明，目前很少可以指望。必须产生一位伟大的天才，一位能够立即继承时代的全部长处并进而将其超过的天才。手段全都具备，道路也已指明并且开辟出来。还有斐底阿斯的作品也展示在我们眼前， 这在我们青年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啊。现在万事俱备，缺少的如刚才说过仅仅是一位伟大天才，我希望他很快出现；也许眼下他已经躺在摇篮中，而你，还可能受到他光辉的照耀。”
1826年12月20日，星期三
（谈《颜色学》；聘用外来名演员的好处）
饭后我告诉歌德，我有了一个发现，因此得到许多快乐。也就是我从一支燃着的蜡烛观察到，烛焰透明的底下部分呈现出的一种奇异景象，跟透过阳光照亮的浊气见到了黑暗便形成蓝天一个样。
我问歌德知不知道蜡烛的这一现象，有没有把它写进他的《颜色学》。
“毫无疑问哦，”他回答，说着便从书架上取下一卷《颜色学》，翻开来念了几节。“我很高兴，”他说，“你自己发现了这个现象，而不是从我的《颜色学》里了解到它；这样你自己就理解了，可以讲真正掌握了这点知识。同时你也站在了正确的出发点，可以由此去进一步观察了解其他现象了。我想马上就给你看一个新的。”
当时可能是四点钟光景；天空乌云密布，天色开始变得朦朦胧胧。歌德点燃一支蜡烛，拿着它走到窗户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他把蜡烛放在一大张白纸上，在上边再立一根小木棒，这样一来，烛光就向日光投去了一条来自小棒的影子。
“喏，”歌德问，“对这影子你怎么讲？”
“影子是蓝色的，”我回答。
“这样你又有了蓝色，”歌德说，“可是在小棒对着蜡烛的另一面，你看见了什么……”
“也有一个影子。”
“可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影子是橙红色，”我回答，“可怎么解释这种双色现象呢？”
“这就是你的事啦，”歌德说，“你自己去弄清楚吧。答案是有的，可要找到也难。除非你绝望了，否则先别到我的《颜色学》里去找。”
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歌德。歌德继续说：
“蜡烛下端的那个现象，也就是黑影前出现一些透明，造成了一片蓝色，我现在想给你做一个更大的演示。”他取来一把勺子，往勺子里倒了点酒精，并将酒精点燃。于是又出现一片透明的光焰，而黑暗也随之呈现出蓝色。我把燃着的酒精对着黑沉沉的夜色，蓝色就变得更深，我把它对着明亮的房里，蓝色就淡了下来，甚或完全消失。
我看得非常高兴。
“是啊，”歌德说，“这就是大自然的伟大，它那么单纯，总是叫人不断地小中见大。使天空呈现蔚蓝色的同一规律，你也能在明亮的烛焰下端看见，在燃烧的酒精光 中看见，在以深色群山为背景的村落的袅袅炊烟中看见。”
“可是，牛顿的弟子们又怎样解释这一极为简单的现象呢？”我问。
“这你完全不用知道，”歌德回答，“否则就太愚蠢。一个跟愚蠢的东西打交道的人，简直想不到这对增进聪慧的头脑多么有害。根本别管那些牛顿的门徒，满足于纯粹的学术吧，这样你会受益匪浅。”
“折腾原本荒谬的理论既不愉快又有害处，”我说，“这也许就跟研读一部糟糕的悲剧而力图搞清它的方方面面，还它以本来面目吧？”
“完全是一码事，”歌德回答，“非必要不要去干。我重视数学，视它为最崇高、最有用的科学，只要它得到运用并用对了地方；然而，我却不赞成在完全与它不搭界的事情上滥用数学，一下子把这门高贵的科学变成了胡闹，好像一切都得先通过数学证明，不然便不存在似的。一个人不相信他的姑娘爱他，就因为这爱不能用数学证明，这有多愚蠢！可以用数学证明的是她的陪嫁，而不是她的爱情本身。植物的形变理论课也不是数学家们发明出来的呀！我创立这门学说没有用数学，数学家们不照样得承认它吗。要理解颜色学的种种现象，只需要专心致志的观察和头脑健全；只不过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的情况，自然比人们相信的少些。”
“现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对颜色学持什么立场？”我问。
“这两个民族既有他们的长处，也有他们的短处。英国人事事讲实际，这很好，但是却一板一眼。法国人脑袋好使，却喜欢一切都是正的，要不是正的就把它变成正的。不过在颜色学这件事上，他们的路却走对了，他们的精英之一已离我很近。他说：‘颜色乃物体天生的；正如自然界存在一种酸化物，同样便存在一种色化物。’他这样讲自然没能说清楚颜色现象，但却把观察对象归还给了大自然，将其从数学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
柏林的报纸到了，歌德坐下去阅读。他也递一份给我，我在戏剧新闻中发现，那儿歌剧院和皇家剧院的演出剧目跟此地一样糟。
“怎么又可能不一样呢？”歌德说，“自然不成问题，他们应该引进优秀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剧作，借以编制出一个像模像样的保留节目单，以使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好的剧目上演。然而这个民族哪儿又有总是欣赏好剧目的需求呢？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们写剧本的时代，无疑是另外一个样子：它背后有精神支柱，总是只要求写出真正最伟大的和最优秀的作品。可在我们这个糟糕的时代呢，到底哪儿有对最优秀的作品的需要？哪儿有能吸引他们的耳朵和眼睛？
“再者，”歌德继续说，“人们总想看新的东西！柏林和巴黎一样，到处观众都一样。在巴黎每周都要写出和上演无数的新剧本，总是得先坚持忍受五六部糟糕透顶的东西，才能从一部好戏获得补偿。
“想让德国戏剧保持高水准，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引进外来演员。要是我现在还管剧院，那整个冬天登台的都将是优秀的客籍演员。如此一来不只总是有好剧作上演，而且注意力也将更多地从剧本转移到表演上；人们也才可能比较和评判，观众则会习惯于深究详察，咱们自己的演员呢，也将受到一位客籍同行的精湛表演激励，时刻打起精神去学习和追赶。我反复说过，要用外来名角，永远用外来名角！你们一定会惊讶莫名，剧院和观众将从中得到多大好处。
“我认为是时候了，应该由一位能干、懂行又有头脑的人来接管此间的四个剧院，并时不时地聘用一些外来名角；我确信，他领导着四个剧院，比只领导单独一个更好。”
1826年12月27日，星期三
（再谈颜色学）
思考蓝色光影和黄色光影的现象，眼下成了我在家里的功课，尽管它长时间对我仍是个谜，坚持不懈的观察还是让我有所领悟，渐渐地也便确信，我已经理解这一现象。
今天进餐的时候我告诉歌德，谜底已被我揭开。
“这可不简单喽，”歌德说，“吃完饭你给我演示演示吧。”——“我更愿意把它写下来，”我回答，“因为口头阐述很容易词不达意。”——“你可以以后再写，”歌德说，“今天你可得先让我亲眼见到，并口头给我解释清楚，这样我才知道你是不是做对了。”
吃完饭天还大亮，歌德便问我：“你现在能做试验了吗？”——“不能，”我回答。——“为什么不能？”歌德问。——“天还太亮，”我回答，“先得等到天色朦胧一点儿，让烛光投下的影子棱角清晰；可也必须足够亮，这样日光才能照亮烛光的影子。”——“噢！”歌德道，“有道理。”
薄暮终于来临，我告诉歌德可以开始了。他点燃蜡烛，给了我一张白纸和一根小棒。“喏，”他道，“边实验边宣讲吧！”
我把蜡烛放在靠近窗户的桌子上，摊了一张纸在亮光附近；当我将小木棒立在日光和烛光之间，那个现象便完美地显现了出来。朝向烛光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呈黄颜色，朝向窗户的影子则完全是蓝色的。
“喏，”歌德说，“先讲怎么会是蓝色的影子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回答，“我想先讲讲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同一个基本法则。”
“光明和黑暗，”我道，“不是颜色，而是颜色产生和存在于其间的两个极端，而且正是通过两者的修正，才有了颜色的产生和存在。
“从光明和黑暗这两个极端首先产生出黄和蓝这两种颜色：黄色在亮光的边沿上，我通过一条晦暗的透明带观察到它；蓝色在黑暗的边沿上，我通过一条明亮的透明带对它进行观察。
“现在来说咱们观察到的现象，”我接着讲，“我们看见，小木棒借助烛光的作用，投下了一片清晰的影子。如果我关严百叶窗，阻止住阳光射入，这影子就会一片漆黑；可要是打开窗户让阳光射进来，那就会形成一片明亮的介质，透过这介质再看先前的黑影，那根据法则就会出现蓝颜色。”
歌德笑了。“就算蓝色是这样，”他问，“那你又怎么解释黄色的影子呢？”
“依据烛光法则解释，”我回答，“燃烧着的蜡烛投了亮光在白纸上，这亮光已经微微呈淡黄色。而日光的威力如此强，朝烛光方向投去了小木棒的一条淡淡的影子，在这影子所够得着的范围内烛光便昏暗了，于是呈现出黄的颜色。要减少昏暗程度，我就得让影子尽量靠近烛光；要增加昏暗程度，就让影子尽量远离烛光，于是黄色便加深起来，直至变成淡红色甚至红色。
歌德又笑了，而且笑得很神秘。
“喏，”我说，“我讲得对吗？”
“你对现象的观察挺不错，讲得也蛮动听，”歌德回答，“可你没有说清楚问题。你的解释很聪明，是的，甚至富于智慧，但却没讲到点子上。”
“那就请您帮帮忙，”我说，“给我揭开谜底，我真是太急于知道啦。”
“会让你知道，”歌德说，“可是今天，也不通过这样的途径。不久我想让你看另外一个现象，通过它，你就会明了真正的法则。你已经近在跟前，但继续沿着现在的路径走下去，却达不到目的。但只要你理解了新的法则，你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就会对许多事情豁然开朗。选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来我这儿吃饭，早来个一小时光景，届时我将让你看一个清楚明白的现象；通过它，你会理解眼前这个现象所遵循的那个法则。
“我很欣慰，你对颜色学这么感兴趣，”他继续说，“对你来讲，它将成为一个无法形容的欢乐之源。”
傍晚离开了歌德，脑子里却一直想着那个现象，甚至在梦里也不得安宁。可尽管如此仍旧糊里糊涂，朝揭开谜底的方向未能前进半步。
前不久歌德对我讲：“有关自然科学的几卷，我也在慢慢往前写。并非因为我相信现在还有能力促进科学进步，而是因为由此才得以保持那些联系。研究自然是最纯洁无邪的事了。在文艺圈子里，现在几乎不能设想再建立任何联系和通信关系了。他们来不来就打听，我在《赫尔曼与多罗苔》里写的是哪座城市！——仿佛不是随便把它想象成哪座更好些！——老是刨根问底，老是真实真实，结果便毁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