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1月29日，星期日晚上
（谈不同时代文艺的主观倾向和客观倾向）
德国首屈一指的即兴表演家、汉堡的沃尔夫博士来魏玛好几天了，并已经公开展示他那罕有的天才。星期五晚上，当着无数的观众和魏玛宫廷的达官显贵，他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即兴演出。当晚他便收到一封邀他去歌德府邸的请柬。
沃尔夫博士昨天中午给歌德做了表演，晚上我便与他交谈。他兴高采烈，说他一生中的这一个小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原因是歌德三言两语就把他领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指出他的缺点毛病可谓一语中的。
今天晚上我在歌德那里立刻谈起了沃尔夫。我说：
“沃尔夫博士觉得很幸运，说阁下您给了他有益的指点。”
“我对他很坦率，”歌德回答，“我的话要是对他起了作用，鼓舞了他，那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点没有疑问，只不过也患有当今时代的通病，即主观这个毛病；我希望能够治好他。为了试验他，我给他出了一个题目。我说，‘您给我描绘一下返回汉堡的旅程吧。’他转眼就准备好了，开始给我即兴朗诵起一篇悦耳动人的诗歌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能，但却不能对他表示赞赏。他没有给我描绘回汉堡的旅途景象，而只是抒发了一个游子回到父母和亲友身边的种种感受；他的诗不只适用于回汉堡，同样适用于回梅尔斯堡或耶那。可汉堡是一座何等非凡的、独具魅力的城市啊；他要是正确地抓住主题，有勇气表现它，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真是多得很哩！”
我提出，对这种主观倾向观众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所有滥情的表演一律给予喝彩。
“可能吧，”歌德回答，“不过，你要是给观众较好的东西，他们会更加满意。我确信，像沃尔夫这样一位即兴表演的天才，只要能够把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汉堡和伦敦等大都会的生活描绘出来，而且描绘得真实准确，有声有色，观众感觉如身临其境，他就会使所有的人欣喜和着迷的。只要沃尔夫能突破主观转向客观，他就保险啦：现在问题全在他自己，因为他这人并不缺少想象力。只是他必须尽快决断，并有勇气采取行动。”
“我担心比想象的要困难，”我说，“因为这要求转变整个思维方式。就算转变成功了吧，创作活动也无论如何会出现暂时的停顿；他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会熟练客观的表演风格，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
“这种转变诚然非同小可，”歌德回答，“但他必须有这个勇气，并且很快下决心。这就像学游泳的人怕水，只要你赶紧跳下去，谁就与你亲密无间啦。
“一个人想要学唱歌，”歌德继续说，“在他自然音域里的那些个音唱起来当然挺容易；在他音域外的其他音呢，一开始可就困难极啦。但谁想当歌唱家，就必须唱好这些难唱的音，因为他必须全部驾驭它们。诗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什么时候他仅仅能够表达自身的一点点感受，那他就还不能称为一位诗人；可一当他学会了把握世界，表现世界，他就是个诗人啦。从此他永不枯竭，常写常新，反之，一个主观的天才很快就会表述完自己内心的一点点东西，最后以落入俗套而告终结。
“大家常常讲向古人学习，那意思不外乎：面向现实世界，努力表现现实世界；因为古人当时也这么做，也表现他们生活的现实。”
歌德站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我则如他希望的仍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壁炉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向我走来，把食指靠在嘴唇上，对我讲了下面的话：
“我愿意向你解释一条规律，你将在生活中反复得到验证。就是所有倒退的、行将就木的时代都是主观的，反之一切前进的时代都有着客观的倾向。我们当今时代整个处于倒退之中，因为它是主观的。这种情况你不只在文学中见得到，在绘画和其他许多艺术门类中也一样。相反，任何富有成效的努力都发自内心而面向外在的世界，如你在所有伟大的、真正积极进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那样；所有这些时代，都具有客观的性质。”
以这些话作为引子，接着进行了特别是关于十五、十六世纪这个伟大时代的有趣交谈。
随后话题转向了戏剧，以及现代文学中的软弱无力和多愁善感倾向。我讲：
“现在我从莫里哀那里获取安慰和力量。我翻译了他的《悭吝人》，并正在译他的《屈打成医》。莫里哀是怎样一位伟大而纯粹的人啊！”
“对了，”歌德接过话头，“纯粹的人，这个提法对他再恰当不过；他身上没有任何被扭曲、被败坏的地方。所以如此的伟大！他统驭着自己时代的风尚，相反，我们的伊夫兰和科策布却甘受时代风尚统驭，故而被其限制和禁锢。莫里哀如实刻画出人们的本来面目，以此教训惩戒他们。”
“要是能在咱们的舞台上欣赏到真正纯粹的莫里哀剧作就好喽，”我说，“为此我宁愿付出一些代价；然而对于观众来说，那样演就太强烈，太自然了。眼下这精雕细琢，是不是源自某些作家所谓理想的文学呢？”
“不，”歌德回答，“它源自社会本身。还有呐，咱们年轻的姑娘上剧场干什么？她们根本不属于剧场，她们属于修女院，剧院只为熟谙人情世故的男男女女而存在。当莫里哀写作的时候，姑娘们都在修女院里，他就根本用不着顾忌她们。
“可是我们很难把年轻的姑娘们赶出剧场去，剧作家又不停地炮制那种软绵绵的东西，那种正因此而符合她们口味的剧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聪明的办法就是跟我一样不进剧场。
“在我还能对剧院发挥实际影响的时候，我可是一直真正地关心剧院的。能帮助这个机构提高水准，是我的快乐；而在演出中，我较少关注剧本的情况，更加留意演员的表演是到位或是不到位。要提出什么批评，第二天早上我就派人送一张字条给导演；我有把握，下一场演出再看不到同样的毛病。而今我可不再能实际影响剧院啦，也就没有义务再上剧场。既然没法子帮它改，毛病只能让它毛病；这不关我的事啊。
“阅读剧本对我而言情况也不会好一些。年轻的德国剧作家老是寄些悲剧给我；可拿着它们，我做什么好呢？我读德国剧本的目的，只是想看看能否使它们公演；除此而外，我对它们完全无所谓。以我现在的处境，我拿这些年轻人的剧本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不该读却去读它们，对我自己毫无好处；另一方面东西已经摆在那里，我也没法对年轻的剧作家们有所助益。他们要是不寄给我业已印成书的剧作，而是给我创作提纲，那我至少还可以讲：写这个吧，或者别写这个；这样写，或者换个写法吧。如此这般，才多少有些意义和用处。
“归根结底，一切全怪在德国文学艺术太普及了，以致没有谁会写出一句蹩脚的诗。寄作品给我的年轻诗人，他们并不比自己的前辈逊色，因此看见前辈们备受推崇赞誉，就不理解公众为什么不同样称赞他们。然而事实是已不允许为鼓励他们而干任何事情，因为他们那样的天才而今成百上千，在还有许多别的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就不该再去提倡原本就嫌多余的东西。可其中设若有那么一个鹤立鸡群，出类拔萃，那就很好，因为世界只能从杰出非凡获得益处。”
1826年2月16日，星期四
（缺少民族意识对文艺创作不利）
今晚七点左右去歌德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里。我走过去坐到他的桌子旁，告诉他一个消息：昨天我在宾馆里看见了惠灵顿公爵，他正途经此地到彼得堡去。
“是吗？”歌德兴奋起来，问：“他怎么样？快给我讲，看上去像画上一样吗？”
“像。”我回答，“不过更神气，更富有个性！你只要见过他那张脸，他所有的肖像画都没有了价值。你只需见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给你的印象太深啦。褐色的眼睛闪射着快活的光芒，目光极富魅力。即使他闭着嘴，也好像在对你说话。仅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思考过很多问题，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眼下呢正快活而从容地处理着世界大事；像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使他动摇。他严厉而坚韧，在我眼里就像一把大马士革弯刀。
“看样子他已经五十好几，但身板儿挺直，修长，个子不很大，有点儿瘦，却不见得结实。我看见他正准备登车离开。在穿过送行的行列时，他微微躬着身子，一根指头靠在帽檐边上，跟人道别的神态真是和蔼极了。”
歌德饶有兴致地听着我的描述。“你又见了一位英雄，”他说，“这样的经历永远有它的意义。”
话题转到了拿破仑，我表示遗憾，我没有见过这位伟人。“可是，见他也挺难，”歌德接过话头，“要看造化呀！”——“他像什么样呢？”——“他呀，”歌德回答，“他就是他那个样子，没什么别的好说。”
我给歌德送来一首几天前就提起过的很有意思的诗，这诗是他自己写的，但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年代已经如此久远。1766年初发表在当时法兰克福出版的《视野》杂志上，被歌德的一位老仆人带到魏玛，再通过此人的后裔落到了我手里。无疑是歌德自己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诗，以基督的地狱之行为题材；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作者怎么会熟谙那样一些宗教观念。看思想倾向，这首诗可能受了克洛普斯托克的启发，只不过表现手法完全是另一码事；它更强健，更自由，更轻松，更有力度，也更具吸引力。如火的激情叫人想起血气方刚的青年。缺少素材导致沉湎于内心，诗也就超出了长度。
我把整个已经泛黄、几乎不再连成整体的报纸放到歌德面前，由于亲眼见到实物，他又回忆起了这首诗。他讲：
“可能是克勒滕贝格小姐促使我写的，标题中还有‘应……要求草拟 ’几个字；我的其他朋友显然谁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我缺少题材来着，只要抓住什么可以吟唱，就高兴得要命。就在最近还有一首当时的诗落到了我手里，用英语写的，在诗里我抱怨缺乏做诗的素材。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也确实不幸：我们的古代历史模糊不清，近代史呢，由于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缺少普遍的民族国家意识。克洛普斯托克尝试以赫尔曼来弥补这个缺陷，只可惜这个题材离得太远了，谁也不清楚与自己有何关系，谁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所以剧本写出来没有效果，也未能流传开。我写《葛慈·封·伯利欣根》却成功了；它可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用它是可以干成些什么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不同，我必须回到内心去寻找，流传下来的素材远远不够。魔鬼和女巫的把戏我只玩了一次；我很高兴吃光了自己的北方遗产，还能去赴希腊人的盛宴。可要是我当初也像现在一样清楚千百年来那里已有多少杰作佳构，我恐怕一行字都不会写了，而会改行干别的什么去了。”
1826年3月26日，复活节
（谈拜伦）
歌德今天进餐时兴致好极了，态度亲切极了。今天他收到了一部极为珍贵的稿子，就是拜伦爵士为自己的剧本《萨丹纳帕尔》题词的手稿。在餐后用甜品时，他把手稿拿给我们看，同时一再恳求他的儿媳妇，要她把拜伦从热那亚来的信还给他。他说：
“你瞧，亲爱的孩子，我已把一切说明我跟拜伦关系的材料集中在一起，今天又来了这张值得注意的字条，你说妙不妙。要是你再把那封信还给我，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缺啦。”
可爱的拜伦女崇拜者呢却怎么也不肯归还那封信。她说：
“亲爱的父亲，既然你已经把信送给我，我就决不会再还给你。如果你希望把同样的资料归总到一起，那好啊，你不如把今天这封宝贵的信也给我，让我全部一起保管起来吧。”歌德可是更加不乐意，于是父女俩说说笑笑地争个没完，过了好久歌德才兴致不减地转入了一般的话题。
散席后女士们上楼去了，我单独跟歌德待在一起。他回书房取来了一个皮夹子，拿着它和我一同走到窗前，然后打开了皮夹。他说：
“你瞧，有关我跟拜伦爵士关系的所有资料全在这里了。这是他从里沃纳的来信，这是他的题词的副本，这是我的诗，这是我为麦德文的《与拜伦谈话录》写的稿子；喏，缺的就只是他那封热那亚来信，可她却不肯还给我。”
歌德随后告诉我，今天他收到一个来自英国的友好约稿，因与拜伦有关而令他欣慰和感动。他的心思这时全集中在了拜伦爵士身上，一直不停地谈论着他及他的作品和他的天才，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
“英国人愿怎么看待拜伦都随他们的便，”歌德当时也说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找不出另外任何一个堪与拜伦比肩的诗人来。他卓尔不群，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伟大。”
1826年5月15日，星期一
（关于圣·舒泽）
我与歌德谈论圣·舒泽，对这个人他评价挺不错。
“上个星期在我生病那几天，”他说，“我读了他的《快活时光》。舒泽他要是生长在英国，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人物哩；因为他既富有洞察力又长于表现，所缺的仅仅是见识伟大生命的缘分而已。”
1826年6月1日，星期四
（关于《地球》 杂志）
谈到《地球》杂志，歌德说：
“它的编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极度地乐观、开朗和勇敢。人家指责他们附庸风雅，彬彬有礼；反之，德国的学究们却永远相信谁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就必须马上恨谁。我视《地球》为最有意思的杂志之一，自己再也少不了它啦。”
1826年7月26日，星期三
（好看的剧本未必好演；剧院必须演保留剧目）
今天晚上，我有幸听歌德对戏剧发表了一些看法。
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有意把拜伦的《俘斯卡里父子》搬上舞台。歌德怀疑他能否取得成功。
“这的确是一件诱人的事，”歌德说，“一个剧本读起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就以为它在舞台上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幻想不花多少力气便能够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出戏如果原本不是作家特意用适合于舞台的技巧为上演写的，那它也就上不了舞台，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总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别别扭扭的东西。我为我的《葛慈·封·伯利欣根》费了多少劲儿啊，然而公演仍旧不成功。太冗长啦，我不得不把它分成两部，这样虽然第二部产生了戏剧效果，第一部看上去却仅仅像是情节的交代。如果为交代情节而仅仅演一次第一部，然后只反复公演第二部，这也许才行得通。《华伦斯坦》的情况也类似，第一部《皮科罗米尼父子》不宜反复演，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观众却一直喜欢看。”
我问，一个剧本要怎样写才会有戏剧效果。
“必须使其具有象征性，”歌德回答，“这就是说，一个情节不只是本身有意义，还必须引入一个更加重要的情节。莫里哀的《伪君子》堪称这方面的一个伟大典范。你只想想第一场好啦，那是何等出色的情节交代啊！一开场一切都显得异常重要，而且还预示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结尾即将到来。莱辛的《明娜·封·巴尔恩海姆》情节交代也挺出色；不过《伪君子》在这方面乃全世界独一无二，是同一样式的现存作品中最伟大、最杰出的。”
我们谈到了卡尔德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