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讲，”歌德继续说，“人们只学习自己喜欢的人。例如向我学习的想法，我发现眼下正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都有；然而在我的同时代人那里却很稀少。是的，我几乎不知道有哪一个重要人物，他看我完全顺眼。甚至对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他们也百般挑剔，我如果把他们批评的每一处都删去，整本小说便一行不剩啦。不过所有吹毛求疵都丝毫无损于我，因为个别尽管也属权威人士的主观判决，自然会受到群众的纠正。可不是吗，不存赢得一百万读者的希望，就该一行都别写。
“到今天公众已经争论了二十年：席勒与我谁更伟大？其实他们真该高兴啊，毕竟有两个家伙可以供他们争论。”
1825年6月11日，星期六
（时代与文学；特殊与一般）
今天进餐时歌德就帕里少校写拜伦的书谈了许多。他极力称赞此书，说它描绘的拜伦形象比在迄今写他的所有书里都丰满得多，拜伦对他自己以及自己种种意图也有清楚得多的认识。
“帕里少校本身必定同样是一位非凡的、甚至高尚的人，”歌德继续说，“所以才能这么纯粹地把握他的朋友的本质，这么丰满地描绘他的形象。他书里的一个提法特别令我喜欢，可谓正中我的下怀，配称是古希腊史家的手笔，普鲁塔克的手笔。帕里少校写道：‘高贵的爵士缺少所有那些装点中产阶级的品格，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方式，都妨碍他获得这些品格。可不是吗，他的批评者全都来自中产阶级，自然会对他吹毛求疵，表示遗憾：在拜伦身上竟找不到他们本身具备并因此沾沾自喜的那些品质。这些个好人不想想，拜伦位高爵显，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非他们所能想象。’喏，怎么样，”歌德说，“这样的见解不是每天都能听见吧？”
“很高兴帕里少校公开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回答，“它对所有责难和贬低伟大天才的小人是个沉重打击，将使他们永远闭住嘴巴。”
随后我们谈到世界历史题材与文学的关系，具体讲，谈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比另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作家的发展更加有利。歌德说：
“作家应该把握特殊，只要这个特殊是健康的东西，他就可以在特殊中表现一般。英国的历史非常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因为它是有为的、健康的，从而也是一般的和重复出现的。法国的历史则不然，它不适于文学表现，因为仅仅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生活阶段。这个民族的文学既已扎根在那个时代，就只能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过时的特殊而存在。
“现阶段的法国文学，”歌德接着又讲，“眼下还完全没法评判。渗入其中的德国影响正在发酵，要在二十年后方可看出结果如何。”
然后我们谈到了某些美学理论家，说他们拼命用一些抽象的定义阐明文学和文学家的本质，肯定得不出明确的结果。
“有多少定义好下啊，”歌德说，“对现实情景有鲜活感受又能将它表现出来，就能成为作家。”
1825年10月15日，星期三
（文学界所有弊病的根源全在缺少人格）
我发现今天晚上歌德兴致特别高，并有幸从他嘴里又听到了一些重要谈话。我们谈到了德国文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歌德于是说：
“咱们当代文学所有毛病的根源，都在一些个理论家和作家缺少人格。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危害极大，它要么颠倒是非，要么用鸡毛蒜皮的真理，取代意义重大因而对于我们也更有益的东西。
“从前是人都相信路克里提亚和斯克夫拉的英雄气概， 并从中得到鼓舞。现在可好，跑出来一帮历史批评家，说什么这样的人从来不存在，而只是罗马人伟大的精神所杜撰，只可看成为寓言和臆造。我们拿如此鸡毛蒜皮的真理做什么用啊！既然罗马人伟大到足以杜撰出这样的英雄，那我们至少也应该大气到足以相信他们才是。
“同样，十三世纪时弗里德利希二世皇帝得与教皇周旋，地处北方的德国得面对所有敌人的进犯，这时候的每一个壮举总令我欢欣鼓舞。亚洲的游牧民族也真打进来了，铁骑一直冲到了西里西亚；可是里格尼兹大公大败了他们，吓跑了他们。他们于是掉头去占莫拉维亚，可在那儿又遭施特恩伯爵痛击。这些英勇的统帅因此迄今一直活在我的心中，被我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救星。现在可好，跑出来一些历史批评家，说什么那些英雄的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亚洲人的部队原本已经接到命令，即将不战自退。如此一说，一桩伟大的爱国壮举就一笔勾销，就意义全无，叫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
发表了对历史学家的看法，歌德又谈起另一类文学理论家和作家。
“我终于认识了这类人的渺小可怜，胸无大志，”歌德说，“我之所以能如此，完全是因为我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对他们有所领教。我发现，搞科学对于多数人来说仅仅为的是谋生，因此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不惜把谬误奉为神圣。
“文学的情况并不好一点。同样少见远大的目标，少见对于真与善的纯洁追求和张扬传播。你吹捧抬高他，因为他也抬高吹捧你，真正伟大的作品却为他们所反感，真恨不得把它从地球上除掉，以便他们自己能稍微出人头地。多数人都是这样，个别的精英也未必就能够免俗。
“波提格尔才高八斗，学识渊博，原本可以对民族大有贡献。可是同样由于缺少人格，他不但没有对民族作出理当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是自己失去了民族对他的尊敬。
“我们缺少像莱辛那样的人！因为这个人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由于他的人格，由于他的坚持精神！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的人很多很多，可哪儿还有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的人呢！
“许多人聪明绝顶，博学多才，可同时也满脑子的虚荣；为了博得一班浅见的庸众的赞赏，让他们视自己为智者，这种人会不知羞耻，无所忌惮，对他们任何东西都不再神圣。
“根里斯夫人批评伏尔泰自由放纵，对此完全有道理，因为归根结底，一切不管多么富有睿智，却对世界毫无补益；以此为基础只能毫无建树。是啊，相反甚至有害之极，因为会使人思维混乱，失去必需的支撑。
“还有呐！我们知道什么，凭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人生来不为解决世间的问题，可也要发现问题之所在，并且随后在可知解的边界上坚持不懈地努力。
“人的能力不足以测知宇宙的所有运动，站在他渺小的立足点上，想给宇宙以理性的解释绝对是徒劳。人的理性和上帝的理性完全是两码事。
“一当我们给人以行动自由，那上帝的全知全能就完了；因为一当上帝知道我将干啥，那我就会被迫如上帝已知的那样行动。
“我说这些只为表明，我们知道的多么少，对于种种神秘的事物，还是不碰为好。
“只有那些有益于世界的崇高法则，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别的应该自己保留着，可它们像隐藏着的太阳仍将散发出温柔的亮光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动。”
1825年12月25日，星期日
（谈莎士比亚与拜伦）
晚上六点我去看歌德，发现他一个人在，便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美好的钟头。
“一段时间以来，”歌德说，“有许多事情叫我烦心。从各个方面对我表现出那么多的善意，仅仅表达谢意就令我没法再过真正的生活。要求获得出版我作品特别授权的请求一个接一个从各处的宫廷送来，因为每一个情况又不一样，就要求单独予以特别的回复。现在又收到了无数书商的申请，也需要考虑、处理和回答。还有，我在魏玛任职五十周年，也引来成百上千的赞颂，到现在我感谢信都还没写完。我可不愿空空洞洞、千篇一律地凑合了事，而想给每一位都写点儿适当而得体的内容。而今我算已渐渐解脱，又感觉有心情来闲聊啦。
“这些日子我有个发现，想这会儿告诉你。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产生后果。可是聪敏而正当的举动，不总是带来有益的结果；相反的情况也不总是结果不好，而倒常常完全相反。
“不久以前，正是在和书商谈判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感到很遗憾，因为失算了。可如今情况变啦，我当初要不犯那个错误，今天就会犯更大的错误。类似的情形在生活中会屡见不鲜，因此你会发现，处世老到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干起事来大刀阔斧，无所顾忌。”
我记住了这个对我新鲜的认识。随后我把话题引到了他的几部作品，其中也谈到了他的哀歌《阿勒希斯和朵拉》。
“对这首哀歌，”歌德说，“人们指责它结尾部分感情太激烈，要求它结束得温和、平静，不出现那样妒火炽烈的冲动场面；可是我看不出来，这些人是有道理的。嫉妒在这里顺理成章，不产生嫉妒反倒会造成作品的欠缺。我自己就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位姑娘，在很快便赢得了她的芳心后不禁自问：可她不会对另一个人也像对我这样吗？”
我完全同意歌德的看法，接下来又提到了这首哀歌的特别之处，说它篇幅那么小，却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一切，使人物的家庭环境和整个生活情况历历在目。我道：
“一切显得那么真实，就像您写的是亲生的经历啊。”
“我很高兴你这么感觉，”歌德回答，“可实际上很少有人对真正的现实富于想象，倒是喜欢就一些自己全然无知的奇异国度和稀罕境况大发议论，想入非非，真够让人惊讶。
“反过来又有另外一些极端拘泥于现实生活的人，他们缺少任何一点儿诗情，所以就会提出极其狭隘的要求。例如有几个人要求给哀歌里的阿勒希斯安排一名仆人，为的是替他背他的小包袱；这些人可不考虑，如此一来整个的诗情画意和田园牧歌气氛都给毁了。”
话题从《阿勒希斯与朵拉》转到了《威廉·迈斯特》。歌德说：
“有一些批评家真叫奇怪。他们指责这部小说，认为它让主人公在鄙俗的圈子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殊不知我正好视所谓鄙俗的圈子为一个容器，以便把我要表现的高尚内容置于其中，这样一来我便获得了一个既富有诗意又多姿多彩的载体。可反过来，假使我通过所谓高尚的圈子表现高尚的内容，那就没有谁再愿意读我这本书喽。
“《威廉·迈斯特》中那些看上去渺小猥琐的描写，实际上总是蕴涵着深义；问题在于得有足够的眼光、阅历和胸怀，才能从渺小中看出伟大来。至于其他的人，能发现如实描绘的生活就够了。”
随后歌德给我看一部极有意思的英文书，一个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铜版插图本。书里每一页用六幅小图概括一部喜剧的内容，每一幅图下面印有几行诗，如此一来，每部作品最重要场景的主旨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莎士比亚所有不朽的悲剧和喜剧，就这样像举行假面游行似的从我们心里走过。
“浏览这些小插图真叫人震惊，”歌德说，“现在我才发现，莎士比亚真是无限的丰富和伟大！人生几乎没有哪个题材他不曾表现过，探讨过。而且一切都那么轻轻松松，挥洒自如！
“对莎士比亚真是没得说，说什么都不足以表现其伟大。我在《威廉·迈斯特》里曾探讨过他，但那没多少意思。他不是戏剧家，从不考虑舞台的要求，舞台对他博大的心胸过于狭窄；是啊，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对他都太狭窄啦。
“他过于宏富，过于有力。一个作家每年只能读他一部作品，不然就会让他给毁掉。我做得挺聪明，写完《葛慈·封·伯利欣根》和《哀格蒙特》就摆脱了莎士比亚；拜伦也很聪明，没有对他过分崇拜，而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有多少杰出的德国作家毁在了莎士比亚，毁在了卡尔德隆！
“莎士比亚给我们送来一银盘子的金苹果，”歌德继续说，“我们呢通过学习他的剧本接过这只银盘子，然而只用它来装了些土豆，真是糟糕透顶！”
歌德这个绝妙的比喻叫我高兴得笑起来。
随后歌德给我念了一封泽尔特谈柏林上演《麦克白》的信。泽尔特在信里批评演出时的音乐跟不上剧本的伟大精神和气魄，对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肆意进行旁敲侧击。经歌德朗诵出来，泽尔特信中的口气显得很生动；他还不时终止朗诵，和我一起欣赏一处处击中要害的地方。
“我认为《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出色的剧本，”歌德趁机指出，“它体现了莎士比亚对舞台艺术最深刻的理解。你要想认识他的自由精神，就去读《科洛伊卢斯和克里希达》好啦；在这部戏里他对《伊利亚特》的素材做了独具特色的处理。”
谈话转到了拜伦，具体说到他与莎士比亚的纯真欢快相比却是逊色；还有就是他作品中多有表现的否定倾向经常招来多半是不公正的批评。歌德讲：
“拜伦要是能够在议会中放言无忌，把郁积在胸中的反抗情绪统统发泄出来，那他就会成为一个纯粹得多的诗人。然而在议会上他几乎不发言，所以就把所有对自己国家的愤懑憋在心中，想要摆脱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写诗。因此，大部分拜伦富于否定精神的作品，我都想称做被压抑的议会发言；我相信，这样称呼它们没啥不妥。”
最后我们谈到普拉藤，同样批评了他的否定精神。歌德说：
“不能否定他有许多光辉品质，但是他缺少 —— 爱！ 他不爱他的读者，不爱别的诗人，他只爱他自己；这样，他就落入了可以用那位使徒的名言来评判他的境地：‘尽管我用的是人和天使的舌头在讲话，可由于缺少爱，听起来也只像发出声音的铜铁和叮当作响的铃铛而已。’最近几天我还读过普拉藤的诗，也发现了他的大才。不过我说过了，他缺少爱，所以也就永远发挥不了他本该发挥的作用。他令人畏惧，只能成为和他一样喜欢否定，却没有他同样才能的人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