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一般是向亲友述说，很少有人去看精神科医生。曾有专家建议说，人们如果遇到精神困扰，应该尽量找别人倾诉，甚至可以找心理医生协助，以减轻压力。但上述研究表明，全科医师对上述疾病的识别率仅为15．9％。综合性医院医师对就诊患者所出现的抑郁、焦虑症状主要给予镇静治疗（78．9％），如安定类药物、安神一类的中药及维生素治疗（21．1％）。仅有七例病人合并心理治疗，而有效的干预措施（如给予抗抑郁药治疗及转诊）几乎没有。影响综合性医院医师识别抑郁症状的因素包括：在病人方面，抑郁症病人倾向将抑郁心境归于躯体疾病；害羞感或认识上的原因，拒绝到专科就诊，导致抑郁症识别的延误；不相信药物能够改善情绪，不愿意服药。在医生方面，患者就诊时，多注意倾听躯体主诉，而忽略情绪表现；将情绪障碍看作是患者对疾病的正常心理反应；对抑郁的基本概念或抑郁症状的躯体表现认识不足，造成漏诊或误诊；大部分抑郁症病人临床症状不典型使诊断难度增大。中国的自杀率在世界上处于中上水平，1993年资料为22．2／100000，每年有20多万人死于自杀。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2000年我国自杀人数为23万，另有200万人尝试自杀，自杀处于全部死亡原因的第四位，高于许多恶性肿瘤（如乳腺癌、白血病）单病种的死亡率。在农村，自杀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农村人口的自杀率高于城市人口3～4倍。与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女性自杀问题更为突出，其中中青年农村妇女可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这一人群中，冲动性自杀，比如夫妇间吵架后女方喝老鼠药或农药自杀，是一类非常有文化特点的特殊的自杀。
近年来西方国家部分研究者根据对中国个别地区的研究，夸大中国的自杀问题，借中国的自杀问题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村政策。同时，一些新闻机构对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负责任地炒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自杀事件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曾就自杀问题以“其实不想走”为题罕见地做过一档节目，节目特邀嘉宾费立鹏声称，据他们的研究，93％的自杀者生前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国内除一些大城市开展了一些非系统的自杀研究和自杀预防工作之外，到目前为止没有系统地进行预防自杀的努力。人们缺乏预防自杀的基本知识，不能识别自杀的危险信号，存在对自杀者及其家属的强烈社会歧视，甚至大多数医务人员也是如此。
中国的情况远远算不上是最糟的。据美联社报道，长达23年的战乱和恐怖经历，不仅使阿富汗当前仍然满目疮痍，更严重的是给阿富汗人造成了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经历几十年无休止的战乱，阿富汗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精神失常。喀布尔精神病院医生法塔赫说：“我国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精神失常。我敢说有70％至80％的阿富汗人精神不正常。”
阿富汗目前缺乏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其他精神病医生一致认为：在阿富汗全国大约2700万人口中，大多数都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11月的一份报告估计，每五名阿富汗人中，就有一人患严重的精神病。全国共有大约500万严重的精神病人。世界卫生组织驻喀布尔机构的希贝尔吉拉德特说：“阿富汗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认为（阿富汗）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精神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喀布尔精神病院是全国唯一的精神病医院，阿富汗全国仅有八名精神病医生。
精神卫生保健的社会演变
一般人群中精神病有多广泛？根据美国的调查，15-54岁人群中近30％报告过去一年中具有够得上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的精神症状（Kessler等，1994）。近50％的人一生中会报告至少一个可诊断的障碍。
凯斯勒等人的报告是基于对美国人口的认真调查。他们在调查中使用了一个用来评估精神疾病症状的特殊问卷，如果有人对精神科医生承认具有这些症状会被诊断患精神病。调查结果显示，不正常行为和思维方式（医生会认为是精神病）的发生很普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全都患有精神病，也没有指证说有特殊症状群就不能满足角色义务。调查毋宁说是发现这些不正常行为的潜在数量。报告提到，一生中有过任何精神病症状的人仅40％说得到过某种专业帮助。如切夫（Scheff，1984）断言，绝大多数不正常没有被认识。即使在症状多次发作和严重紊乱的病人，仅少于50％的人得到精神卫生服务。最常发生的疾病是药物依赖、抑郁和恐怖症。在这些被定义的疾病中，容易看出药物依赖是一种不正常（也许是犯罪）行为被划为疾病的例子。与之相似，恐怖症和深刻的悲哀感可以被视作对环境的不恰当反应而不是疾病。48％的一般人终生报告有一次精神病，比例似乎很高，但绝大多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严重精神病。
一、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健康
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疾病的关系的认识为时已久。1939年法里斯（Farris）和邓汉姆（Dunham）把芝加哥地区精神疾病发生率的差异，解释为各个街区经济、教育和种族背景差异的结果。他们把精神疾病视作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解体的象征。他们把这些差异与不同地区犯罪率、贫穷、总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以及失业率联系起来，认为社会条件可能不是精神疾病的直接病因，但居住在某些地区、新近移居需要适应以及与职业失败有关的应激环境，是许多精神障碍的促发因素。1953年，霍林斯海德（Hollingshead）和莱德里奇（Redlich）报告社会阶层较低的人较可能因精神病受治疗；在治疗人群中，较低阶层的人较可能被诊断为较严重的精神病（如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症）。
从这以后，又有许许多多社区调查，继续收集精神疾病发生率的以阶级和地位为基础的差异。其中有些是收集可诊断的疾病的发生率差异，有些是收集健康或痛苦的差异。奥尔特加（Ortega）和考辛（Corzine）（1990）复习了1972至1989年间的60个有关社会地位和精神障碍关系的研究，其中46个肯定较低社会地位的人有较高的精神疾病发生率。绝大多数研究报告低社会地位与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和器质性障碍间有强的、一致的关系。有关轻度抑郁或心理痛苦的研究也都证明地位低和这些心理后果的高发生率关系。研究也发现在社会地位和某些情感障碍如躁狂抑郁症间有正相关（如地位等级上升，则该病的发生率上升）。总的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同意以收入、教育或就业指标衡量的低社会地位是与较高的疾病和痛苦发生率有关。
精神病分布的流行病学研究总结了基于社会阶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城市和种族／民族的精神病患病率和发病率的差异。鉴于精神病被描述成不正常行为，这些发现使我们必须考虑，把不正常行为定义为疾病起到了社会控制的工具作用的可能性。如果的确如此，则可以预期流行病学研究所发现的差异反映出存在的社会地位差异。另外在不正常的处理方式上会有差异，比如对病人是采取惩罚还是治疗。
在法里斯和邓汉姆著作的引言中，伯吉斯（ErnestW．Burgess，1939）指出：“精神病病例……显示……一种分布类型，以往见于其他种类的社会现象如贫穷、失业、青少年犯罪、成人犯罪、自杀、遗弃家庭……”法里斯和邓汉姆解释他们在芝加哥不同地区发现的率的差异是由于社会关系适应不良所产生的。贫穷、失业、少数民族地位和居住情况各自显示出与精神障碍的不同种类和发生率有关。
霍林斯海德和莱德里奇（1953）在对纽黑文的调查中得到约2000名正在治疗的精神病人的情况，将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与这些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比较，发现这些病人最多来自他们所定义的五个社会阶层中较低的两个，也发现较低阶层病人较多被诊断为精神病，而较高阶层较多被诊断为神经症（包括抑郁症）。他们也注意到治疗方法的差异似与社会阶层相联系。最低阶层的人最可能受到生物治疗（药物、手术、休克）或无治疗的监护。最高阶层的人最可能受到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心理咨询、谈话治疗）。
斯罗尔（Sroleetal，1962）不是像法里斯和邓汉姆那样依赖已发现的精神病病例，而是调查社区人口中的精神病症状。症状经列表显示后，他们发现仅有18．5％的受调查人群完全没有症状。也观察到与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婚姻状况、种族（来自哪个国家）、宗教信仰和年龄有关的差异。最令人激动的发现是未经治疗率很高：“……那些最需要这些服务的最得不到”。这一观察再现了纽黑文研究所发现的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最不可能被治疗，即使被治疗，接受的也是最不“人道”的治疗形式。其意义在于，这些治疗的差异暗喻把精神卫生服务作为在较低阶级中不正常行为的一种社会控制形式，以及在较高阶级中作为治疗的使用。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流行病学研究继续证实了社区中精神病的高发生和治疗的低发生。在精神病的发生率和治疗形式上的社会经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民族／种族差异方面，发现妇女中抑郁和焦虑障碍较多，男性中物质依赖较多；年龄越大、社会阶级或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精神病发生率越低。特纳等（1995）报告重要职业的人抑郁评分仅为半技能或无技能职业的人的65％。重要职业的人重症抑郁的年发病率不及那些半技能或无技能职业的人的25％。
二、以精神病院和社区为基础的保健
精神病病因的信念与控制该病的社会机构的建构有关。例如，当精神病被认为是道德失败的功能性反应时，所设计的治疗就着眼于道德取向的修复。当精神病被看作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的功能性反应时，所设计的治疗就是创造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的环境。
人类社会对精神病的反应史，与社会对于精神病的假说和人们如何在这些假说中行动密切相关。不同的解释精神病原因的方法决定了不同的对精神病的反应（治疗）方式。许多因素决定着反应的确切形式。将精神卫生系统结构的历史转型与一般社会中社会、经济和科学变迁联系起来，就能深入理解精神卫生系统的性质。换言之，我们可以追溯精神疾病和精神病人的社会意义（贴标签）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在精神病人的治疗方式上明显转向社区治疗，对以医院为基地的治疗不再重视。在综合性医院开设精神病房，社会工作项目的发展作为精神科保健的一部分，以社区为基地的生活安排、职业培训项目和门诊与出院保健项目构成了新的精神疾病治疗模式。
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有：1950年代绝大多数公共精神病院的状况不佳，精神药物的出现，住院代价过高，认识到在一般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在恰当环境中进行治疗的法律要求和对精神卫生治疗的新的哲学导向。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的十年中，州立精神病院的住院人口急剧增长。过分拥挤引起了地方、州和国家政客的注意和关心。1948年阿尔伯特·丢奇（AlbertDeutsch）发表了《国家的耻辱》。这份轰动一时的报告暴露了存在于精神病院中的可怕状态。报告罗列了在美国公共精神病院严重的资金不足、雇佣不合格的治疗者、悲惨的卫生条件、低劣的治疗、身体虐待、精神科治疗的总体缺乏和非常高的死亡率。显然对绝大多数精神病人来说，进入精神病院意味着穷途末路。一旦入院，绝大多数人会终生呆在那儿，被遗忘和被抛弃。1961年，考夫曼（ErvingGoffman）出版了《收容所》一书，他认为精神病院使病人沮丧、依赖、无助，甚至因而无法在医院以外生存。他还提出医院事实上起到了阻碍治疗的作用。
此时，精神科治疗因抗精神病药物如氟哌啶醇发明而发生了革命。这些药物看来能控制绝大多数怪异行为、幻觉、妄想和其他认知紊乱，因而被迅速而广泛地采用。精神疾病的生物化学解释因为药物奏效而被认为基本准确，这也推动了出院化运动。因为如果这些药物确能控制怪异行为和思维，就不那么需要把精神病人关起来。无疑，精神药物的发明和使用支持了出院和明显缩短了住院时间，使精神病像其他慢性疾病一样能在社区治疗。以社区为基础的系统是与认识到精神病人所体验的社会和个人适应困难的社会-医学模式相一致的。由社区精神卫生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有相当部分用于促进社交技巧的改善，教会人们如何处理日常应激。该系统认识到社交特征是成功适应的关键。
三、精神疾病的社会反应
为探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疾病的认同过程（贴标签，公众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专业诊断间的关系，不正常的医学化）和代表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反应---精神卫生系统。
体验到痛苦或行为怪异、不寻常的人们没有都被认为有精神病，也不是所有的怪异或不寻常行为都是精神病的证据。“不正常”行为的认定，是一个依赖于他人反应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对被标记的人而言，精神病标记有显著的后果，标记使这个人进入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体验到的治疗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些进入其中的人有深刻影响。标记意味着这些人与众不同、坏。标签理论认为“变成精神病”的过程始于某人某种不正常行为的产生、被认识和被他人认同为精神病，以及此后把标记作为个人身份的描述，最后导致与新的被标记身份相一致的更多行为的产生（Scheff，1984）。
比如在学校里，一名儿童的早期不协调行为可能被视作学习或行为障碍的证据。这个儿童被标记为“有毛病”，视同另类，他的不正常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这个儿童很可能继续表现这种不协调行为或新的行为，因为儿童本人和学校当局都预期会出现这种行为。儿童接受了“学习障碍”身份，产生出与这种标记一致的行为，并因此肯定了最初的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