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1个国家的研究者参加的“亚太地区性别、性与生殖健康网络”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1月7日至14日在菲律宾的宿务市举行。
有意思的是，亚太地区的三大文化板块，对于性现象和性问题的态度都具有否定的倾向。例如，泰国的妓女之多早已是举世闻名的了，但是在那里，居然有一位中学教师因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而被当局逮捕。在伊斯兰文化里，对于性知识的禁锢似乎更为严厉一些。因此，尽管这次会议把“性”列入了标题，尽管要求各国研究者报告所在地区的性文化状况，但是伊斯兰研究者们仍然一带而过，语焉不详。有一个国家的研究者居然只字不提。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亚太地区民众和知识阶层的这种态度并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遗产。会上的发言表明，尽管大多数人都承认，在自己的文化中也有许许多多对性相当宽容的传统，但是只要一说到当前的情况，尤其是讲到艾滋病，非常多的人都开始频繁地运用“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词汇和提法。中国、越南、老挝的研究者实际上并不经常这样说，反而是那些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的研究者们，那些已经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的研究者们，几次把小组会拖到很晚，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在性文化这样一个论题上，发展中国家日益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有充分的活动余地和激烈的表现。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这种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表现得更为明显。作为会议主题的三个英语词汇“性别”（gender）、“性”（sexuality）和“生殖健康”（reproductivehealth）引起了反复的争论。
在亚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族语言里，都没有与这三个英语词汇严格对应的通用词汇。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以便跟上世界学术发展，因此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把这三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本民族语言。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这三个英语词汇不仅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社会情况，而且灌输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征。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这些词汇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应该生硬地运用这些英语词汇来套本民族的情况。
一位南亚的研究者指出，目前在她的国家里，有许多研究者并不是真正在探讨本民族的现实情况，而是从西方著作里找思想，从西方报刊上找热门话题，然后在本民族寻找“例证”，似乎西方社会里的每一个问题都同样存在于本民族之中。
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
拿社会性别（gender）这个词来说，在汉语里，这个词相当新，因为古汉语中只有“男女”（如“饮食男女”），并无“性别”。英语中的“gender”一词出现于19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它原来是指语法上的和词汇上的阴性与阳性。（但是汉语词汇里没有这种阳性与阴性之分。）女权主义的最根本命题就是：女性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被社会塑造成这样。因此她们把gender这个词借过来，专指“由社会所造成的性别”。所以中文应该译作“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别相对应的是“性别”（sex），主要指生理构造上是男还是女。一般并不包括这个人的其他社会特征。
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即使在美国女性也还是一个受歧视的性别。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贝蒂·弗里丹曾非常极端地用“纳粹集中营”来比喻当年美国妇女的处境。比如高等院校是属于男人的，1965年耶鲁校董会才开始讨论男女同校的可能性，而到1969年常春藤大学才正式招收女生。社会性别是女权主义的性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研究妇女和研究性别问题时最关键的词汇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是当今女权主义的安身立命之本。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印度，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加上越来越多的超声仪器可以用来判断胎儿性别去扭曲性别比。印度90％以上人工流产的是女性胎儿，总人口中的性别比已经开始显示出不平衡。同样，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人口控制政策限定只生一个，有60％是生一个男孩。从长远看，这种不平衡将被自然选择调和，但是在眼前的下一代中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猜想，过多的男性将有激烈的竞争，而稀缺的女性则将获得社会权力和更多的进步。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如果研究者们不能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深刻而又通俗地总结出“社会性别”究竟具体表现为什么，它与生理性别的最明显区别又是什么，那么这个词汇恐怕只能长久地停留在少数学者的笔下与舌上，甚至只能用英语来说。
性别、权力与生殖
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当今世界，有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持有坚持以生殖为性的唯一合法理由的观点的人大都有着较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把性看作自我放纵和罪恶。第二种性观念认为，性是爱的需要，爱与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爱才能有性，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性规范的。第三种性观念则认为，性的目的是娱乐，性仅仅是人生多种快乐的来源之一。上述三种性规范或性观念又可以被概括为：以生殖为主；以人际关系为主；以娱乐为主。
按照经典的说法，在过去的一千年开始之时，世界正处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后来发生的“文艺复兴”相比，它恰似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当然，这是一种过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例如，当时中国就处于一个毫无特殊之处的改朝换代过程中，没有什么黑暗与光明可以划分。
在中世纪的西方，盛行着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为主的性规范，这种沉闷禁欲的性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关于性是罪恶的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与古代和东方的性规范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反对肉体快乐。它的主要关注在于，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肉体快乐；为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正当的，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活动则被当作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基督教理想中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异性性交。
西方性规范的改变迟至16世纪末期才发生。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从性行为中顺便获得快乐不再是错误的，只有那种以快乐为性活动唯一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罪的。当时，关于性的话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医学的。教会认为性属于道德范畴，医生则为宗教的话语提供“科学依据”。直到18世纪，医生还认为手淫对健康有害。随后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对解除人们的性压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发明的一套关于性变态的话语又造成了新的压抑。
在宗教的权威之外，世俗的权威也增加了人们对性的恐怖心理。据考证，在现代早期，人们的性交一般只持续几分钟；大多数人没听说过性交准备动作；只采用男上女下的体位；女人很少享受到性快感；女人对性快感的需求受到怀孕和生育时可能死亡的威胁；男女双重标准盛行：男人的婚外性活动可以忽略，女人的婚外性活动却不被准许。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和世俗的禁令是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在16世纪前，恐怕性活动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现代生活中那么大。人们很少能遇到很性感的人，或者有剩余精力从事性活动的人。人们的头发里面长满虱子，呼吸恶臭，牙齿残破，很少洗澡，皮肤上长满湿疹、疥癣、溃疡、烂疮和其他丑恶的疾病。女人有很多妇女病，阴道感染、溃疡、疮疥、流血等，这些疾病使性交很不舒服，疼痛，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性交。性交活动可能导致多种性病，如一位18世纪的传记作家波斯韦尔就至少得过十七次淋病。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化太大了，我们很难想像过去那种肮脏、残酷和短暂的生活方式。
对性的规范除了生理的基础，更有其经济的基础，比如非婚生子女继承家庭财产的问题；非婚母亲及其子女需要亲属照顾成为其负担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形成了一整套性的禁忌。成年人对儿童从不言性，在有教养的人们当中也从不谈论性的问题。沉默和惩罚制造出性的恐惧，社会以此来制止青少年的性活动，规范成年人的性活动。在那时，人的裸体被认为是淫秽的。
持续了近千年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规范，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在19世纪，随着女性生育越来越少，性的生殖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20世纪，人类性行为的快乐功能超过生殖功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点已经被整个人类所接受。如果说动物当中都会有口对生殖器的性活动，如果说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同性间的非生殖性性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其理由在于，就像过少的生殖性性行为一样，过多的生殖性性行为对于人类的生存也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困扰着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在大多数社会里，性别决定了男女被期望对于性行为、怀孕及性病等与性相关的事情是如何知道和知道多少的。研究揭示，在社会规范中理想的女性属性或者角色都尤其强调性无知、贞节和母性。有许多文化将女性对与性相关的事情的无知看作是纯洁的标志，相反，性及生殖等有关生理知识被视作德行有亏的表现。
作为这些性别规范的结果，女孩和妇女对于性与生殖所知贫乏。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对自己身体信息的缺乏限制了妇女辨别一些对于性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妇科症状的能力。
另一方面，性别规范规定男性关于性应比女性知道得多。但是，抛开这些期望不谈，其他的一些研究显示有许多男性被灌输了错误的东西。因为无知被作为软弱的象征，性别规范经常阻止男性承认缺乏知识从而寻求获取关于例如艾滋病和性病预防的正确信息。有数据显示了在总的关于疾病和健康方面态度上的性别差异。例如，在印度的研究发现许多妇女将刺痛、灼痛、腹泻、不适和腹背疼痛等与性病紧密联系的症状看作是妇女月经期间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研究也表明在总的健康照顾的态度上男性要胜过女性。性和生殖是适应生存的关键，自然选择似乎应当把性和生殖的道路铺垫得十分平整。从少年时期开始的罗曼蒂克的梦到恋爱、结婚、性生活，然后怀孕、生育、抚养孩子。可惜，我们都太熟悉这一过程中的全部苦涩和艰难了。一开始就是没有回报的单相思，然后是恋人之间无穷无尽的争吵，欲罢还休，早泄、阳痿、缺乏性高潮、月经病和生育并发症，以及婴儿的娇弱无助，特别容易生病。为人父母之后的夫妻矛盾，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充满了痛苦。生育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矛盾苦难？正是由于生育是达尔文主义生存适应中的关键问题，是处于自然选择的激烈竞争漩涡中的核心问题，便有了这一系列不可能避免的纠葛。
我们试图把视野扩大，把情感和行为问题，通常不当作疾病的问题也包括进来。与生育有关的某些问题，例如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和婴儿猝死等等，当然是疾病，而妒忌、虐待儿童、性生活问题等等则涉及行为和情感。总之，无论怎样将它们分类，这一系列问题产生许多痛苦和不快，而且依据进化的观点可以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思想渗入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并不会被无形的边界隔开。达尔文生物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医学。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迷恋于性活动，不再是因为它可以繁衍保种，而越来越多地是为了这种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性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它是人类各项活动中唯一幸存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活动，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大都被锁在墙壁、栅栏和锁链之中，被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之中。性和生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致人们提起基督教关于生殖应当是性的唯一理由的观点时，觉得它是那么的古老和过时。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赛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赛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规范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中的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性革命，使西方的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性规范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规范的主要因素就是生育与性快乐的疏离。目前，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已婚妇女的避孕率也已达到83％，有的地区更高达90％以上。其他许多国家也有相当高的避孕率。
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中人工流产的比例竟高达55％。在人流比达到50％的情况下，每两次怀孕就有一次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规范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从为生育的性活动在人类全部性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来看，生育在所有的性目的中只能算是很不重要的一种了。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性的规范还是带有某种趋同的变化趋势，例如：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对各种形式的性活动的宽容。自19世纪以来，上述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电影、电视、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