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其实质是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市场或者争夺国际市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都有争夺国际市场的历史。当前,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国际市场中的企业竞争,同时就是国家经济力量的竞争,我们可以从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多年来在汽车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看出这种企业竞争对国家经济竞争的意义。企业的国际竞争不是单指一种产品的竞争力或竞争优势,而是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或竞争优势,包括资金实力、经营规模、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市场网络、获利水平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的一些服装企业和制鞋企业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加拿大市场是具有竞争力的,因为价格比竞争对手低得多,市场的占有率较高,但并不表明这些企业就比竞争对手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恰恰相反,这些企业的资金实力、经营规模还有获利水平比竞争对手差得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差得多,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廉价倾销产品成为不可能时,这些企业就会被挤出所在市场,正如实际的外贸活动中出现的那样。
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也是绕过有关国家贸易壁垒和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随着世界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地区性贸易壁垒的加强,中国外贸的充分发展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自从欧共体成立以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纷纷仿效欧共体成员国,不断加强地区内部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逐渐成立类似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各国间经济壁垒逐渐拆除,而地区向外经济壁垒逐渐加固,进入该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企业的出口能力逐年增强,中国出口在世界上的位次也大幅度提升,使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出口开始予以特别的限制,贸易难度增加,需要采取非贸易措施绕过诸多壁垒,一是企业向销售市场所在国直接投资办厂,只要在当地的生产比率达到一定程度,就能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越过贸易壁垒,扩大出口。二是向非配额国家投资兴办企业,也能使企业绕过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所进口产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我国纺织品出口受到欧美等国的配额限制,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纺织业相对比较发达,而对那些同类产品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往往无配额限制。因此,在这些国家投资办厂,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则比较方便。
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也是适应当今世界经济新环境的需要。如前所述,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转为以经济竞争为主,同时各种矛盾和动荡也在不断出现,世界单极主导的多极化发展趋向,进入了新旧格局交替、动荡不定的过渡时期。政治格局的动荡必将引起经济形势的波动,从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上近几年发展很快的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可能逐渐加强。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早就证实,到他国投资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极好形式。因而,我国的企业扩大自己的影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加强国际化进程,使自己立足于国际市场是十分重要的。
企业跨国经营是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需要。由于加入种种国际组织、协定,中国将面临开放市场的巨大压力,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经受不住这种冲击而陷入困境。我国的企业要改善自身在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需要向跨国经营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几十万家。但从总的格局看,中国参与合资的企业绝大多数还是他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载体,大多数企业还处于进口替代或来料加工式的状况,即只是他国某个公司的一个生产工厂,没有掌握原料市场和成品市场的主动权。长期下去,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中锻炼和体现自身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必须推进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企业跨国经营也是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是较低的,甚至是相当低的。仅以经营规模作比较(因为这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年销售额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在我国就算是突出的大型企业,而在美国,年销售额10亿美元(约相当于80多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并不能算大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太小,使得中国的企业在大多数方面无法同国外的企业竞争。若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将缺乏有力的基础。中国要出现一批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企业走出国门,跨国经营是一个重要步骤。唯有这样,中国的企业才会更加认识自身的竞争力,才会按照国际标准来提高竞争力。
企业跨国经营还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全局的重大经济问题。几十年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自身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能如何,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经济是否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同样,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的水平、规模和程度也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开放和融入国际分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外直接投资高潮迭起,进入90年代直接投资急剧增加,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采用并购的方式,于是自90年代起至今发达国家之间所兴起的企业收购与兼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加快了国际间直接投资的步伐。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期,跨国并购形式流动的直接投资占全球FDI流动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下。1994年,跨国并购首次占到FDI一半以上(51.4%),此后连续五年,该比例直线上升:1996年升至58%,1997年升至64%,1998年升至77%,1999年略有下降,但仍在73%的高位,而2000年上升到了9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也稳步增长。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27亿美元,成为世界吸纳外资第一大国,2003年为535亿美元,2004年已经达到620亿美元。从国际经济合作的规律来看,每次国际间的投资高潮都是跟国际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到来有关的。近些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牵动着整个世界经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果说80年代末期的国际间直接投资热潮是因国际融资所引起的话,那么这次出现的国际间直接投资高潮则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
入世带来挑战,也必然会给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有利条件。如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不断弱化的进入壁垒、名副其实的国民待遇等,给我国企业利用产品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可行性。
8.6.2 创造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
以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为主要内涵的高级层面开放格局的形成,有赖于一系列条件的创造,最关键的是总体指导思想明确和政策到位。
第一,明确维护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是开展对外活动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点处理各种对外关系。努力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明确我国创造条件让企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利用国际机遇的出发点,不仅在于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通过国际分工,获得局部的现实的比较经济利益,主要在于通过有效地利用国际机遇,获得全局的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使本国经济较快地赶上或进入先进行列。
第二,需要制定切合实际又富有远见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要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按照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结合本国实际,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战略一定要富有远见。这方面,日本是很好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在振兴出口方面,面临着产品成本高、质量差等重重困难,但它们还是着眼于长远,把重工业,特别是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工作为发展出口的主导产业,而且它们认为“要振兴这些产业的出口,不应该只依赖低工资的倾销,而应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生产设备的合理化和近代化。”通产省按照比较静态的成本学说,将对日本极不适宜的重化工业确定为重点战略产业,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富有远见的。
第三,依据我们国家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特征,正确选择对外投资的战略和政策。
市场结构和企业特征决定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和规模。因此,必须全面正确选择对外投资的战略和政策。
应结合自己的产业政策,针对不同产业的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不再强调实施统一的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不同产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的抉择标准,就是其市场结构的性质和企业所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阶段。
第四,根据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需要,确定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取向。根据中国在世界各地区经济之不同,需要配置国家安全手段和力量,包括各类安全力量和军事、外交、情报、宣传、宗教等,使各种手段和力量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配置和发展,以满足各种海外利益的需要。
第五,要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排除外部不公平的障碍而积极活动。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增长,经济竞争力的加强,中国面临的各种贸易摩擦、经济对抗势必相应增长,这就要求政府积极主动开展各种活动,化解各种矛盾,为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第六,建立国际性的信息网络和世界经济调研机构,通过提供经济信息、银行贷款等手段,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给予指导和支持。
第七,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引入一条同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发展轨道。因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在于使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强调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为此,需要建立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
第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能源、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建设。
第九,坚持优先发展企业的方针。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力的基础,企业发展起来,国家才能强大,个人才能就业和增加收入。
从我国目前的海外投资情况看,绝大部分的企业尚处在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尝试在国际环境中开展一些经营业务,投资规模小,生产项目简单,对国内企业的依赖性强,与国外的同行缺乏正面的竞争,主要是为了熟悉当地的市场和当地的经营环境,其经营行为和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目前企业的经营行为主要是建立一些渠道,而真正的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则主要是占领市场,包括与东道国企业在内的同行展开正面的竞争,并在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我们的企业大多是在进口替代战略下经过长期的保护而成长起来的,其机制、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发育不全,企业经营的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企业经营优势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
要通过经济、行政、立法等各种手段,为企业排除不平等、不正当的竞争因素,限制市场经济的盲目作用,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为企业进行公平市场竞争,发挥企业活力创造条件。
创办一批能够适应和驾驭世界市场的跨国企业。
建立海外损失准备金及汇率波动保险制度,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解放思想,尽快制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日益发展的趋势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新格局,我们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尽快制定出鼓励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主体、范围、审批程序和优惠待遇等。
引导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巩固和加强规模经济优势,特别是通过国际多样化发展,提高其规模经济的优势,逐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一体化的程度。对于外部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则应着力改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形成合理分工与协作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鼓励具有专业生产优势的企业(包括大、中、小各种类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没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也同样应该鼓励其对外直接投资。
选择投资经商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到国外经商办企业,目的就是赚钱,但风险也很大。这就要求我国的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必须注意充分了解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无非是政治环境、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和资源环境等。要选择那些政治社会稳定,保护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金融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这样投资经商能得到保护,获得的利润能及时汇出。
同时注意近年来,国际厂商在选择海外投资地点时,廉价劳动力因素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而市场规模及前景成为厂商的主要考虑因素。与其选择廉价劳动,不如选择繁华大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一个公司对投资意向的调查表明,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里对外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将是增加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而不是要削减生产成本。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在高收入地区开辟市场更具有现实意义,资金周转快,回报率高,而对低收入地区投资则主要从潜在的市场价值出发,是企业的一项长期战略行为。90年代中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向欧洲提供的资本增加2倍,而流向亚洲的资本仅增加2/3,流向拉美的也只增加1/3。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性企业兼并的加剧,更进一步使企业兼并后出现的市场垄断同资本的流动挂上钩。近年来,在美国企业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对海外直接投资,就是用资本换取市场。”如果投资者实力雄厚,就可能用资金“买断”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市场。因此,买断市场日益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