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的“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的原罪，对中西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出现了什么后果呢？基督教的人性原罪之说，虽不像中国的法家那样，因人性之恶而只诉诸刑法；而是诉诸人的良知，让人忏悔、不断地忏悔但是，西方社会法律的愈趋完善，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就不无关系。因为既然人性是罪恶的，那么仅凭个人的忏悔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能体现神意的法律，来约束人的罪恶，以此而形成了西方“自然法”的传统。在“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就会以理性代替神意，为社会立法。但是，儒家既以“性本善”为教，就只需人“尽心”、“知性”就行了。法的强化就意味着不相信人心中的善性。所以，在传统中国，法的观念一直很薄弱，而是像梁漱溟所说的，“以礼俗代法律”，以家庭组织社会。固然，中国也有“刑法”，但中国的所谓“国法”，基本上是“家法”的延伸，故官僚教训子民也要像父亲教训儿子那样打屁股。
正因为基督教的原罪之说让人忏悔、不断地忏悔，以等待世界末日的审判，所以就造就了西方人动态的心灵，惊醒的文化精神。一方面，基督教将人置于神与魔、灵与肉的冲突的漩涡中，使人根本不可能静静地消受生命；另一方面，人必须超越这有限相对的现世，而向来世的天国驰奔，所以人又不可能安于现状。更令人不安的是，末日的审判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进行。所以耶稣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惊醒：“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与此相反，孔教的“性本善”则让人“反身而诚”，安于现状，安分守己，以此而塑造了中国人静态的心灵，安睡的文化精神。孔子说“仁者静”，又说“木讷者近仁”，都是以“静”为美德，让人呆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不要动乱不安。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固守本有的善性就行了，这就是“知足者常乐”。《大学》
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如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向后倒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越向后倒退，就越接近“善”。所以孔子要复归周礼，后儒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庄子神往原始的混沌而以人类始祖犯了“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就不可能向后倒退，对于祖宗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而孔教的“性本善”则导致了祖宗崇拜。因此，基督教人性的原罪导致了向前超越的文化意向，孔教的“性本善”则让人安于现状或向后倒退。如果说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那么，孔教文化则是“善感文化”。
人们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或者“乐感文化”，固然也不错，但却不能与“罪感文化”构成对应而相提并论。因为“耻感”、“乐感”都是从“善感”中派生出来的：“耻感”是出于人性之善的“羞恶之心”，但却包容不了人的善性中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乐感”是人性之善的结果，即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耻感”着眼于“善感”的原因，“乐感”着眼于“善感”的结果；“耻感”着眼于与西方文化的认同，“乐感”则着眼于与西方文化的别异。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用中国文化的部分与西方文化的整体相比。事实上，“乐感文化”的对应物是“悲感文化”，是“善感文化”及其对应物“罪感文化”的直接结果。中国缺乏悲剧意识和悲剧观念，原因就在于，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只要人能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就行了；若是不安分守己而造成了“悲剧”，就怪你不能固守本有的善性，也就不值得悲哀了。而且，在“天道远、人道近”面前，即凡事都可以有人力的干预面前，所谓命定的悲剧就无地可容。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悲剧，中国人也要加以干预，使其结尾“团圆”。而在西方，在人无能为力摆脱的命运（古希腊）和原罪面前，那悲才是真悲。从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到托尔斯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安娜·卡列尼娜》，无不如此。
孔教那种安于内而不假外求的特点，使之不可能对外在世界有真正的认知兴趣，而其“性本善”的人性论，又使之对人性的幽微之处缺乏深刻的探究。比较而言，韩非的性恶论对人生真面目的揭示，就比“性本善”的儒家来得深刻。而基督教外在于人的上帝，使得西方人有一种向外认知的文化态度；其“原罪”之说，又使西方人对人性的幽微之处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性探究的惊人深度。而且从广义的文化背景看，就是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果。尽管弗洛伊德并不相信基督教，但是，弗洛伊德把人性的根柢看作充满原始情欲暴力的本我（id），就正是基督教人性的“原罪”之说一种变了形的翻版。因此，孔教是一种使生命安乐的文化，基督教则是一种认知型的文化。
（第六节）儒教与基督教的现代价值
人们常常认为，孔学是人的哲学，是注重主体内省和人格完善的哲学的人学，于是，孔教的人学与基督教的神学，孔教的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的神本主义，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比较固然是不错的，然而，假如人们详加考究，就会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孔子固然“不语怪力乱神”而置重人，但又“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所以，中国尽管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上帝，而且正统的儒生也不大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是，这却满足不了中国下层社会人民的神话心理，于是层出不穷的“怪力乱神”又爬满了中国的史册。孔子固然很少谈及“性与天道”，但是，孔教的道德价值正是由“天”赋予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否则，孔教徒就无法以孔子之言上压人主，下制百姓。所以，孔子让人“知天命”、“畏天命”。于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于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特别是主宰意义的天与自然意义的天混在一起，就使人的地位甚至处于自然之下而要“敬天礼地”。
在基督教中，人虽然在神之下，神是人的创造者和牧人，人应该绝对听命于神；但是，除了上帝之外，宇宙中就要数人伟大了，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因此，在人与神、人与自然二分的基督教中，人的位置是很明确的。基督教为了抬高人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共通之处。费尔巴哈说：“跟属人的灵魂相比，太阳、月亮和地球算得了什么呢？世界正在消逝，惟独人是永恒的。基督教使人跟自然毫无共通之处，因而陷入鹤立鸡群式的极端，反对把人跟动物作任何细小的比较，认为这样的比较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
当然，孔子对“鬼神”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对“天道”取点到为止的态度，孔子所注重的还是现世的人伦道德。但是，由于孔子过于注重伦理整体，使之所建构的和乐融融的大家庭又有淹没个体的倾向。个体不过是一滴水，在奔流不息的族类延续的生命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因此，孔教虽然是偏于主体性的文化，以此而形成了中国的表现美学和抒情诗传统，但是，中国文化所偏重的主体性是群体主体性，所以，中国美学礼乐合一，强调的是群体性的表现。用《毛诗序》的话说，艺术应该起到“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作用。
与此相反，基督教虽然置重神，极力夸张神的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荣耀；但是，基督教所注重的人，却非群体的人，而是个体的人。
基督教注重神的原因，就在于能够使个体的人直接与神沟通而自成一个类，也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肉中肉”而获得情感的满足和生命的不朽；而无须像孔教那样，把个体纳入伦理整体之中，从族类的绵延中获得生命的不朽。因此，虽然在一心一意事奉神的中古西方，神本主义使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显露；但是，一旦“上帝死了”，西方人就会倒向与中国的群体主体性不同的个体主体性，西方美学就会出现与中国群体性的表现不同的个体性的表现理论。
“上帝死了！”把西方人抛在了自由选择的大漠上。我觉得，西方人似乎面临着的有这么几种选择：1.像尼采及其信徒那样，充分强化个体主体性，甚至以“超人”去代替基督。2.以“科学主义”态度来贬低人，甚至以为人与其他动物并无多大差别，或以“非科学主义”态度，以为人还不如其他动物，于是而有价值危机、肉欲横流。
3.感受到自由选择的冷酷，就“逃避自由”，以现世的独裁者代替基督，给自己做主心骨，而自己也就成了现世独裁者的“选民”，于是而有希特勒后二种选择显然是非文化的。也许，只有在充分强化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最终通向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与人自由结盟而组成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个人能在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才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