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致与杜佑同时期在剡中为吏的人，可考知的还有越州司马崔昭、长史李锋、户曹参军王士宽等人，这些人，当也与杜佑有过交往，对杜佑有过影响。虽然，他们都不太出名，彼时为上级、同事，以后的发展，却没有杜佑走得那么远。崔昭为越州司马当在肃宗至德、乾元年间，见独孤及所撰从叔独孤屿《墓志铭》，铭称独孤及伯父峻“拥旄浙东也，拔崔公（昭）于郡吏之中，升为军司马，推诚委政”，时在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峻在会稽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之时。李锋为越州长史在代宗永泰年间（公元７６５-７６６年），见梁肃《越州长《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大理寺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独孤府君屿墓志铭》。
史李公（锋）墓志铭》，铭称李锋永泰末随节度观察使陈少游来越州为幕府从事，旋因讨平地方叛乱功为兼越州长史。王士宽为户曹参军在永泰中，见白居易《扬州仓曹参军王士宽墓志铭》。铭谓王士宽“天宝中应明经举及第，选授婺州义乌县尉”，“永泰中敕迁越府户曹，属邑有不理者，公假领之，所致必理。”后大历中为余姚县令。可知自及第任官以来一直在越州活动。是一地方知名能吏。不过也是由于材料的缺乏，虽然曾先后为同事，对这些人与杜佑的关系，我们也还不能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浙西、淮南两从事
大约是在代宗广德、永泰之际（公元７６４-７６５年），时年２９至３１岁左右的杜佑离开生活七八年之久的剡中，来到润洲、苏州，先为润州司法参军，再到时驻苏州的韦元甫浙江西道观察使府做幕府从事。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九月，朝廷任命李岘为江南东西及福建等道知选事、劝农宣慰使，继九年前崔涣之后，又在江淮进行了一次选补官吏活动。时僧皎然的一首诗，反映了这次朝廷江南选补，士人官吏纷纷前往应选的情景。皎然在《兵后送姚太祝赴选诗》里写道：
“两河兵已偃，处处见归舟。日夜故人散，江皋芳树秋。楚云伤远思，秦月忆嘉游。名动春宫籍，翩翩才少俦。”
这时的杜佑，如前所析，当也再赴选调，前往参加了这次活动，并经过已为润州刺史的韦元甫的推荐，在李岘主持下奏授为润州司法参军（岘永泰元年六月返京至江陵遭贬职。可知此次选事约在元年春天结束）。当年，即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十一月，韦元甫自润州转任苏州刺史兼浙西观察使，又将杜佑带在身边，辟为浙西幕府从事。《旧唐书·杜佑传》：
“（为剡县丞，）时润州刺史韦元甫，尝受恩于希望。佑揭见。
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视事，有疑狱不能决。
佑时在旁。元甫试讯于佑。佑对口响应，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韦元甫与佑父希望有何交情已不可知，但可以看出，与“故人子”这层关系相比，他对杜佑更为看重和赏识的主要还是他的才干。
正是由于得到了韦元甫的赏识和重视，一直做县级小吏已达七八年之久的杜佑，终于得以脱颖而出，开始在上一级的政府部门——州府和道一级部门发挥作用，显露才能，政治发展道路从此开朗起来。
润州、苏州和扬州为江淮经济、文化重地，所领浙西、淮南二道，也是战争期间及以后唐关中朝廷主要的物资供给地之一。杜佑为吏期间，这里也间接经历两次战争动乱。即上元、宝应至大历初年，在先经历了至德、乾元初刘展之乱及田神功北方官军扬州大掳掠之后，又有“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前举李嘉佑诗，所谓袁郎中破贼，即指宝应二年破袁晁事。袁郎中应即袁，《旧唐书代宗纪》：
“（宝应）二年三月，袁破袁晁之众于浙东。”又，杜佑自剡中北上润州，可能也与当时浙东袁晁乱起，台、明、温及越州等十六郡地一度皆为袁晁所占有关。方清、陈庄等在宣、歙等州起兵事见《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卷一三二《李凡传》、《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等传，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池州》条、《全唐文》卷三八四独孤及《贺袁破贼表》等，皆有记载。但有些不解的是，杜佑《通典》于其事包括袁晁事却皆绝不提起，一无所载。联系当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杜佑也是很快便离开战地，辗转南下，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杜佑与大多数人一样，有一种不愿在战争之地生活，危邦不入、乱地不居的情绪。
韦元甫任职润州刺史约三年。杜佑在他手下做润州司法参军的时间却不长，从前面的讨论看，大约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十一月，韦元甫转任苏州刺史兼浙西观察使，带佑随行，辟为浙西幕府从事，此后直到大历三年转任淮南幕府从事以前，杜佑在苏州生活了三年。这期间，对杜佑的政治发展有影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时任朝廷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主持江淮赋税漕运的刘晏，也曾南下江南，在视察浙西润州、苏州漕运事务的时候，走进过杜佑的生活。刘晏长于经济，为战后唐廷财政经济重建作出过重要贡献。从本书的角度看，我们前曾述及，他的出现，可能对杜佑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从前面提到的刘乃的情况看，刘晏视察江南赋税漕运是同时怀有挑选理财人才的想法的。刘乃大概就是在此期间为刘晏所选用。
其次，就杜佑与刘晏的关系而言，我们从对一些材料的分析可以推出，他这次来江南，很有可能也与时为浙西幕府从事的杜佑有过接触，而杜佑以后能够出任江西青苗使，参与到唐廷理财官员队伍的行列中去，也就很有可能与他们在这时有过初次的相识接触，彼此都留下了印象有关。史料如常衮《刘晏宣慰河南淮南制》对于刘晏这次来江南视察有记载反映。该制撰于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其中提到刘晏这次出使的使命称：“自兵乱一纪，事殷四方”，“致令户口减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财赋，衣食京师，（晏）久于倚任，多所宏济”，“因其旋南，将命攸属，所至之处，宣命诏书”。由制文知，视察民情和地方经济，并代表朝廷就财政经济事务向地方官员表示慰问，“宣命诏书”，是刘晏这次出使的主要任务。另外，前引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和刘晏本人在出使过程中写的一通奏状《奏禁断隔湖状》还反映出，除了一般性的宣慰以外，刘晏这次出使视察，似乎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任务，这就是要专程来考察并褒扬刚完成不久的浙西润州丹阳境内的练湖-江南河航道疏通工程。综合这两条材料可知，练湖-江南河航道疏通工程约始于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练湖地当江南运河关键部位，在保证江南租庸转输、调节官河水道畅通上占有重要位置。此次疏通工程以前，由于地方大族及民户盲目的围湖造田行为，导致湖水为之分隔，原有的“官河水干浅”，练湖的调节水道作用不能发挥，漕运受到影响。永泰元年十一月，甫接替韦元甫的润州刺史韦损，经请示已作为上级长官的韦元甫批准，开始采取拆除大族隔湖堤坝、扩大湖水通流面积等措施，治理练湖。此举收到“（练湖）已依旧涨水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忧旱淹”，“租庸转运及商旅往来免用牛牵”的效果，遂成为当时一件大事。而刘晏这次来，就是一方面要考察工程完成情况，一方面特地来宣布朝廷褒奖诏书，祝贺成功。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于此有专门的描述。他写道：“（复练湖功成）时前相国彭城公刘尚书晏统东诸侯，平其贡税。闻而悦之，白三事以闻。诏书褒异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诏授公（韦损）。公率元僚掾吏、令丞以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泽。”由此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刘晏到润州，亲自宣读代宗的褒奖诏书，刺史韦损“率元僚掾吏令丞以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受诏，庆典场面是十分隆重的。而对于本书的传主，我们想说的是，刘晏前来视察并代表朝廷褒奖练湖工程，应是当地政府浙西观察使府的一件大事，杜佑身为浙西幕府从事，按理是不会不身与其间，参加有关活动的。
因此，如果刘晏这次来江南，杜佑真的曾经见到过他并且有所接触的话，那么他们的见面和接触，最有可能发生的时机就是刘晏的这次视察练湖工程活动。可惜实情如何，杜佑当时是否确曾实际参与其事，目前还无材料可作说明。
又，据常衮《授韦损大理少卿制》，韦损在润州六年（公元７６５-７７１年），大历六年入京。他与杜佑之间亦应有过交道。又据《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三年二月，李栖筠由常州刺史转苏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接替正月离任入京为尚书右丞的韦元甫。六月，淮南节度使崔圆卒，韦元甫受命复来江淮，为淮南节度使。常衮《授李栖筠职制》反映其事：“（李栖筠为常州刺史）尤精藩职，初翦横江之盗，犹多击斥之虞，言抚伤残，克施惠训”，“考其绩用，实最方州，震泽之北，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奸之所生，资之大才，济我难理（可苏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观察使）”。李栖筠领浙西的头几个月，即韦元甫入京、六月受命赴淮南任以前，杜佑当仍留在浙西府中，尚未离去。由此可知，杜佑与李栖筠之间，似也有过一段短暂的上下级关系。
大历三年（公元７６８年）六月，韦元甫自京城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任。韦元甫到扬州后，当很快就再将杜佑召至麾下，辟为淮南节度使幕府从事。这一年，杜佑３４岁。
此后直到约大历十至十一年（公元７７５-７７６年）出任江西青苗使、抚州刺史以前，杜佑以淮南幕府从事职在扬州一住将近十年，在这里度过了青春时光，进入风华正茂的中年时代。
这一时期，杜佑的吏治才能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展现。官品也几经考绩叙劳进阶为检校主客员外郎，即由从七品晋阶至从六品。又，关于“从事”一职，两唐书志皆未提及。仅《唐会要》略有记录：“（贞元）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节度使参佐，自副使至巡官，共七员。观察使从事又在数内。”由《唐会要》反映的情况看，从事一职，在唐代使府官吏中属于观察使系统。浙西使府长官即观察使，淮南节度使亦带观察使衔，故杜佑可能在浙西、淮南皆为从事。惟从事所职何事，诸史传皆语焉不详，已不能再进一步细究。
关于杜佑在扬州的淮南道节度使幕府从事生活，我们所知不多。权德舆在所撰《杜公淮南遗爱碑》中，与润州、苏州的使府生活一起，对杜佑这一段经历作了评价描述。他写道：
“（佑）清明廉直，温毅宏重。易简之道，本于健顺，忠智之谋，发为事业。虑善以动，得时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韦尚书实为己知。始自掾吏，累为命介。盈庭阙办，积岁遗留者，片言以听断，含冤自诬，具狱论杀者，覆视而全活。江介吏师，以为神明。”其中的“盈庭阙办，积岁遗留者，片言以听断，含冤自诬，具狱论杀者，覆视而全活。江介吏师，以为神明”云云，应是杜佑任淮南从事期间履行吏职工作状况的写照。看来熟悉制度律法，因而处理问题明察果断，办事效率高，是杜佑为吏的特点。由于熟悉律法，明察果断，杜佑在淮南从事任内，可能为地方处理解决了不少长期遗留的疑难狱讼问题。
又《旧唐书》本传说韦元甫“在扬州三年，政尚不扰，事亦粗理”，独孤及《祭扬州韦大夫文》亦赞誉他“唯公剖符，作藩维扬，往岁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止，视之如伤。饰吏以儒，出言有章。革剗烦苛，载戢暴强”。这中间，韦元甫治淮南，所谓“政尚不扰，事亦粗理”，“革剗烦苛，载戢暴强”，当也有杜佑的一份功劳。可以举一个例子。
安史之乱战争后，唐廷百废待兴，用度不足，于是有诸道节度使、观察使想办法、立名目征收杂税以充军政之用之举。
杜佑对此类行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这种作法是扰民之举，尤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如他后来曾在《通典》中指出：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截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钠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上元中，敕江淮堰堤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堤程。大历初，诸州府应税青苗钱，每亩十文，充百司手力资课。三年十月十六日，台司奏，缘兵马未散，百司支计不给，每亩更加五文。”其结果则是“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而在当时，杜佑作为使府幕僚，就在地方政务管理一线工作，对上引文所说的诸种征税行为之“烦苛”扰民情况，当是有所见闻并有批评意见的。韦元甫既看重杜佑，应当了解并且重视杜佑的看法。因此，他在淮南“革剗烦苛”，行“政尚不扰”之政，方针思路上，推想应该是有杜佑的看法见解影响的成分在内的。
杜佑在苏州、扬州期间，随着事务的增多，交往圈的扩大，同事、朋友似也多了起来，可考知的有些同事、朋友前已提及，此外如刘绪、关播、崔某、王某等人，后来在唐廷政治中也都有所作为，这里也提一下。
关播，卫州汲人，大历十二年以前曾两度任职扬州淮南节度使幕府，一次为从事，一次为判官。以后经常衮等人推荐，调入京师，历都官员外郎、给事中等职，德宗初年一度为相。关播第二次任职淮南在大历八年，时杜佑仍在扬州，尚未离开。两人一为判官，一为从事，官品也相当，一为检校金部员外郎，一为检校主客员外郎。既为同事，彼此之间当有交往。
刘绪是刘禹锡的父亲。天宝末年举家避乱南迁，居苏州嘉兴县。以儒学交游于江南士僧之间，有声名。大历三年（公元７６８年）二月，李栖筠接替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辟刘绪为幕府从事。时杜佑如前所述尚未去淮南，仍留在苏州。杜佑与刘绪，当也因同为浙西幕僚而相识，有过约四个多月的同事关系。以后据卞孝萱先生和卞敏所着《刘禹锡评传》的考证讨论，刘绪直到晚年贞元十二年去世以前一直在浙西幕府当幕僚，并于贞元十年出任本府盐铁副使，主持本府盐铁事务于江北徐、泗节度使管地宿州之埇桥。时杜佑已为淮南节度使。
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刘绪罢埇桥盐铁事，返回浙西。途《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二年八月”。又：《旧唐书》卷一三○《关播传》：
“天宝末举进士。邓景山为淮南节度使，辟为从事。”“善言物理，尤精释氏之学。”
“陈少游领浙东、淮南，又辟为判官。历检校金部员外，摄滁州刺史。”陈少游大历八年自浙东之淮南任，关播为淮南判官当在此时。时杜佑亦在淮南，为检校主客员外郎。
中路过扬州，就在扬州生病、病卒。刘绪生病期间，从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的追忆看，杜佑可能知道情况并去看望过他。时隔多年，两人又在扬州再次见面了。又，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里还提到：“及丁先尚书忧，迫礼不死，因成痼疾。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居数月而罢徐泗，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杜公即杜佑。兼领徐泗之年为贞元十六年。由此可知，以后刘禹锡成为杜佑的部下，辟为淮南幕府掌书记，刘禹锡亦愿意应辟，与父亲刘绪同杜佑的友谊、“素相知”是很有关系的。这已是后话，这里提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