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公元７５２年），１８岁的杜佑以父亲的官品资荫叙阶入仕，补济南郡参军事，从此进入仕途官场，开始了长达６０年的政治生涯。杜佑入仕初年的情况，不论是他本人的回忆还是史传的记载都比较简略，我们只能了解个大概，而无法知其详情。例如关于杜佑初入仕的年龄问题，按照杜佑本人的说法，是“本以门资，幼登官序”，即与通常的２０岁弱冠而仕不同，他不到２０岁就出来做官了，入仕较早。但“幼”到什么年龄，各种材料都没有提及，今天已不能详知。史传的记载相当简略。《旧唐书》本传仅言：“佑以荫入仕，补济南郡参军。”《新唐书》本传则径直与下一段经历连起来写，作：“佑以荫补济南参军事、剡县丞。”权德舆《杜佑墓志铭》碑志亦仅言：“在玄宗朝以门子筮仕，解中有声。在肃宗朝以郡掾廷吏，贤侯交辟。”都没有说明杜佑初仕的年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郑鹤声先生研究杜佑生平及着述，在所着《杜佑年谱》中曾专门考察过这个问题，他根据常情指出，“佑自谓幼登官序，则其入仕甚早，人生二十曰冠，不得谓之幼，谓之幼者，当在其前矣。”并据此第一次把杜佑入仕年龄推定在１８岁。以后学界言及杜佑入仕年龄多从郑谱。但是郑谱的推论，所说虽然接近事实，根据却不足。他没有注意到权德舆《杜佑墓志铭》中的一句评语，此评语称赞杜佑从政，为“缙绅瞻仰凡六十年”。直到９０年代，瞿林东在所着《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一书中，才首次注意到这句话，并援引分析，对郑谱的说法给予了进一步的支持。瞿林东先生谓：据“‘缙绅瞻仰凡六十年’之句，知杜佑仕途有６０年。
杜佑７８岁致仕，上推６０年，其入仕当在１８岁时”。瞿林东先生的分析推论，我们认为虽然简明但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权德舆先后写过多种纪念杜佑的文字，态度都很严谨。
他早年曾为杜佑幕僚，以后又在朝中与杜佑共事，对杜佑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因此他的评述应该真实可信。即他说杜佑的为官时间长达６０年之久，应不是虚美泛言，而是有一定计算依据的。本书对杜佑入仕时间及年龄的计算，即同时以郑谱和瞿林东先生的说法为据，以１８岁入仕为计。另外，还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材料，诸家未及使用，本书想在这里提出来稍作讨论，以进一步支持这一说法。唐德宗贞元年间，杜佑曾在扬州做淮南节度使长达１５年之久。贞元十七年（公元８０１年），亦即在淮南第十二个年头，他曾上书德宗，希望回京朝觐，并请求择人代己。在刘禹锡（时为杜佑使府掌书记）代撰的《请朝觐表》中，他申述道：“臣代（世）受国恩，忝承门荫，脱巾筮仕，敢期荣名。陈力效官，靡树声绩。始因孤直，骤历清班。得荷朝奖，作藩外府。远违辇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濆，于今一纪。犬马恋主，寝舆匪遑。蒲柳易衰，迟暮俄及。
窃位时久，妨贤愧深。况历任以来，四十八考，祗奉朝谒，时才二周。服勤郡府，荏苒垂老。……伏惟睿鉴，俯亮愚衷，早赐择人，与臣为替。”这道表文很重要，反映了很多问题，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况历任以来，四十八考，祗奉朝谒，时才二周”的说法。唐制官吏需每年考绩，四十八考犹谓入仕已４８年。贞元十七年（公元８０１年）杜佑虚岁６９岁，上推４８年，为天宝十二年（公元７５３年），时杜佑虚岁１９岁。由此，我们从杜佑本人的这个说法中，也应该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判断，即杜佑初入仕时的年龄，肯定是不到２０岁，这一点应已无可置疑。若再把年龄计算上的虚实加减因素考虑进去，推定杜佑初入仕时的年龄为１８岁，应该可以说与事实相去不远、比较接近。
杜佑初入仕做的是什么官，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史传等材料仅笼统说他补为济南郡参军（事）。所谓“参军（事）”，应是隋唐两种常见的地方州府下级官吏职务的省称，一种指州（郡）府的诸司曹参军，一种为无司曹名的“参军事”
吏职的略写。唐天宝改州为郡期间，郡吏中的参军一类编制，有录事参军，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以《全唐文》卷六○二刘禹锡《代杜司徒乞朝觐表》。
及单称为“参军事”的职务等三种类型编制，其中“参军事”一职，如据杜佑本人在《通典·职官·郡佐》条的解释，其沿革及职能为在“隋为郡官，谓之书佐。大唐改为参军，掌直侍督守，无常职，有事则出使”。杜佑初仕所任济南郡参军事，是否就是这种直侍郡太守而并无常职的参军事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情理推测，其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情理，就是参军事一职犹如服侍长官的勤务员，没有具体的职任事务，所谓“直侍郡太守无常职”，相对而言不太专业，即使是没有吏道经验的初仕者年轻人也能做。因此，若给不到２０岁的杜佑安排这样一个职务来做，是有可能的。对此，我们若体会一下杜佑后来在《通典·礼典》中关于参军事在州刺史参加“州祭社稷”、州学祭孔典礼等活动时所起作用的描述，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杜佑的描述里，参军事在这类活动中的角色，只是在每一仪式环节进行的过程中，口宣身领，充当刺史的领位引导员而已。不过，如果从品子门资的情况看，对杜佑初仕所任“参军”为何职，还可作另一推测，即根据门资，这个“参军”又很有可能是录事参军。因为杜佑父亲最后的官职是西河郡太守，相当于上州刺史（汾州为上州），为从三品下阶，亦即若论杜佑的门资出身，应为从三品子。按照唐代门资出身的规定，从三品子出身，可从从七品上阶叙品入仕，州郡员吏官品之中，上州的录事参军为从七品上阶，诸司参军事为从七品下阶，参军（即所谓无常职的参军事）为从八品下阶。
上州建制，则杜佑的起家官，也有可能为济南郡吏员中品阶较高的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州郡吏员职务，按照杜佑本人在《通典》中的说法，其职“本为公府官，非州郡职（隋以前称州郡主簿）。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隋以录事参军为郡官，则并州郡主簿之职也。”“大唐武德元年，复为录事参军。”“掌付事勾稽，省署钞目，纠弹部内非违，监印、给纸笔之事。乾元元年，加进一品，仍升一资。元年建寅月又制，凡县令判司与录事异礼，尊其任也。”杜佑初入仕如果真是担任这个职务，则除了父亲的官品因素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点有关时人对他的能力评价的消息。换言之，杜佑初入仕，吏治才能就有所显露了（按：杜佑《通典》对郡佐诸职的叙述，似于录事参军独详尽。这一点，似可用为他曾担任过这个职务的旁证）。
又，唐设置济南郡的时间不长，只有天宝五年（公元７４６年）至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这十几年的时间。根据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对杜佑在济南郡的供职生活时间作一个推测。
《旧唐书·地理志》卷三八《地理志一》：“齐州，上（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淄郡。五载，为济南郡。乾元元年，复为齐州。”即：济南这次改为郡的时间是公元７４６年至７５８年，共１２年。杜佑如果天宝十一载（公元７５２年）入仕当年即赴其职，到乾元元年复为齐州前，可以在济南郡做五年左右的郡吏。换言之，杜佑任职济南郡参军的时间，下限当在乾元元年改制以前。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天宝十四载（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时年２１岁的杜佑可能正在济南郡，他是在济南郡遭遇并度过对社会和他个人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的安史之乱战争最初岁月的。
济南郡所辖地区在唐代更多的时间是州级建制，属于齐州的管辖范围。齐州地处河北道和河南道之间，唐初人口已达到３５万，是人口大州之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又由于地处河北与山东、江淮交通要路，政治地位也很重要，因而政府管理事务繁重。同时，齐州还与杜佑的家世有关，唐初太宗时，杜佑的曾祖杜行敏曾在这里做兵曹参军，并且因带兵捉送太宗第五子、当时的齐州都督府都督齐王李佑至京师，而在平定李佑之乱事件中立功。青年杜佑在这里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人生之旅，这样一段人生经历，政治体验历练，对于他以后的发展，包括政治观点的形成和行政管理吏能的锻炼，可以说都应该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致上与杜佑任职济南同时，在济南郡所在的河南道、河北道沿黄河诸郡，正活跃着一批后来在唐廷政界或文学界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如苗晋卿（天宝中河北采访使，驻魏州，后为相）、韦陟、颜真卿、韦元甫、独孤及（天宝中为华阴尉）、李翰（天宝十年为卫县尉）、李岘等人。这些人物，杜佑或耳闻目睹其人其事，或以后与之有过直接密切的交往，当都对青年杜佑的成长发展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例如韦元甫，天宝中在河南道滑州做白马县尉、本道采访处置使支使，因善于文案书奏，很早已有能名闻于世。本传谓“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数知名。本道采访使韦陟深器之。奏充支使，与同幕判官员锡齐名”。战后历任江南西道、浙江西道、淮南道等观察使、节度使。他是赏识、提拔杜佑于群吏之中，并辟为使府从事，带在身边为幕僚１５年的人，对青年时期杜佑的成长发展影响最大（见后述）。又如李翰，前已提及，为着名文人，他年长杜佑十余岁，是同时代另一着名文人李华的宗子，进士及第，大致与佑同时在黄河沿线为郡县吏佐，天宝乱后入朝为左补阙，以撰文力辩好友张巡睢阳抗安史乱军死节事并显扬其忠义气节而名播天下。从以后杜佑在淮南写成《通典》一书初稿时，曾数旬与翰讨论其书，并请翰作序的情况看，佑很有可能早就了解李翰其人，并与之有交往。再如李岘，天宝中在距济南郡不远的魏郡做太守，后任京兆尹，代宗时拜为相，也是一位对杜佑的发展有影响的人物。李岘，出李唐宗室、为佑父希望的提拔者信安王李"之少子，本传称“乐善下士，少有吏干，以门荫入仕，累迁高陵令，政术知名”，性格、特长似与杜佑有相近之处。由于有父辈相知的关系，岘任魏郡太守期间，佑即有可能与之有来往。以后战争爆发，岘在代宗整顿恢复社会秩序时，曾受命前往江淮主持选补，为朝廷网罗战后重建人才。从就在李岘这次主持选补期间，时已为剡县丞的杜佑官职得到升迁，调任润州司法参军的情况看，佑此次转迁，除了韦元甫的关系以外，很可能也与李岘有关（见后述）。
又，《新唐书·玄宗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济南郡太守李随、单父县尉贾贲、濮阳人尚衡等在济南以兵讨安禄山。由此可知，杜佑在济南为参军期间，他的上司长官之一是太守李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