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我们就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苏联解体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动新的冷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中心’地位，不去扛大旗，不去当第三世界的头。尽管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去了。邓小平同志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国际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要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原则，但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既不为外部的挑动刺激而锋芒毕露，也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赞扬或捧场而飘飘然。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保持较大的主动权。”由此可见，从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原则，这些韬光养晦所意蕴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当前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建构２１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内核。当然，邓小平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特定的国际形势下，用韬光养晦这样的语言对国际战略方针进行概括，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当时的特色。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简单地用原来的语言来表达具有丰富内容的国际战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好心态来理解和建构我们的国际战略，来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
２１世纪的中国要有个什么样的好心态呢？
第一，要力戒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树立自信和从容的气度。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遗留的贫困落后面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扎扎实实的苦斗是不行的。国家社会生活的现实已表明，中国完成体制改革和经济走向全面繁荣昌盛所遭遇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多得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也在不断出现，发展道路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挫折、风险甚至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浮躁和急于求成。中国发展到今天，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有了很好的基础并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只要中国稳住阵脚，自己不乱，不犯大的根本性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能够很快纠正，那么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集团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和从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错不得——大国一犯错误就是大错误，而且改正错误也特别难，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中国的事急不得——一急就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要犯错误。毛泽东的伟大，在战争年代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和成就，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进程的“时间表”。毛泽东讲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抗日战争要慢，毛泽东赋予抗日持久战一个“熬”字。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５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同月，在给刘少奇、黄克诚的电报中也指出：“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熬”不是被动地苦撑，而是主动作战，以小胜积大胜，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要快，却是靠“慢”来实现的。毛泽东讲解放战争要快，不想等到儿子一代才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取得胜利。要快点取得胜利，毛泽东却准备了３个关于解放战争进程的时间表，一是３年胜利，二是５年胜利，三是１５年胜利。第三个时间表是从美国直接出兵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种最坏处打算，从最困难的情况着眼的。争取快，准备慢，结果是解放战争３年就胜利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上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于求成。
浮躁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自信了就不会浮躁。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浮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不了解、不理解和不自信而盲目反对改革开放。如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一开始许多人就反对。肯德基和麦当劳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两家美国餐饮企业。当时一些人就认为要砸了它们，因为老美到中国来赚中国人的钱，中国的“白银”又都流到外国去。因为他们不懂：（１）美国人投了资，当然得让人家赚钱的道理。假如我们到美国投资赚了钱，不给我们分一份，那行不行？（２）美国人在中国办企业，为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的道理。假如中国完全取消外资企业，那就不知要增加多少下岗人员。（３）肯德基和麦当劳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道理。如果不开放，我们连信息也不知道。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讲的：“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这种要砸麦当劳的基层浮躁，在中上层的决策圈中也是有表现的：如邓小平所批的“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浮躁的基本特征是对某一事物缺乏冷静观察和认真分析，就凭原有的知识背景在言行上作出偏激的反应。这种浮躁既表现为急于求成的“左”，也能以保守的右得到反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力戒浮躁和急于求成，祖国统一问题上同样要力戒浮躁和急于求成。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方针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在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同年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又讲：“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时间。现在已经搅了十一年了，比方再搅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公开声明的。
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
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这是何等的自信和从容！而这种自信和从容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因为（１）台湾问题搅了１１年，仍然解决不了，现在时机又不成熟，那还不如放一放。（２）台湾放在蒋氏父子手里，比落到美国人手里要好，尽管美国有军队驻在台湾。（３）美国在台湾驻有军队，我们不能去打（不能打的理由无非是打了不见得好和军事力量还不能打）。（４）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有责任，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迟早会解决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自信和从容以及以这种心态指导的对台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以美国“撤军、废约、断交”三原则为基础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标志，不到两个１１年美国就放弃了对台湾的“霸占”。
今天，尽管国际形势和台海情况与毛泽东当时不同了，但是毛泽东那种自信和从容仍然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同胞是骨肉兄弟。台湾问题要开展外交斗争，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台湾问题不能国际化，要控制在“整家法”的范畴内，要做台湾全体同胞的工作，不仅要争取“蓝营”，也要争取“绿营”。我们要有这种从容和大度。因为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充分的信心：（１）对台湾局势发展要有信心，不管台湾局面有什么样的变数，也无论“台独”活动多么猖狂，台湾的国际法地位不会改变，只要大陆主政不犯根本性错误，台湾不可能从中国分裂出去。（２）对台湾人民要有信心。
台湾人民不仅向往民主、自由，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而且在反对外国侵占、热爱祖国方面有光荣传统，有通过文化整合、经济融合促进中国统一的理念基础。（３）对大陆自身的发展有信心。
２１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国际战略地位的提升和对台湾影响力的增强都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大陆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也就是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之日。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４）对我们的军事力量及军事威慑力要有信心。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现代化，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既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要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继续加强和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创造条件，为制止台湾“独立”提供军事保证。
祖国统一问题上的自信和从容，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分析基础之上的，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文化思想的保证。
如果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浮躁和急于求成，不仅不利于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而且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方面两个德国的统一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华民族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也应该像德意志民族那样自信、从容和大气、大度。
第二，消除历史悲情和虚骄之气，培养大气、大度和大勇的风范。苏轼在《留侯论》中有一段经典论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是大家，被他称赞的留侯张良也是个大家。他们都具有“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的大气、大度和大勇。大气、大度和大勇的对立面，就是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就头脑发热，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２１世纪的中国要有大气、大度和大勇的心态，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精神，又要超越这种精神并赋予现代民主、自由理念而重铸和再建。
要重铸和再建２１世纪中华民族大气、大度、大勇的民族心态和风范，最关键的是要消除历史悲情和虚骄之气。中华民族的历史悲情和虚骄之气，是由泱泱大国的历史与近代遭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这两方面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中国在１８世纪还是个泱泱大国。她的版图东到大海，西至葱岭，南到百越，北至大漠，在东亚大陆上已达到当时交通能力能达的极限。人口已经超过３亿，几乎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２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方法也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极致。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以与此相联系的神权、王权、父权三位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使中央政府依靠很少的官吏队伍却有效地管理辽阔的版图和众多的人民。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创造了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得以长足的进步，并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时的欧洲对中国也顶礼膜拜。莱布尼兹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还建议仿造中国形象文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文字。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在１７６２年发表的《中国人信札》中，经“中国间谍”带着清朝官员周游欧洲并对欧洲所见所闻发表看法的形式，对欧洲提出批评，使欧洲人对照中国的生活模式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中国模式”成为欧洲人力争效仿的榜样。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在中国那古老的帝国土地上，存在一种由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完全是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种模式只要照搬到欧洲就可以了。伏尔泰甚至不无错误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的意见都会认真听取。法国的重农主义者极为赞赏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专制制度。
着名的经济学家魁奈把中国的天地和谐、天人合一、重农抑商的思想引为自己理论的知己。欧洲人把中国说得奇妙无比，是富裕、平静、安全、讲求艺术的天朝。欧洲人的崇中的心态掩盖了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批评，“天朝王国”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头脑中，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也是“天朝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