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泱泱大国，观念上的“天朝王国”，在现实中却是一败再败于西方“蛮夷”，如此强烈的反差激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愤慨。亲历鸦片战争祸乱的冯桂芬把民族的愤慨强烈地表达出来。他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性，莫不冲冠发指，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知耻之，莫自强。夫所以不知，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知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这种民族悲情唤起了中国自强变革，但仍败于西方列强，被迫签订了无数的丧权辱国条约，最后沦为被鲸吞瓜分境地。这种屈辱的历史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悲情，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的历史情结更加浓烈，更加深重，更加普遍和持久。与这种历史悲情相联系的是虚骄之气，即中国稍有进步就认为不得了，又可恢复和享受“天朝王国”之荣誉了。
１９４９年在毛泽东“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声中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悲情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释放和宣泄，中华民族的心态得到一次慰藉。由于中国并不富强，历史悲情和虚骄之气没有实现“历史的终结”，仍然存在于中国民族的意识中，反映在对外认知和政策上。
历史悲情起着唤起民知，凝聚民心，推进变革和反抗外国侵略的重大作用。在现代条件下不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条件，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离未来。但是中国如果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总是耿耿于历史的苦难和仇恨，中华民族就不能够形成大气、大度、大勇的大国风范，中华民族也不可能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伟大的成熟的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成长为世界大国。当今世界是知识的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当今世界是经济竞争的时代，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是制度竞争的时代，是知识竞争的时代，是科技竞争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更是文化竞争的时代。特别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依靠先进文化注入动力和把握方向，而且整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更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完善。浓烈和持久的历史悲情已影响我们对外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也不利于我发展成为世界大国。
世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历史悲情和虚骄之气的严重危害性。中国着名学者李慎之指出：“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太神气，对中国咄咄逼人太不客气，可见其帝国主义本性未变，堂堂中国哪能受这样的气？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５０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要请大家注意。”国外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成为世界大国最大的考验是对美关系，死角是中日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摆脱由近代史造成的严重的受害者意识，形成理性的大国意识。消除受害者意识既是国家形象问题，也是社会形象问题，关键是中国如何运作。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中国国民能否摆脱受害者意识，而以主人公的意识来面对世界。
只有形成一个生动的、理性的市民社会，才能为成为取信于世界的大国奠定基础。中国恰恰在对美、对日关系上受历史悲情的影响而出现许多变数。因为中美关系已有一章作专门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对日的心态问题。
日本１８９４年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吞并中国的台湾。１９００年又与欧美国家一起出兵中国，成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日俄战争后接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１９１０年吞并朝鲜；１９３１年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东北搞了个“满洲国”；１９３２年在上海挑起战端；１９３７年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
在这历史过程中，日本都是侵略的施害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受害一方。按邓小平的说法，“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邓小平同时还讲：“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这些话是同访华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讲的。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
讲历史问题是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那么，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讲清了没有？是否也可以一风吹？
对于历史问题，中日两国先后签署的三个重要文件已基本达成了一致。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日本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痛感责任并深刻反省。……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起初，中方草案中的表述是“战争赔偿权利”，后来双方妥协把“权利”改为“要求”。对此周恩来有一说明：“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１９７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旨是中日和平友好、反对霸权主义。在此背景下，对于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并没有特别提及。１９９８年《建立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宣言》则表述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本遵守１９７２年日中联合声明以及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的内阁总理大臣讲话，对过去一段时期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莫大灾难及损失痛感责任，并深表反省。（村山首相讲话如下：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采取了错误的国家政策，走战争之路，把国民带到存亡的危机之中，并通过殖民地和侵略，给众多国家，尤其使亚洲各国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我们虚心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在这里，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中国希望日本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双方发展长期友好关系。”从上述３个文献来说，中日双方在政府层面上对于历史认识的基本态度是前后一致的，是尊重历史的。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证明：凡是在历史问题上尊重历史真相，中日关系就会顺利发展，反之，中日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或明或暗的影响。从１９７２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十多年，“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成为中日双方的重要议题，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中日友好氛围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存在着。例如，在日本出现了“中国热”。据当时日本总理府（现为内阁府）每年实施的舆论调查，直到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发生前，对“对中国有亲近感吗？”的设问回答“有”、对“对中日关系是否良好”设问回答“良好”的比例，每年都占全体的７５％左右，远远高于回答“没有亲近感”（２５％左右）和“不好”（２０％左右）的比例。这种良好的感情状态一直得到持续。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同样也是建立在尊重、友好的感情基础之上的。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在中国掀起了日本电影、电视热，便是一个例证。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日友好关系不是向前发展的，中日双方许多人都对中日关系的现状以及不远的将来持悲观态度。１９９９年人民日报网站的《强国论坛》开通，现在日浏览量达１０００万人次。在网站上充斥着许多对日本不友好的声音。在日本，上文提到过的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中，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８年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和“中日关系不好”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表明近年来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和认识在后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人觉得无论怎样道歉，中国人还是反复执拗地要求日本没完没了地道歉、反省，很多日本人对此已感觉厌烦，“中国也不要太过分”、“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之类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强。显然，中日双方民间对立情绪的产生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中反映出背后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中日未来的发展更值得中日双方深思。
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方针，处理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日友好关系得到发展。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处理国家间历史问题的总方针，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中日关系上，贯彻和落实这一方针仍有一个过程，还有一段路要走。特别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改变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可能出现新的变数。中日间的历史与其说是“历史”问题，还不如说是未来的问题。
中日两国关系的现状，源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的结构性重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是日本正急切地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亦即在已有的经济大国之外，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军事权利”。这种结构性变化带来两方面的认知问题：
中国迅速走向强大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中国二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对于经济一直停滞的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日本除了着急和嫉妒外，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不久将会成为仅次美国的“超级大国”，成为日本的威胁；援助中国会间接地助长中国的军事大国化，从而导致“中国威胁”的增大。这种认识的强化，必然会危及中日经济合作乃至中日关系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中日间的和平与友好，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权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软弱无力的政党内阁无力阻止日本军队对国家权力的垄断，结果让军队劫持了整个国家。今天，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和和平宪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日本迈向军事大国，不能不让邻国格外地担忧和警惕。”
在这种中日关系结构性变化中，中日两国要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中国必须进一步摈弃由各种原因造成、多种情感混合的虚骄之气——中国虽然有了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日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骄傲”。日本的ＧＤＰ为中国的４倍多，人均ＧＤＰ为中国的４０多倍。以大气、大度和大勇的风范处理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即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是日本人民的选择，我们既不要担心，更不要反对。
对日本国内帝国主义倾向要保持警惕和进行斗争，但根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日本将对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受人侵略和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报复去征服过去的敌人。当前要从思想认识上交流会通做起，造成思想认识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中日两国间全面交流会通。思想认识的交流会通就是开展有序、有效的对话。在中日间建立从政府到民间，从企业到学界，从年长者到青年，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以及军事等多领域、多方面的交流会通。这种交流会通不讲场面浩大，只要真实的思想交流，不求表面热闹，要讲内容实在，不要同而不和，追求和而不同——对话不争论，更不是冲突，对话并非一味地说服对方，使对方放弃观点转向自己的立场。对话本身并不要求达成一致，实际上对话过程就是相互理解和沟通的过程，也是达成一致的过程。
从中国方面讲，要多宣传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合作。
如中国民众对中日间３个正式外交文件的基本内容所知甚少，对于日本及其领导人在正式文献与正式场合中的反省声明更是知之不多，从而使得普通民众并不清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究竟反思了些什么，更不了解日本人民是怎样认识历史问题的。以至中国民众大部分认为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没有丝毫反思与改进。又如，普通民众都知道日本战败后，中国为了中日友好大局，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要求，但并不知道中日建交即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日本对华贷款已达２.７万亿日元和新增拨款７２００亿日元。这些贷款是在双方心照不宣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赔偿”。实际上，许多日本人作为个人是真挚地接受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共同宣言》精神的。“并从这样的心情出发，参与了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不可能看到的诸多‘中日友好组织和运动’。还有，致力于对华贷款的实现和增加，通过无偿援助建设教育、社会、医疗、培养人才等的设施，为了中日友好的志愿者活动（改善环境、绿化沙漠、支援教育等）等等，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的努力。”一些人把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进的正当要求，尤其是把日本从战败国恢复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军事诉求，看做是想放弃和平发展模式而重新走军国主义道路。这既有日本方面的原因，也是交流会通不够所致。
在日本，特别是小泉首相上台后，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表示以后每年都要参拜，严重伤害了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也毒化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气氛。有不少人怀疑中国方面的做法是在打“历史牌”，把历史问题当做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要价的筹码。甚至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都是对日本的威胁。中国是日本的灾祸，现在就要遏制中国，这些论调是日本极右翼的造谣惑众，同时也因为交流会通不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
由上所述可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两国民众心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对立与不理解。民众意识与官方意识还存在相当大距离。即使是官方达成的一致与相互理解中，仍存在着可以改进与增进理解的空间。中日双方应从交流会通方面做起，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加强相互理解，逐步建立战略互信，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会成为好邻居、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