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韬什么光，养什么晦？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做什么？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行韬光养晦，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威胁论”盛行于美国、日本、东南亚。可见，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既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瞒，也就没必要把韬光养晦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中国是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信息时代韬光养晦难以操作。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已不再是政府控制下的垄断资源，民众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从第一现场或网络平台知道一些事件真相。政府靠隐瞒实情来控制局面的目标越发难以实现，更何况隐瞒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目标呢？在信息化时代，政府隐瞒事实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得到的利益大得多。民众越是得不到真实信息，就越发产生恐慌心理，更何况隐瞒国家大战略大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呢？在信息化时代，韬光养晦在操作上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会越来越高，最终很可能是得不偿失，反倒违背韬光养晦的初衷。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应变韬光养晦为阳光态度、大国精神，占据国际主流空间。
与上述第一种观点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内外形势变化，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还是要坚持。
理由之一：“韬光养晦”是指中国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够稳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中国不要在国际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不要去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邓小平特别叮嘱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邓小平当时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韬光养晦”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占１/５世界人口的实践来说话。“韬光养晦”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别的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到２１世纪中期，要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当今时代，中国在处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处理大国关系问题、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时，仍应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
理由之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背景因素没有变。当年中国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当时中国外交处境艰难，严重失衡的国际力量对比对中国极为不利，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几乎是孤掌难鸣。但时代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国际上没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态势，中国也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紧迫情况，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埋头苦干、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现在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没有得到纠正，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态势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中尽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但中国并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中国发展的机遇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当初中国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
理由之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中，得不出中国为了消灭对手而掩饰实力、等待时机的结论，也看不到中国强大了以后要与谁争霸世界的意图。“韬光养晦”本义是指收敛锋芒，隐藏自己的声名和才华，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邓小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韬光养晦”，便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即“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在国际风云变幻和西强我弱的非常时期，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一是从国际环境意义上维护国家安全，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二是在营造的安全环境下致力于经济建设，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总之，从“韬光养晦”战略提出的内因角度讲，它是为了通过中国的发展从根本上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外因角度讲，它是为给中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相对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看，都不存在强大后与谁争霸的意图。同时，必须明确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反对霸权主义与争夺世界霸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坚信共产主义也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推翻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后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认识。因此，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与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间，并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担心的“悖论”。判断是否“韬光养晦”，并不是看这４个字是否已被公诸于世。既然“韬光养晦”的要义是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埋头苦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那确实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的，“韬光养晦”与“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完全不矛盾。在外交实践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又具有很现实的可操作性。
理由之四：在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动荡年代，“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分析复杂局面的思想方法，而且包含了解决外交难题的行动方式。苏联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占据过的主导地位，不去扛这杆“大旗”，“不扛旗”的思想使中国减少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可能承受更多额外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中国不去寻求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不去聚集部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立，“不当头”的思想使中国既巩固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一外交的立足点，又保留了外交上的许多主动权，在国际斗争中可进可退，游刃有余。如我对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关系处理上。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与中国同出一源变为南辕北辙，但中国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其内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人为树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超越意识形态主动交朋友，使中国与苏东剧变后产生的新国家或上台的新政权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
理由之五：特别为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思想方法。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感到在战略上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因此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对华政策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美国眼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且是正在高速发展的共产党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美国所不喜欢的。美国认为发展起来后的中国有可能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而且会危及美国所赖以立国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对于这样的国家，美国必须要加以限制，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要削弱中国赖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使中国能够在不失控的情况下走向分裂。中国人对美国的这种心态进行了精辟的概括，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
在台湾问题上，不论是共和党人主政还是民主党人主政，美国历届政府迄今为止向中国所做的所有承诺，“三个联合公报”也好，“三不”也好，都有一个暗含的前提，那就是，台湾问题不能以非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而不愿意看到中国因统一而更加强大，变化的只是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毕竟还有若干共同的利益，中美都不希望双方的分歧失控引起冲突，伤两国元气，双方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南亚、南中国海等地区的稳定，双方都能从与对方的贸易中获得实惠，双方都在核不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打击国际犯罪等领域有合作的需求，等等。因此，中美关系的逻辑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国关系是脆弱的。但由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两国关系又是有韧性的。因此，两国关系虽然很难有长时间持续的良性发展，但每当两国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时，两国又总能找到妥协的方法，使双边关系克服破裂的危机。鉴于这样的情况，当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太乐观，而当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对于中美关系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看法，要避免一时一事来左右外交政策的情况。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蕴含着对西方国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中国在涉及自己主权独立的根本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坚决斗争，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斗争但不寻求对抗，“不对抗”的思想使中国既扞卫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维护了大国关系的基本格局，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正是有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思想，中国外交才迅速摆脱了１９８９年以后的困境。
理由之六：从国内情况考虑也必须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目前我国的安全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个目标至少坚持几十年。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强盛了，不用再“韬光养晦”了，应该实行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这种看法未能正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现在的中国与建国之初的中国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但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差距仍然不小。现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影响所及主要在周边亚洲国家。就国内来讲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西部的最终发展和“三农”
问题的根本解决，才能使中国真正走向强盛。因此，中国之忧不在国外。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以及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当前，国内的人口、失业、老龄化、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台湾问题及国际金融资本问题使中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的遏制，赢得长远的安全利益，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韬光养晦和艰苦奋斗。同时也必须明确“韬光养晦”丝毫也不意味着不加强国防建设，正如前面所说，“韬光养晦”的“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国防现代化。因此，“韬光养晦”是有利于国防实力增强的。
五、面对２１世纪——中国要有个好心态
韬光养晦的争论，反映了人们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不同认识和看法又源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心态。原先更多地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等政治立场找不同认识的根源，或者把不同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立场上分析和处理，结果既败坏学术风气、学术氛围，影响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又造成不少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和投机分子。政治文明进步和媒体发达，使人们都可以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我国际战略、对外政策等大政国策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进步，讨论中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也是正常的。因为各种不同的认识各有自己的道理和予人以启迪或警示，大家又是以赤诚的爱国心和坦诚的态度参与讨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如果是因为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程度所致，那么随着见识的增长，各种观点可以改变并趋于真理性认识，而且在真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如果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是由于心态所致，那就有些麻烦了。因为俗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心态不好可能在认知和行为上会出现不可理喻的情形。
温家宝总理曾讲过：“我常常给大家介绍一个１３亿的简单、但却很复杂的乘除法。这就是，多么小的问题乘以１３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１３亿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温总理是从经济角度讲，但对政治、对社会情绪何尝不是如此呢？一点火星可以燃起燎原大火。
在信息时代一个带有煽动性的荒谬思想火花，在中国这样具有历史“悲情”的、民族情感尚待现代化的社会环境里，都有可能形成不可抗拒的和不可理喻的社会行为。历史的经验和案例不需赘举，但是２１世纪的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态，不要情绪化地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
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不同认识，有些是源于心态的不同，多少带有情绪化的因素。那么怎样理解“韬光养晦”这个中国古代成语所表达的现代中国外交思想呢？对此，由江泽民题写书名，中宣部、外交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编写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对韬光养晦作了全面系统准确的论述：“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