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既有其必然的社会基础，又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些原因发端于福利国家政策在后现代国家的普遍失败这一事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医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一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这一政策使以美、英为主的后现代国家福利开支日益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政府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非营利组织等有其优越性。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甚至更为强劲。在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菲律宾、巴西出现了成千上万个的非营利组织机构。同样，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一时期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比较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过“二战”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衰退时期，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人们纷纷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表示怀疑，而对于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人们又表示普遍的恐惧。这种对政府和市场同样的不信任加速了人们自己组建组织，进行自我帮助的进程。在发展中国家及东欧、前苏联，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政治问题日益显著、经济发展陷入怪圈及政府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等都引起人们向往一种自由、平等的组织形式。在这么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非营利组织适时地走入人们的视线，并开始发挥作用，成为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可替代的一种组织形式。
2.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对于探讨非营利组织为什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观点很多。亨德森（keithM.Henderson）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聚、立、推、拉等功能，即能集聚一批热心的志愿人员；能树立社会公德意识，维护人们多元利益；能推动政府关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能拉动开展资助者价值观的活动。也有人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其中莱斯特·萨拉蒙对于非营利组织兴起原因的分析最为全面。
萨拉蒙认为非营利组织存在的原因有五个方面：
（1）历史的原因因为社会存在于国家之前，当人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发现通常在志愿组织中与别人一起行事是有用的，甚至在政府产生后，大家也习惯于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即人与人之间通过互助解决自己的事情的习惯是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2）市场缺陷即当存在对“公共物品”搭便车的行为时，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使个人群体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以解决他们共同需求的但又无法使大多数人都支持的公共物品，作为一种克服市场缺陷的机制。
（3）政府缺陷由于政府行为往往伴随着臃肿、不负责任和官僚化，人们仍然存在着更倾向于由非政府机制提供的服务和回应公共的需求。
（4）多元化／自由
（5）团结（聚集）
这些原因主要是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出发点提出来的，较为全面地对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原因进行分析。而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综合而言，可从如下方面分析：
1）历史渊源
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社会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也就是说，先于政府机构形成的社区要帮助处理人们共同存在的问题。开始人们不得不自行解决这些问题，但后来发现同其他社区联合起来成立志愿组织来做这些事对他们更有益处，于是产生了志愿防火组织、学校、收养机构及其他组织等。即使在政府成立之后，美国人也愿意继续利用这些组织，因为他们害怕君主制和官僚主义的沉渣再次泛起。因此，人们仍然依赖自己，直到他们认为政府的帮助是必要的。一旦这些组织建立起来，即使政府进入了历史舞台，它们仍然继续下来，并且经常帮助政府实现其使命。以各种基金会（Foundation）为例，它是拥有自己的主要资金来源，并有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旨在促进社会、教育、慈善和其他公益事业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因而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济危解困”是一个古老的伦理观，一向被视为美德。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很早就出现了阐释这一伦理观的论著。古代希腊和早期罗马时代，“行善”一词包括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个人的善举和对整个公众有益的行为两层含义。从其实践上看，似更偏重于后者。例如建于公元前387年的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就是为培养其理想国中的贵族而对年轻人实行免费教育的机构，它不是单纯救济穷人的手段。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出资为特洛伊修建供水设备，在德尔菲建运动场，在科林斯建剧院更是为整个公众谋利的行为。早期罗马时代，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基督教出现以后，“行善”的概念和实践发生了变化。它开始具有宗教色彩。按基督教教义，“行善”就是施舍（mercifulgiving）——给贫苦无靠者直接的援助。它是上帝要求教徒和教会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罗马帝国的一些城市出现了教会组织的济贫所之类的机构，为贫困者发放食品、衣物等。教会借施舍而大量收受教徒捐赠，经济实力逐渐膨胀，逐步发展到对政治的干预。这使当时的统治阶级深感不安，曾采取限制措施，遏止其发展。至公元4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短暂统一罗马帝国时，皈依基督教，特发赦令重申教会接受慈善捐助举办济贫事业的权利，教会对慈善事业的管理和控制才又逐步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慈善的观念和行为源远流长，它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的一种现象；“慈善”一词的概念既有单纯的济危解困，也包含改善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美国的现代基金会是在后者的理论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理论，它的重点不在资助建立医院而是资助发现病因，预防疾病的医学研究；不单纯发放食品，而是大力支持提高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研究；也不仅仅给失业者以救济金，而是提供经费协助经济学家找出防止失业的手段。换言之，它注重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标。
2）经济学原因
由于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对于非营利部门的功能需求，这是非营利部门存在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非营利部门？哪些因素决定了物品由政府、私人市场还是非营利部门来提供？
政府部门、私人市场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当代经济学较好地论证了私人市场的存在及其均衡模式，后来又发展了公共部门理论，对政府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任何投票者都有对于物品的需求（包括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这三者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相互替代性。
（1）市场失灵
市场可以非常好地处理个人消费的物品，但是市场却没法很好处理那些共同消费的物品，如国防、社区安全等，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公共物品一产生，任何人均可得益。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结果就会造成几乎无人想购买公共产品（虽然公共产品对每个人都有利益可得），除非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进行协商、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共同付款的协议。但这种情况在一个大规模的集团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消费者之间各自应该支付多大份额的价款进行谈判和协商是极其困难的，成本相当高，足以阻止最后协定的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建立非市场机制，如政府通过个人征税，政府迫使每个人分担公共物品的成本。
而非营利组织是另一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机制，它使个人群体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以解决他们共同需求的但又无法使大多数人都支持的公共物品。同时，尽管有些人不付款也可以从某些组织行为获得利益。但如果他们的确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价款，他们就会从中获得更高的心理利益（psycnologicalbenefits）。所以，非营利组织也将尽可能通过宣传出款人的知名度来加强付款人的这一情感享受。公共物品的存在只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提出市场失灵有8个主要的根源，其中6个与营利组织的兴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①竞争的缺点，市场竞争存在盲目性的缺点；②通过不完善市场；③公共物品（前述）；④外部效应；⑤信息不足；⑥失业、通货膨胀及失衡。斯蒂格利茨认为是这6个根源导致市场处于低效率状态，这说明要是市场经济自行运行，将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2）政府失效
这可用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的政府失效理（governmentfailuretheory）来解释。该理论认为，由于政府行为往往伴随着臃肿、不负责任和官僚化，人们仍然存在着更倾向于由非政府机制提供服务和回应公共需求。同时，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medianvoter）的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过度需求（exceeddemand）或特殊需求（differentiatedtastes）等得不到满足，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为这一部分人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他们的特殊偏好。总的来看政府公共物品的限制表现在：
a.种类限制（categoricalconstraint）。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总是普遍的统一，有特别的偏好的公众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就为非营利组织产生了空间；同时，政府能力有限，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新项目的试验，为了达到服务全体公众的目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进行补充。
b.多数限制（majoritarianconstraint）。对于公共物品和政府的施政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看法，当政府遵循多数原则的时候，另外的少数便留给了非营利组织负责回应。
c.时限（timehorizon）。在短暂任期的限制下，政府官员仅倾向于关注短期问题和结果，而长期的社会问题解决和关注留给了非营利组织。
d.知识限制（knowledgeconstaint）。政府为了获得政策决策需要的信息，鼓励建立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和机构。
e.规模限制（sizeconstraint）。政府机构需要非营利组织作为协调机构，发挥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纽带作用。
政府失效还表现为信息不完全、政府官员的动机等。因为信息不完全使得政府难以确定把公共福利给予那些真正需要关怀或帮助的人，如果把真正应该享受福利和不应该享受福利的人区分开，其成本可很高。非营利组织具有的公共利益性和自我治理性正好弥补政府部门的这一缺陷。政府官员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政府政策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设计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非营利组织具有志愿性、私立性及非利润分配性，这就决定非营利组织参与者能够以更大的公共目的性去处理公共物品。
韦斯布罗德是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原有的经济学方法拓展到对非营利部门的分析中。他遵循的仍然是需求-供给的分析方法。在他的分析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是满足个人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相互替代性的工具，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互补关系。他的理论开创了经济学解释非营利部门的先河。
（3）合约缺陷
合约缺陷理论是由美国法律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提出的，用以解释在市场机制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韦斯布罗德更多关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汉斯曼则更多地解释了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区别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活动只能由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营利组织来提供？汉斯曼从营利性组织的局限性入手开始他的分析。他认为在有些领域，消费者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评估服务的质量，当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就会发生合约失灵。有时是由于服务购买者并不是最终的消费者。例如，一般情况下，中年人常常为他们的子女或老人购买消费品支付价款，这也是造成对消费品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困难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尽管购买者可凭经验对新购产品给出经验的评价，但直接消费者（如小孩和老人）常常无能力评判产品质量，从而无法将信息传递给购买决策人。有时由于服务本身的性质过于复杂，消费者对它难以评估，如医院等。因此存在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契约缺陷，消费者在选择服务往往会选择自己依赖、不需要花太多成本去了解的组织进行服务。如果服务由营利性企业提供的话，它们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不对称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非营利组织则不同，由于受到非利润分配性的约束，所以它们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可能性小得多，因而在消费者看来就值得依赖。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个人，包括组织成员、管理人员、理事等。净收入必须得以保留，完全用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在汉斯曼看来，“非分配约束”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性组织的最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非营利组织在提供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和服务时，尽管有能力去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而且不用担心消费者的报复，但它们仍然不会去损害消费者的由于它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参与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产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从而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约束”，实际上是在市场可能出现“合约失灵”时，对生产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种有力的制度约束。这是非营利组织使消费者无法通过通常的合约方式来监督生产者（即“合约失灵”）时的一种制度反应。
3）政府支持
各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通过制定非营利组织的法规、政策给予非营利组织支持，并给予财政拨款以及购买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如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政府的作用就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