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两性关系、欲望世界、女性议题的时候，新世代女作家的文本叙述中，不仅暗藏了一种洞穿世事的锋芒，一种人性发掘的深度，也流露出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性别观点。
两性关系的相处模式，在爱情婚姻的世界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而对爱情乌托邦的拆解，又往往来自于对男权社会的经验与解读。宇文正的小说，常常以女性观点来铺排爱情故事，但她笔下的女性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分手的挫败，在这种爱情历练中日渐成长的女子，对爱情的幻象和男权面孔的伪善，有了一种痛苦的生命经验的洞穿。
《世纪末爱情》中，一个貌似浪漫、实则以不断掠夺女性爱情来供养自己所谓“诗心”的成年男子，轻易地俘获了第一人称的“我”的心灵。“我想他是汪洋情海中的大力水手，在情爱的世界里活得游刃有余。”“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切给了他，但没过几个月，他已经移情别恋，把当初的结婚约定抛到九霄云外。“之后我经历著恋爱、分手，解读复杂的男人，亦摸索著自己内在的幽暗与光亮。而他的诗陆陆续续在副刊上发表。阅读、思考他的诗，企图找诗里自己的影子，然后我发现这样多的女人与爱情供养了他的诗心，爱情在他灵魂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男人玩着这样的把戏已经好多个世纪了。”宇文正还喜欢在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分手的故事，更深刻地触及到两性关系的本质。《世纪末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在移情别恋之后，居然又来骚扰被他抛弃的“我”，不断重复上演他对女人的那套把戏；《台北下雪了》虚拟了一个渴望旧爱的雪景，早已结婚的男主人公对分手多年的女友的再度诱惑，终究还是“走调”、“断弦”了；而时间对于分手故事的延续，不过是再次验证了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解读。
凌明玉的小说题材，常常触及婚姻与爱情重叠的神秘地带，女性人生的幽微心境，它赤裸辛辣地挑衅着理想的爱情原型，不断消解着爱情的幻想与神话，并传达着新世代的性别观：“这个时代的男与女早已跳脱了制式的组合。”《爱情乌托邦》这篇作品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在轻盈自如的叙述风格中，举重若轻地透视了两代女性的情感困境。对于母亲和如姨这一代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经历两个女人角逐同一个男人的同性之战，更要面对感情不专的父亲强加给她们的男权面孔。遭遇遗弃命运的母亲，和忍受婚后寂寞的如姨，她们解脱婚姻困境的传统途径，一是通过生育子女，关注自身延续的复模，来掩藏逐日递减的爱情。二是遵从《圣经》教导，以女人对丈夫无条件的恋慕、忍耐、包容、相信等所谓美德，去建造爱情乌托邦。到了女儿这里，每当爱情来临，她总忍不住去怀疑的不信任感，既让她陷入了始终无法致专于爱情的困境，也让她大胆碰撞和解构着传统的女性观念：女人要不要依赖另一个性别？如果要，是否必须相信所谓的爱情乌托邦才能生存？如果不要，可不可以借着关注自身以及自身延续的“复模”，走进女性的世界？女儿对爱情乌托邦的颠覆表明了新世代洞穿世事的犀利，而无法解决“无性繁殖的自然结晶”的难题，又随时提醒她们这种两难的选择。在《幸福的青鸟》中，凌明玉还以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手段，将男女相处过程的画面一幅幅呈现出来，由此拆解了人们对于婚姻幸福的期待。从婚后幸福的坠跌，作品悟出了“两个人的幸福，始于爱意之初，一个人的幸福，却始于婚姻生活独处的空档。”在经历了无趣的十年结婚生活之后，女主角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置身于幸福的夹缝中，而不自知，那幸福就像某诗人的名句，被压得扁扁的，无法承载那么多的期待，幸福在黝暗的夹层里变得薄弱干枯，终于就要挥发成一缕烟雾了。”男女相遇，从幸福的开始——幸福的顶端——幸福的坠跌，这一人生曲线中早就潜伏了“幸福的裂痕”，只是处在“幸福的夹缝”中的人们不自知而已。凌明玉在一种情理兼蓄的冷调书写中，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有关爱情、婚姻、幸福、男人、女人这些字眼背后的真实面目。
同样涉及对爱情乌托邦的拆穿，朱国珍的戏谑化描写走得更6。
《悲剧喜帖》以貌似荒诞的情节设置，讲述一对恋人因看透了婚姻的悲剧实质，在结婚时发放“悲剧喜帖”而残酷应验的故事。这对恋人“一致认为婚姻是一场悲剧，是普天下人类将共同经历的悲剧，而我们只是比别人勇敢地认清了这个观念的内涵，不再如怀春男女般寄予‘婚姻’这个制度任何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由于清醒的婚姻意识，这对“悲剧夫妻”居然和平共处，缔造出“喜剧结局”来。不料结婚一年半后，男主角突然遭遇车祸身亡，婚姻和死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悲剧呢？女主角陷入深深的迷惘和痛苦之中。更令她精神轰毁的是，丈夫生前居然有感情外遇，并为私生子投了巨额保单。她“以为自己已经善尽经营之责，将爱情，事业，甚至人性都面面顾到，设想分明，却不料被一个拆穿的秘密搅得风云变色。”谎言、背叛，成为制造最大悲剧的基因。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原以为自己拆穿爱情、婚姻真相的世事澄明，能够让她从容冷静地应对生活，没想到，生活本身对她的人生预设的拆穿，却让她再也无法从容起来。
欲望世界的观察和处理，是当下台湾社会欲望泛滥现实的写照，也是文学走进“百无禁忌”年代的一种禁区突围。它所带来的人性探究，更切近生命本体；由此造成的欲望喧哗，也映射出物质消费时代的理想失重和人生浮华。新世代女作家对欲望世界的处理，在陈雪、邱妙津、杜修兰、洪凌这类作家笔下，是以裸露狂放的情色题材和书写方式，去描摹同性恋世界的“酷儿之恋”，以激进而异端的边存在挑战主流社会秩序。而到了郝誉翔、凌明玉、成英姝等人笔下，则是深入女性的隐私生活，重新发现、清理、表现女性的欲望和人性真实。郝誉翔的代表作《洗》，窥见了常态生活中的变态。女主角嫁为人妇，百无聊赖。尽管卧房之内毫无鱼水之欢可言，进了厨房的她却要天天烹杀活鱼伺侯公婆。惟有在浴室中清洗自己的时候，所有与异性邂逅的心境，与同性相处的情愫，都在女主角对自己身体的抚摸凝视中一一复活。而这凝视最终却变成窥探：女主角对自己身体、欲望的“自看”，有人从对面楼顶对她的“他看”，以及她也在偷看看她的人。《萎缩的夜》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一个照顾老病以至去世的父亲的女儿，对亲人之间爱恨恩9纠葛的回忆。生活在专制父亲的阴影下，母亲的一生都在不幸中度过；而父亲之命造就的招赘婚姻，又让女儿在丈夫的遗弃中独守空门。特别是作品大胆深入了鲜被作家涉猎的自慰禁区，将母女孙三代欲望的轮回、乱伦的暗示，处理得令人读来战栗。郝誉翔对记忆和欲望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清洗意识，她谈到：“这些文字便成了多年来我学习如何清洗自己的成果。”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郝誉翔铭刻我们看及看待身体的经验及欲念，而且多半是非礼的。她开了扇文字的窗子，看到种种情欲的异象及臆想”，“藉一切伦理、政治、时空、性辕别关系错位后的可能，拼凑出我们不8正视的生命变体与异形”。女性议题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有着知识女性背景的新世代女作家来说，始终流贯在她们的创作中，在为她们观察社会、解读人生的一扇窗口。与前行代作家相比，她们不仅争取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还需要开一扇自己的天窗，以便冷眼看世界，热笔写人生。新世代女作家虽然并未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她们对女性议题的碰撞，却在不动声色之中显露锋芒；拆解和颠覆，成了她们强有力的言说方式。
成英姝的短篇小说集《好女孩不做》，在对不同类型的女性群像的呈现中，采用了“他看”、“自看”、“互看”的多种观察角度，碰撞了男人看女人、女人看自我、女人看女人的多重价值标准，由此打破了好女孩与坏女孩角色的刻板规定，探索了爱情与欲望的陷阱，也翻转了人们的既有认知。
在《天使之眼》这篇小说中，成英姝以反讽笔法，一步步拆解了男权暴力的狰狞面目，读来令人不寒而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优雅如诗的中年男子，他有着建筑师的职业，艺术家的风度，爱上一个有着天使般眼睛的女孩子并与之结婚。女孩子的绝美纯真引发了男人的爱怜，但这种爱是充满自私专断的占有欲望，男人把女孩子当作“他的瓷娃娃”，而惟有捏碎了她方能显现她“叫人心碎的美”。婚后的生活中，女子虽然生儿育女，虽然也有过企图逃离的举劫，但表面上仍然像过去那样安静、柔弱、羞涩，只是天使般的眼睛失去了光辉，像蜡烛熄灭那样，冷却了。而这女子，已经在男人“他看”的目光中被凝固为恋物，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化身。丈夫不能容忍她的每一点细小变化，“当他望著她的眼睛时，他有一股念头想把她的眼睛挖出来。那空洞透明的一双眼睛。”于是，男人以爱的名义进行虐杀，女子天使般的眼睛被残忍挖掉，怀有身孕的躯体被鲜血浸染，一对天使般的儿女也惨遭毒手。谋杀案发生后，男人也曾重返谋杀现场。端详着妻子的惨死景像，他哭泣许久，但这眼泪不是为妻子所流，而是哀伤音乐中所唱的：“告诉我我的天使的眼睛为何不见了？”整篇小说，一面是男人优雅如诗的叙述，一面是梦魇般的残酷暴力；表面上是男人艺术家般的耽美，背后却隐藏着病态的占有欲望和人性疯狂；父权传统中的专制、虚伪、残暴，被成英姝一层层地剥离、拆解，暴露出它的本相。
及至朱国珍的小说，她对父权遗痕社会中的传统偏见，通过揶揄、调侃的口吻，进行了大胆的翻转。《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设置了令男性世界瞠目结舌的场景：原住民妓女当上立法院长，这使得妓女职业成为原住民女子梦想中跳跃龙门的踏脚石；女主角亚维侬历经荒诞且漫无目的生涯，最后成为掌控全球经济的资本家。在她看来，要灭亡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战争，只要抽走当地的所有资金即可达到毁灭的目的。作品还特别透过亚维侬和原住民男子伊将做爱的场景，以“轻盈无比”的态度，嘲弄般消解了性爱、道德、婚姻的原来意义。对于亚维侬来说，“性”不再背负沉重的意义建构负担；“结婚”这两个字成为她用来甩掉男人的尚方宝剑；一向被男人珍惜的精子，却被她涂在脸上，当作比任何名牌化妆品更有效的纯天然保养品。作者说：“有关于描写精液处理段落，则是为了颠覆传统父权结构下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其用意是凸显一个耽溺在自己性能力幻想中的庸俗男子，如何被一个更高明的对手（女性）戏弄，最后只有眼睁睁地看著自己传宗接代的精液成为别人把玩的工具，在性的权力游戏中斗争失败，落荒而逃。”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成为一篇不折不扣的女性寓言小说。
新世代女作家的文本书写，往往以扮演、失忆的小说元，在一种虚拟的人生场景中，借以展开人物的身份思索和境遇追寻。朱国珍的《寻找杨淑芬》、《再见八点十五分》、《今夜，请把台北当巴黎》等作品，成英姝的《公主彻夜未眠》、《圣诞夜的三根火柴》、《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凌明玉的《装扮》等作品，都触及了上述情景的写作。
朱国珍小说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扮演”的游戏。“她的小说，不管长短，有一个基本的情境设计：突然发生的变化，使得一个人有机会去扮演另外一个人，于是而产生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寻找杨淑芬》这篇作品中，一个到妇产科求诊的冒名杨淑芬的末婚女子，实际上是公关企业副总裁；她又假冒美商公司台湾地区总代理的行销企划组经理，前往探访真正的杨淑芬；而负责诊治的医生循着病历表上的住址，也去寻找杨淑芬。这里，假杨淑芬的寻找，诊治医生的寻找，都触及了追寻失落的自我这种重要主题，但追寻的过程又是通过身份的扮演、人生情境看似荒诞的虚拟来实现的。所以，“《寻找杨淑芬》是一个现代人的寓言，一个隐喻，以现代人的失落和追寻的渴望为本体，藉由一个通俗的故事架构，营造出值得玩味的意义网络。”成英姝的《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写到女主角因意外事故失忆后，不用再负担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不用再回到那种无可挣脱的沉重现实之中，人生一下子显得轻松起来。小说让她的女主角这样表现：
接着她又学了一首平安夜，她想到有一天她也能弹肖邦的离别曲的时候，也许可以重新嫁一个格调比较高的丈夫，到那个时候记忆恢不恢复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想到这里她开始有一点幸福的感觉”。小说结尾，恢复了记忆的女人，心中竟有了这样一种秘密渴望：“要是能再失去一次记忆就好了，她想。这一次一定好好把握，狠狠地把丈夫和儿女都甩掉，真正地开始幸福的生活。”作品对女性人生戏拟的背后，流露的却是让人发不出笑声的叹息。
总的看来，新世代女作家是以她们对现实人生的四面出击和独特发现，以她们写实言情、科幻后设的多角经营，以她们或佻达狡黠、或铺张世故、或冷淡疏离、或戏谑拟仿、或荒诞怪异的多重风格，成为9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上一道新生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