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觉醒：新移民女作家的成长标志（上）考察6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学院派女作家的现代主义文学路向，而对这一时期的其他创作现象忽略不计。事实上，40年代末由大陆迁台的那群新移民女作家，她们仍然以女性写实的姿态，活跃于60年代的台湾创作界。其中的一部分人是从50年代的文坛出发，对台湾女性文学有着奠基贡献的女作家，如林海音、郭良蕙、孟瑶、谢冰莹、艾雯、刘枋、邱七七，等等；另一部分人则是从60年代的台湾文坛崛起，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的女作家，诸如康芸薇、王令娴、丹扉、陈克环、姚宜瑛、罗兰、叶蝉贞、叶曼、胡品清、姚葳、褚问鹃、华霞菱、重提、匡若霞、幼柏、朱慧洁等等。皆为大陆迁台女作家的身世背景，使这两部分女作家在文学命运与创作方向上具有同构性，她们共同坚持了女性写实的路线。而面对由内向型农业经济走向外向型工业经济的台湾社会转型，面对西风东渐、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汹涌泛滥的60年代，大陆去台女作家的创作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她们愈发疏离自50年代起官方大力倡导的“战斗文艺”思潮；另一方面，她们也并未融入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主潮。在新的生存环境与文坛背景下，她们所思考的女性现实，已经开始越出国族家园的“大我”范围，尝试着寻求女性主体性的定位。这种现象所构成的，是60年代女界创作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学存在。
其实，新移民女作家在60年代的台湾文坛，并非无声无息的存在，她们仍然坚持了自身的创作路向，并形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文学史家在选择和阐释这一时期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主潮的同时，也就不经意地放弃和遗忘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潮流、支流或潜流现象。就60年代的小说出版来看，且不说匡若霞的《不是终站》、朱慧洁的《提篮话旧》，王黛影的《后尘》以及被电台广为传播的长篇小说《不归鸟》，陈克环的《陈克环小说集》，康芸薇的《这样好的星期天》、《两记耳光》，王令娴的《好一个秋》、《抓不住的云》、《球》；也不言吴崇兰这时期推出的《玫瑰梦》、《男人与女人》等7部小说，罗兰创作的《飘雪的春天》等4部小说，徐薏蓝笔下的《碎情记》等5部小说，单就新移民女作家与这个时代互动、并在女性生命经验中的成长，就提供了相当有意义的探讨议题。
具体而言，新移民女作家在60年代台湾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主要来自于两种背景。一方面，处在社会经济变迁、价值观念趋向开放的时代，许多新移民女作家在担任编辑、记者、出版人、教师等文化教育职业的过程中，能够拥有一方人生舞台，直接服务于社会。走出“家”以后，生活视界的扩大，女子性格的独立，使她们的人生观和女性观往往与时脉动发生密切的联系，笔下的世界也倾注着一种知识女性的人间关怀。
诸如，从6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在警广主持“安全岛”节目的罗兰，曾以她智慧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美妙而动听的声音征服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每次做节目由罗兰自写自编自播的广播稿，后来辑录在一起，就是在台湾畅销也长销的《罗兰小语》。这期间，罗兰不仅出版了19部散文集，而且仅在60年代，就有短篇小说集《花晨集》、《罗兰小说》。长篇小说《绿色小屋》、《飘雪的春天》问世，由此显示了罗兰创作的另一种风貌。
而1968年出任《妇女杂志》总编的叶曼，是以她主持了20多年的“叶曼信箱”，在台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叶曼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人生阅历，她扮演着类似的“张老师”的角色，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解答感情和生活上的迷津，以尽一份匡正世道人心的“小我”力量。《叶曼随笔》、《叶曼散文集》、《叶曼答客问》等作品集，透过剀切的言论观点，稳健刚毅的笔触，力避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提供给读者较大的反思空间。
另一位有着5年记者阅历和30年小学执教生涯的女作家陆白烈，虽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在身兼妻子、母亲、教师、记者和作家等多重身份下的艰苦奋斗中，始终保持了对台湾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60年代，她出版有小说散文集《田园盟》、《晨曦》、《绿丛遍地》、《小妇人集》等。有着报社编辑、记者和中小学教师职业背景的女作家重提，以爱心写周围耳闻目睹之事，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作品充满对生活的启示、信心与希望。小说《长夜》、《家有余欢》，散文《雪泥集》，皆为她60年代出版的作品。这一时期，以小说集《烟》、《明天的阳光》而著称的女作家姚宜瑛，作为一位资深编辑，苦心经营大地出版社近30年，为提高台湾文艺书籍的品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女作家姚葳，曾历任台湾新生报采访主任、副刊主编、副总编辑，出版有《笼中读秒》、《姚葳自选集》。其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对女性问题有着广泛的关怀面，且不乏鲜明的女性自主意识。透过其短小精悍语言犀利的散文小品，婚姻中的金钱与爱情问题，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作用、地位，女性的人格自立与人生完善的格局思考，以及两性之间相处的症结，都在姚葳的关注视野。也就是说，新移民女作家在60年代台湾的成长，性别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以她们人生天地的扩大为背景的。
另一方面，一部分担任普通职业或留守在家的新移民女作家，她们的女性人格成长与其生命成长过程相联系，往往是从女性的日常生活、家庭格局以及生存体验出发，对女性人生的艰辛滞重、夫妻之战的困惑与焦灼、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与现状感同身受，并以勇敢的“小女声”诉诸文坛。来到台湾后曾做全职家庭主妇的芯心，在操忙家务的空闲间开始创作，1968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炉灶边的自白》，鲜活地表达了她在炉灶边的书桌“那小小的王国，把绚烂的梦境铺张”。芯心还在《大华晚报》写了二十几年的方块，这些将身边琐事信手拈来的小品文，是对社会人生观察体验的呈现。康芸薇对“女人在家”的负累与尴尬，王令娴对女性身兼妻职与公职的生命磨损，都有着切身的体其他的作家，诸如验与呈现。
如此看来，60年代的女性小说主要兵分两路。一路以於梨华、陈若曦、欧阳子、施叔青、丛甦等学院派作家为主，重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另外一路，则“以郭良蕙、徐薏蓝、王令娴、康芸薇等人为主，持续五十年代的女性写实路线，小说男女情恋，琐记婚姻家庭，看似婆婆妈妈，但所聚集的两性互动情节中，早已有形式各异的性别战斗，悄悄开打。她们所关切的，不是家国的重建，而是性别身份的重构；不是匪我正邪善恶忠奸之辨，而是男女夫妻主从高下的再三抗辩。”这一波新移民女作家对性别身份重构的强调，透露出诸多耐人寻味的艺术变动信息。新移民女作家在现实处境中的矛盾位置，使她们的身份定位尤为复杂。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成长，接受了大陆的妇女解放观念，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残存着日据时代严重的父权文化的台湾现实环境；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带来了政治文化上的强力，而面对台岛的本土生存又遭遇着生活习俗的弱势；身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阶级背景与精神优势，却在身为女性的性别劣势面前产生了无力感和无奈感。这许多微妙复杂的矛盾因素，使新移民女作家无论在社会中还是文坛上，都面临着一种角色身份的质疑：
是主流还是边？是我类还是他者？事实上，新移民女作家60年代的文学创作，正是从这里出发，它在不同的层面上，尽显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质疑、矛盾、挣扎、调适、寻觅、定位的心理历程。
不同于50年代的反共“战斗文艺”，在抗衡“家国”体制对女性的收编的过程中，新移民女作家的创作视野主要在男女、夫妻之间展开，潜伏已久的性别意识在女性困境的审视中得以浮动和苏醒，这使60年代的文坛上，悄然出现了一种“性别战斗文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文本的小说场景多规定在家庭内部；登场的夫妻角色身后隐现着巨大的父权文化背景，所有的情节故事皆发生于女性的当下境遇，两性拔河的角力见证着人性的地位，各种类型的小说模式又传达出不同程度的性别身份重构的意图。具体来看，有两种小说模式构成的性别文本最为典型。
一方面，从邱七七的《以牙还牙》、艾雯的《安排》、谢冰莹的《疑云》这类作品，我们看到了遭遇情感困境的妻子们，如何通过自我化解或变相反抗的方式摆脱困境的故事。这类女性对妻子角色的定位，经历了守位——越位——归位的心灵变化历程，其中所见证的，不仅是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和两性之战的焦灼，更有性别身份求证过程中的女性企图与努力。文中虽然不乏女性的渴求与抗争，但这一切最终并未越出男性所认可的传统视野，父权文化对女性人生的左右力量不时显现。
邱七七，自1952年出版散文集《火腿绳子》以来，共有11部作品集问世。邱七七以散文为主，兼营小说，不论抒情感怀或叙事，温婉中自有阳刚之气透出。其小说《以牙还牙》通过生活悬念的设置，演示出一段夫妻情感的波折。作品中的慧敏本是安分守家的贤妻良母，由于丈夫达生忙于应酬，早出晚归冷落家庭，从而意所难平，遂决意“还我自由，走出家庭”，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取“报复”举动。果真，慧敏每天晚上的连续“外出”，让达生心生疑窦，痛苦不安，方有所醒悟自己平时对妻子的漠视。于是丈夫主动邀请妻子晚上同行出玩，惊异中的慧敏由此前嫌释然，自我揭破谜底，原来她每每丈夫夜归之前从后门化妆出去，然后再大模大样地由前门进来，造成夜不归家的“假象”，以此表示对丈夫的“以牙还牙”。真相大白之际，夫妻言归于好。
无独有偶，艾雯的《安排》和谢冰莹的《疑云》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安排》中的秋芸，身患无法医冶的癌症，丈夫章纬又为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应酬所累，漠视了亲情家事，这使她面临着生命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为了不让丈夫和孩子担忧，外柔内刚的秋芸隐瞒了病情，独自承担着生命苦难。她以脂粉掩饰病容，拖着病体奔波于家事和医院之间，她还想方设法训练三个孩子的自立能力，白天为孩子们拼命织毛衣，半夜又悄悄爬起来给孩子们写信，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家事做妥贴的安排。但秋芸这种看似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丈夫章纬的猜忌，他怀疑妻子白天悄悄外出赴约，夜深人静之际又愉偷地写情书，于是便冷嘲热讽，恶语伤人。直到秋芸犯病住院，明白真相的丈夫遂愧悔莫当。
言及谢冰莹的《疑云》，它从妻子汪英发现丈夫丁三白口袋里有一张女人照片开始写起，描述围绕“照片事件”引发的激烈的夫妻之战。故事发展到最后，原来是同事恶作剧，把一张做凤梨广告的女人照片题了字悄悄塞入丁三白口袋，以此考验他们这对从不吵架的夫妻的感情。随着误会的解除，夫妻之间相视一笑，化干戈为玉帛。
上述三篇小说，女主角无一例外都是相夫教子、克勤克俭的贤妻良母，安分守己是她们原本的形象。她们后来的“越位”与“反常”举动，5起于自身面临的困境，而这困境的形成，皆与丈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丈夫们忙于应酬，早出晚归，冷落了妻子，生疏了孩子，甚至连妻子身患绝症也无所觉察。在他们看来，“男人们的事，最好太太们不要过问，一来省麻烦；二来——说实话，有些事，女人根本就不能过问的。”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消融了往日的理想和温情，妻子们开始对悄然出现的情感困境有了一种警觉和惊悚，对自身的性别身份有了一种追问，对男人的世界有了一种质疑和抗议。且看《以牙还牙》中慧敏等待夜不归家的丈夫而产生的心理愤懑：
你们男人真自由，说不回来吃饭就不回来吃饭，一天到晚应酬，不是上酒家，就是夜总会，就算你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碰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勾搭搭的，日子久了，也难免不会花心。
我知道男人有男人的世界，男人有女人的禁地，调查得太清楚，不是等于和自己过不去。只是守着寂寞黑夜，眼巴巴地替你等着门，候你回来，虽然并不希罕你的虚情假意，但你却连一点愧色都没有，反而倒转过来9责我不该等门。难道我们就连一句好说的话都没有？难道我就是专门给你生孩子、带孩子的？家在你是供宿的旅舍，在我就是一把枷锁，锁得我紧紧的？锁得我没有一点自由？作为女性，我是谁？家是什么？夫妻意味着什么？——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命题再度提到了小说中的女主角们面前。心有不甘、思有所悟的妻子们决意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矛盾，进行变相的反抗。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反抗的方式是仿照男性进行的，而师法男性行为和欲望的女人，最容易被男人所固定和掌握，或成为男性建构主体的镜像。如果说，在汪英那里，这还是一种反抗的意念：丈夫不常常在家吃饭，我也常常不在家吃饭；你藏着一张女人的相片，我也可以放着一张男人的相片；“我一切模仿他们，男女既然平等，他敢交女朋友，为什么我就不能交男朋友呢？”到了慧敏那里，它已经变为叛逆的行动：“你晚上回来得晚，我比你还要晚，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给你来个以牙还牙，看到头来究竟谁输谁赢。”毕竟是生活在文化转型、现代意识不断生长的60年代，汪英、慧敏们不再象旧时代的妻子那样，一味地恪守妇德，忍辱负重，迷失在丈夫的“家”中。她们毕竟是经历过自由恋爱的一代女性，对保持夫妻爱情、做好贤妻良母的前提与内涵都有了新的理解，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求证有着内心的渴望。然而，由于父权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自由恋爱基础上所建立的家庭，即使夫妻双方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背景，也不能完全避免两性拔的角力，性别之战的焦灼，男性强力与女性弱势的现实，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就象女作家所写到的那样，同样是“早出晚归”的生活模式，男人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实行；而慧敏、汪英、秋芸这些妻子们稍有尝试，却马上被丈夫们所不容，不是被疑为“红杏出墙”援就是被认定“离职”、“越位”，猜忌、嘲讽甚至中伤接踵而来，“男主外援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依然顽固作祟。尽管小说中的夫妻在误会消除、前嫌冰释的结局中言归于好，妻子们也在显示自我存在的抗争之后重新归位，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女性身份在传统与现实的压力中所遭逢的尴尬、无奈与困惑。
另一方面，通过康芸薇、王令娴、徐薏蓝等人的小说创作，我们看到以女性为中心叙述的文本，在对男女差异和权力差距所做的深刻批判，以及日见成长和愈发鲜明的女性意识所蕴含的震憾力。性别战斗的彰显，体现着女性小说文本的颠覆性；这使它比前述的女性小说更多地具有反叛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