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芸薇6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她给文坛带来了艺术的新质。康芸薇的人生，带着中国近代社会特有的历史风尘，生命的成长季节里刻满战乱、离愁、孤独的的记忆，同时也得到祖母的亲情滋养，以及民间文化的熏陶。1936年出生于南京的康芸薇，在兵慌马乱中被送回河南老家陪伴祖母，与在重庆的父母分隔两地。愁黯童年中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到戏0看戏，接受最初的艺术启蒙，同时也让忠孝节义、是非曲直造就的英雄祟拜，成为康芸薇终身守的信念：“歌颂美善光明，仍在追求，从不放弃。”1949年，陪叔叔、祖母飘落到台湾的康芸薇，再度与亲人生离。童年往事在心中存藏不住了，有话想说，特别是那种有故事要讲给姊姊妹妹所听的心情，促使康芸薇走上写作之路。1960年，进入职业女性生涯的康芸薇开始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此时作品皆为人生光明面的歌颂，且风格趋向当时文坛流行的空灵、唯美、浪漫色彩。1963年结婚，因为生活有了改变，特别是对婚姻中的女性人生况味与两性关系相处的深切体验，康芸薇笔下的小说世界也另上层楼，女性视角观照下的生活经验，开始得以独特的呈现，平实的叙述中带有了一种冷色调。
康芸薇并非高产作家，60年代出版短篇小说集《这样好的星期天》、《两记耳光》之后，写作基本中断，20年后才有新的小说集问世。康芸薇的创作紧紧围绕妇女生活取材，并将其纳入女性观点目测的视野之内，在官方话语的文学还被继续强调的年代里，康芸薇这样的取材范围或许会被人认为“格局狭小”、“6离时代”；在当时男性当道的评论市场，她的作品也很难引起广泛的重视。她既挤不进反共文学的主流位置，也没有加入怀乡文学的行列，同时又与市场诉求的女性言情脱钩，所处的是一种夹缝中的尴尬位置。但文学追求的独异和特质终究会凸显于文坛，康芸薇凭借她独到的生活体验与发现，以及行云流水、纯净自然的文笔，还是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喜爱。1966年，经作家隐地引荐，康芸薇的《这样好的星期天》由全盛时期的文星书店出版，宣传海报称同一批出书的青年新锐是“一派耀眼的新绿”。资深作家朱西宁曾有这样的评价：“尽管她的作品取材狭隘，处理细琐，却在这狭隘细琐里，展现出一派大家风范。那该是她底子里蕴藏的广博的爱心，和对人生无比单纯的信任所使然。”作为颇有特色的女性小说家，康芸薇不以题材的广阔、作品的丰富而取胜，其创作特质也未得到当时评论界足够的发掘，但这并不能抹煞其文学价值。事实上，康芸薇对女性题材的关心与专注，使她最擅长处理的“便是现代男女（其中以女性为主）所遭遇的种种纠葛和挫折。”精确地捕捉男女之间那种稍纵即逝的感情错综纠缠，深刻地传达大时代音响覆盖下不被人重视的“小女声”，这使康芸薇的小说于细微处见出了女性人生的大世界。
康芸薇的女性故事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家对于女性的成长而言，有着太多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从为人女到为人妻为人母，她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家庭与事业、女性与天职的矛盾，强烈地意识到传统道德、男权文化对于女性人生的约束力量，也更沉重地承受了两性之战的冲突和压力。结婚的女人就必须习惯于呆在家里，你不能再象做女孩子那样自由；当家庭主妇必须相夫教子，你不需要到社会上谋一份事业；居家的角色就是恪守妇德，你没必要显示自我的兴趣、意向与力量。透过《养鸡记》这样一种平凡、琐碎的生活素材，康芸薇道出了“女人在家”的悲哀与不平。及至《凡人》、《这样好的星期天》等篇什，康芸薇更是把性别战斗移人家庭，对两性关系做了深刻的剖析。《凡人》描写两位女性由相识、相知到绝交的过程，呈现出女性人生的苦涩沧桑。小说中的两名女子，一位保守怯弱，婚姻生活没有幸福可言，面对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只能压抑自我，苟且生存；另一位性格激进叛逆，不想在夫权统治面前放弃自我，她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并勇于承受生命中的抉择，婚姻路上几番进出，虽然一身疲累，满心伤痕，却仍然保持了孤高绝决、愤世嫉俗的倔强姿态。这两位性格各异的女性，在妻职与母职的身份上都不快乐，她们体验的不是美好的温情与爱心，而是被孩子拖累的烦扰，被世俗生活重压的9愤。男女不平等背景下的“家”，对于她们的青春理想和人生成长，无异于一个陷阱。所不同的是，前者在委曲求全中任柔软的家庭锁链把自己囚禁，后者则在性别战斗中独自上阵，为争取女性的权利与人格理想左冲右杀。这叛逆女子“荷戟独彷徨”的形象，蕴含了几多女性的隐痛与愤懑，又传达出作者多少期待与渴望！
结婚对于女性而言，往往是其人生的一道分水岭。走进家庭围城，面对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磨砺，经历着自我身份的改换与人生格局的重新调适，检视着从前的少女梦想与婚姻现实的落差，特别是必须直面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微妙相处，再加上“婚姻里只见人的寂寞，而不见当年海誓山盟的恋人，这一切足以令婚姻中的女人两肩沉重，复杂难言。康芸薇的小说揭开了婚姻的内幕，触及到男女不谐调的婚姻生活的特质。《不成熟的女人》表现女性在两性关系相处中的适应困难，女主人公的再三努力，仍然不能达到男子的认同。《凡人》中的第二女主角对婚姻生活的感慨，可见女性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落：“婚后，我遭到了真正的打击。我尽了很大的努力，仍然制造不出爱情。”《新婚之夜》藉一位少妇陪丈夫参加同事婚礼，看到丈夫在酒席上和别的女人的轻佻举动，由此引发关于婚姻生活实质的质疑，许多痛苦的女性生命体验重新浮上心头。形形色色的婚姻现状，一是道出了婚姻生活的冷峻真相，二是批判锋芒直指男权中心话语。
《这样好的星期天》，对性别政治的批判更加尖锐。故事中的家庭主妇与丈夫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妻子只能生活在被丈夫统治的“家”中。某个星期日里，妻子想与丈夫聊聊天，谈谈心，但她所期望的情感关怀与沟通却遭到丈夫斥责，不是嫌她啰嗦，就是视她无理取闹。伤心的妻子回想起婚姻生活的历程，破碎的片断和婚姻的幻灭感一再涌上心头。记得在医院痛苦待产的时候，她原本希望丈夫紧紧握住她的手，在爱情体贴中给她鼓励和力量；但实际的情形是，丈夫漠然地看着她，想不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过后还不以为然地嘲讽妻子：“每天有那么多女人要生孩，如果像你说的有那么危险，大家就用不着再担心人口膨胀。”但最可悲的是，男人用自己的标准规范了女人，女人又用这种标准规范了自己。小说中的妻子尽管有悲伤，有愤怒，但她不敢越出家的牢笼，她已经习惯了亦步亦趋地跟随丈夫，“我无理的自我虐待，回到阴冷的房里，在那个阴冷的男人面前捕捉自己的价值。”而嫌她碍眼聒噪的丈大，假借鼓励她调剂生活为名，给她两百元，打发她去西门町看电影。依赖成性的妻子希望一同出行，却被丈夫一语道破她的处境：“你知道林肯解放黑奴以后，那些黑奴怎么样了吗？黑奴不肯离开主人家里，因为他们不知道离开了主人应该怎么样去谋生。”受到刺激的妻子独自来到西门町，但她悲哀地发现，自己连独立逛街的能力都已经丧失。对流行文化的陌生，对车辆行驶方式的无知，对穿越马路的恐惧，使她混入人流，漫无目的游走。但即使如此，她也要尝试着用这种方式反抗一下丈夫和维护可怜的自尊，至少，她不必半路返家接受再一次的羞辱——“我不8意像黑奴，林肯也不会来解放我。”
《这样好的星期天》把反父权文化传统中的古老命题再度提到了人们面前。男尊女卑，男主女仆，男外女内，“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些封建道德的幽灵，依然游荡在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角落，继续着男权强势话语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主宰，和对女性自我身份的剥夺。在家庭内部的性别战斗中，丈夫背靠强大的男权传统有恃无恐，女性却只能依赖丈夫体现生存的意义。更令人悲哀的是，长期生活在幽闭的场景中，被奴役的女性尽管有了走出的可能，偶然得到了“被解放”的机遇，也因为被豢养太久而丧失了生存的能力，这种被弱化的生命力量与女性身份，使得出走的“娜拉”仍旧茫然无措，举步维艰。这篇小说充分暴露了家庭主妇的现实症结，触及到诸多层面的女性问题，写尽了丧失性别身份的女性的心酸、愤懑与悲哀。颇具颠覆意义的是，一向怯懦压抑的家庭主妇居然说出：“林肯也不会来解放我”之类的话，这使她在对丈夫深深失望、不相信男权能够拯救女性的基础上，再度否定了领袖人物与救世主的谎言，这“不啻揭穿了反共领袖自居妇女解放领袖的骗局，暗示著反共与性别战斗的不同质性，女性解放只有靠女性自觉自救——即使只能消极地在公领域中游荡，也胜过被家庭制度收编。”王令娴作为60年代另一位女性小说家，她和许多女作家早有预兆式的崛起不一样，在少女时代和青春季节从未动过创作念头，也未崭露过文学天分；但她在成家生子后的女性日常生活境遇中起意提笔，虽然是迟开的桂花，竟也带来文坛的馨香一片。王令娴早年毕业于重庆淑德女中，考入国防医学院护理系后，于40年代末随学校渡海来台。少小离家读书，养成独立开朗性格的王令娴，在南港台肥六厂做文秘，恋爱、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匆忙而平静，压根不知道自己还有创作的潜力。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为了排遣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她每天很用心地读报纸副刊，不由得跃跃欲试，以她身边女友遭遇的故事，写下第一篇小说《丧》，并发表于1963年《征信新闻报》副刊。其时，她的爱女正与病魔纠缠，家中经济十分拮据。王令娴的好友、作家隐地曾这样剖析她：“王令娴当初渴望抓的，就是写作。只有在写作时，她可以暂时忘记穷困、帐单、孩子的病以及要买的药。何况，稿子刊出后，还有一笔稿费可领，而这钱正是她所需要的。王令娴最初就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迈着步子，被动亦复主动地撞开了写作的门。”那段日子，王令娴每月都投寄两篇稿子，即使在心情最沉重的时候也未间断。但她的女儿最后回天乏术，还是夭折了，写作遂又成为王令娴疗治失女之痛的良方。当然，作为一个身兼主妇责任的职业女性，所有的爬格子只能是在夜深人静之际。1965年，王令娴的短篇小说《好一个秋》入选联合副刊精选小说，而接着发表的《他不在家，真好》，更引起文坛瞩目。她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单车上的时光》、《脱了壳的蜗牛》、《抓不住的云》、《哭在冷冷的月色里》等等，却篇篇引起好评。到1969年，她已出版了四本小说集。王令娴的小说创作，多从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以写实的技巧，呈现出周遭生活的形形色色。其作品，皆出自心灵真实的感受。平日里喜欢仔仔细细“看人”，并在心中编故事，品出人生一些不平淡的味道，发掘人性的深层底蕴。“所以即使她的生活圈不广，所写的人物、场景，都因描绘细致，刻划深刻，而能引人入胜。”作品布局简洁，擅长心理刻划，内容重质而不空谈，风格朴素委婉而不华丽。
王令娴的小说文本，大都以女性为观照对象，集中探讨都市男女的两性关系。一如前述的女作家作品，王令娴虽然没有在妇女解放的旗帜下，公开宣扬女性主义的议题，但她从太多沉重的现实出发，对粗暴自私、不负责任、唯我独尊的“男性特质”给予毫不留情的揭穿，对爱情婚姻带给女性的“幸福承诺”进行了大胆的质疑。《球》这篇小说极言职业女性的角色紧张和生命磨损，女主人公在工作与家庭中滚球一般的忙碌，原本渴望变成轻飞6扬的高尔夫球，谁知最终却只能变成为柴米油盐而燃烧的廉价煤球。琐屑的日常生活消磨了女性人生的诗意和梦想，家并未成为她一生的幸福堡垒。《好一个秋》则将养女制度和男性强权的双重压迫诉诸笔端，道尽养女阿美在家受养母欺凌，出外被男性强暴的可悲事实，对她不幸的沉沦和艰难的救赎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创作《他不在家，真好》，王令娴的动机是要“以最平淡、简洁的文字，表达出一个内向型的女人由向型的女人最深刻最痛苦的情感。”这篇小说的素材来4，是作者从一位内向型的女友闲谈到自己的丈夫时，有所感受得来的。女友的境遇深深触动了王令娴，她说：“等这一席话谈完，我满心负荷着她的痛苦回家。女人，最深切地体会到女人的痛苦。好几天，我都不快乐，真到有一天，我独自在家，突然想到写吧，提笔写吧，”这篇小说写丈夫外出赴不明“约会”，妻子独自在家的心情与活动，但它与刘枋的《以牙还牙》、艾雯的《安排》有所不同，丈夫虽然不在家，妻子却不再是独守空房的幽9，被人冷落的寂寞。妻子发自内心地欢呼：“他不在家，真好！”她可以不必在丈夫的“家”中受制于人，从而暂时拥有了“自己的房间”，重获了女性的自由。“这时，才觉得自己属于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她可以不必全力伺候丈夫吃饭，终日奔波于拥挤龌龊的市场买莱——“真遣憾，那属于女人常去的地方，有点像朵朵鲜花插在堆堆牛屎上。”她甚至点上了烟，喝了高粱酒，想通过对丈夫行为的学习和模仿，看看能否学到他的心思，却不料触动了自己平日的辛酸而醉倒。丈夫归来后看到醉得“不像话”的妻子，并没有联想到自己“衣冠不整，左抱一个，右搂一个，贪婪的亲着野花”的丑态，而昏睡中的妻子，却在喃喃自语：“他不在家，真好。”
这样一个文本传达了女性主义的多重命题，它所提供的镜像，不仅映射了男性的面目，也反观了女性自身的形象。女主角对自我空间如此强烈的渴望背后，是女性长期丧失生命空间的可悲事实，它把拥有一间像伍尔芙所说的妇女“自己的房间”，提到了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妻子以对丈夫行为的学习模仿来报复男性，这是女性最初的反叛形式；而妻子在吸烟喝酒中并未喜欢这些行为，更谈不上认同这些行为背后的男性价值标准，这使得女性的反抗越出了男性能够容忍的范围，而不致于成为男性建构主体的镜像。女性既没有象男性希望的那样，通过对男性价值标准的认可而驻足于男权统治的世界，也未能通过女性价值标准的确立，来建构女性的生存空间，她们寻找女性身份的努力，不是在偶然遭逢的生活场景中昙花一现，就是在女性的梦境中潜藏隐现。王令娴对女性生存的困境与尴尬，女性反抗的曲折与艰难，写下了富有深意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