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媒体外部的结构调整还是内部的资源调整，中国新闻改革的成败标准都只有一个：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新闻媒体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新闻报道。没有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受众就不能满意，新闻改革和媒体整合都意味着走偏方向，甚至可以说意味着失败。
本章将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受众多元信息需求的情况下，新闻报道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式，同时也针对其中值得警醒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
经济领域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应以市场为取向。近20年来，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市场化大潮几乎席卷了中国的各个角落。经济的变革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的发展。经过市场化的洗礼，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媒介在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商业化取向。表现在媒介内容上则是娱乐化倾向的强化，其中最深刻也是最危险的变化，就是新闻娱乐化的潮流。中国媒介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商业化运作，但在新兴的大众化媒介中，也深深受到包括新闻娱乐化在内的市场取向的影响。着眼于中国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在媒介改革中必须对这股潮流加以警惕。
改革：娱乐征服新闻？
毫无疑问，对于商业性或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媒介，市场逻辑成为主宰，发行量、收视率等标志着受众群的量的指标，已成为生命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转化为对受众群的追逐。而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也不可避免地执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大数原则和通用原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各异，最大共通点在哪里呢？
媒介的选择是：娱乐。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身份、阶级、种族、国别、教育等各方面的差异，只要是人，娱乐通常总是需要的。大众化时代，娱乐产品最容易成为畅销品。
在这样消费逻辑引导之下的媒介自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娱乐化倾向：最初是纯娱乐消闲的娱乐性节目和内容的大幅上升，最终则发展到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那部分媒介内容——新闻，向娱乐强行拉近，使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即所谓新闻娱乐化。
综合媒介新闻娱乐化的表现来看，就内容和形式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娱乐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在西方媒介也有称之为“大众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这股潮流不仅在大量刊播的通俗性报刊和广电节目中盛行，而且有逐渐扩大、蔓延至往日以权威、严肃著称的主流媒体之势。英国ITV的名牌新闻节目“十点钟新闻”，1990-1995年之间，国际新闻比例从43％下降到15％，娱乐和体育新闻比例则从8．5％增加到17％。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在美国新闻工作协会的调查中，美国16家重要媒体中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之比在1997年为25％∶40％，而20年前的1977年，这一比例是32％∶15％。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JAMESFALLOWS统计披露，在1990-1994年间，约500集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时事节目《60分钟》节目中，超过1／3是名人访问、娱乐报道或揭露丑闻，而真正严肃的政治内容不足1／5。
娱乐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媒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在内容上，新闻界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媒介极端关注辛普森案不是在于反思种族问题和司法问题，而是在于炒作体育明星的凶杀案；媒介关注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报告和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不是在于反思美国总统的品行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而是在于炒作总统的风流韵事。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到将硬新闻软着陆发展到极致，演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连我国一些颇为知名的新闻学者也在强调，在网络和有线电视时代，人们越来越把新闻当成娱乐看。报纸和新闻期刊普遍发展趋势是在新闻写作和制作上，更多地采用特写和人情味的手法。这种趋势使新闻读起来更具有戏剧性，从而要求记者在新闻的陈述与写作上更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报道员。
总之，从内容到形式，从理念到表现技法，新闻与娱乐的合流之势日显，直至明确出现信息娱乐或娱乐信息的新概念（将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合成为Infortainment）。
就我国而言，因为媒介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使我国媒介在运营模式、理念和操作方法上都明显区别于西方纯商业性的媒介，不可能走上彻底市场化的道路，而只是适度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的媒介始终坚持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的认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轮并进，并始终强调媒介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严肃和高质量的媒介产品始终占领着我国媒介产品的主阵地（包括新闻报道）。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近10余年来的媒介产业化、大众化浪潮中，通俗类媒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的经济效益，成为媒介市场的生力军。但有些同志据此即认为：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娱乐化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由之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然选择，中外皆然，其中也包括新闻产品；不仅通俗媒介的新闻产品应当如此，严肃的主流媒介的信息产品为与之争夺市场，也应向之靠拢：要走近千家万户，就要大报小报化，党报晚报化，大台小台化，不如此，主流权威媒体难以与通俗媒体抗衡；有的党报编辑甚至私下教导记者要“逃避深刻，远离崇高”，有的电视新闻制片人公开号召“新闻是快乐的”，电视24小时就是快乐24小时……“生产快乐”似乎是媒介最响亮的口号。看上去，新闻娱乐化似乎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和当然取向，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软些，再软些：市场的必然？
从中外新闻媒介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新闻娱乐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和必经的发展阶段，但它不可能长久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主流。
新闻娱乐化在近20年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步入高潮，但从整个媒介历程角度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股潮流早在大众报纸产生之时就已经出现并达到相当的程度。
以美国新闻史为例，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初是美国新闻史的政党报时期，这一时期报纸党派色彩浓厚，以宣传本党派的观点、主张为原则，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虚报新闻，连美国新闻自由的奠基人杰弗逊也愤怒地指责“我国报纸信口雌黄，捏造事实”，“他们（联邦党人）将其报刊塞满谎话、诽谤和狂言”。这样的报纸自然很难吸引读者尤其是淡漠于党派纷争的下层劳动者。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更为报纸准备了相应的广泛读者群——粗通文字的工人阶级和下层市民，以及印刷技术、教育、法律等媒介大众化、普及化的基本条件。19世纪30年代后，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等一批面向大众的廉价报纸（“便士报”），以超越于党派之外的独立报纸的姿态出现，以盈利为目的，开媒介商业化之先河。也正是为了盈利的大众化之路，适应当时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生活相对贫困的城市平民需要，同时也避免了由于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得罪党派、政府，影响报纸销路和生存。报纸开始以新闻为主，新闻简短、通俗，政治色彩弱，而以人情味、趣味性甚至是刺激性、煽情性的社会生活内容取胜。这种伴随大众化报纸的煽情之风可看作新闻娱乐性潮流的起始。
这股潮流到19世纪末期随着黄色新闻的泛滥而达到最高点（最富代表性的当属普利策所办《世界报》与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纽约日报》黄色新闻之争），这部分新闻“建立在煽情主义基础上，也是注重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离婚、性的问题，强调灾害和体育新闻的报道”，“使用大写字煽动性标题（黑体字或套红色印刷），经常对不甚重要的新闻加以渲染、夸张，整个报纸版面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
这些做法和近20年来媒介娱乐潮中的许多做法已十分近似，虽然现代娱乐潮伴随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介的发展而兴起，借助更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但理念上的趋同是显著的：即以尽可能软性、情感化甚至刺激性的内容和表现手段抢占媒介市场。因此从人情味新闻至黄色新闻的泛滥可以看作新闻娱乐化的起步和第一次高潮。
新闻娱乐化的第二次高潮则是本文开头所述近20年来的世界媒介市场化的潮流所引发的媒介变化。
从这种现象在西方媒介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不难看出，新闻娱乐产生和发展的需要往往出于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媒介（起初主要是报纸）从革命时期政党宣传型的“言论纸”向大众信息型的“新闻纸”转化的转型期，社会市场经济经过初始化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进入成熟期。媒介商业化的条件逐步完善，受众面较宽，有一定信息需求，但大面积的受众教育程度偏低，信息需求偏向较为明显，对严肃的决策参考信息需求度低于对自身生活和下层社会生活信息的关注程度。这直接导致了大众媒介内容和操作方法上的偏向，从这点上说，娱乐化有其产生必然性。
第二种情况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发达的成熟稳定期，整个社会包括媒介在内的市场化程度都很高，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显现出复杂的多元化状态。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接触和使用的媒介数量和种类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除了严肃的决策参考信息需求之外，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闲暇时间增多，又有可能同时需要休闲、娱乐、消遣性的内容。同时，媒介市场高度发达，媒介种类和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媒介的信息供应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甚至产生了诸如CNN、FOX电视新闻、英国空中广播之类的24小时全天候专门供应新闻的频道。就一定程度而言社会信息量供大于求，处于激烈的甚至是过于残酷的市场竞争下，部分媒介转而采取娱乐化策略以求生存，争市场。
我国正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内涵和特征均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又如何理解我国媒介上的这股看上去有些类似于西方的娱乐之风呢？
我国目前处于转轨与转型同步的特殊时期，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期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期。社会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受众面广，但层次区分度大，受众教育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导致受众信息需求层次和种类差别也很大。在媒介改革之初，不少软性偏向内容和强调贴近化的作风，对于改变计划经济年代一味强调灌输的生硬做法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媒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走下“神坛”走近了群众。这是中国媒介不可否认的巨大进步。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媒介产业化步伐加快，由于软性内容贴近性强，适用受众面广，使得一大批通俗性的相对软化的媒介成为市场的宠儿。再加上我国媒介在特殊转型期在数量和结构上出现了超过实际正常需求的过度膨胀，后虽几经压缩，但数量仍相当庞大。媒介市场的过度拥挤和各地区、各种类的媒介在人才、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别导致媒介信息供应量上虽然大幅增加，但在质上都千差万别。硬新闻采编在政策和人才、技术、资金上的难度，使得不少媒介“望而却步”，转而选择难度低、花费小却可能市场效果好的即受众兼容面宽的软性内容和技巧，以求在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因此，我国媒介娱乐化潮流既带有转型时期媒介市场化、大众化的必然性，又带有媒介发展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不正常竞争导致的畸形产物特征。
总之，无论处于哪种情况，就阶段性来说，以软取胜的娱乐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成为某种带有必然性的现象，但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内涵和信息需求主流以及媒介自然属性等方面看，新闻娱乐化与市场经济的主流精神是相背离的，它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媒介的必然的、最重要的取向。
信息的选择：决策为王
人类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需要及时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利于自身的决策和行动，这是人类获取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信息需要不是弱化而是日益凸现。
信息的最重要作用在于为决策提供根据，只有正确的决策才能使主体作出趋利避害的理性的最佳选择。而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信息获取的迅速、真实和完备程度。在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决策主体行动的风险程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速度和质量。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决策主体多元化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面临更多的决策需要和可能。渴望及时、充分、可靠、有用的决策参考信息以供正确决策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分散的、多元化的决策主体的当然选择。而这部分决策参考信息大部分属于严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而不属于软性消闲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成熟，这部分需求会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播信息会成为新闻媒介的首要功能。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大规模、集中化和职业化的现代新闻事业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
决策需要产生信息需求。市场经济大量的、多样化的决策需要产生大规模的新闻事业供应大批的决策参考信息。这是市场经济与媒介互动的真实内涵所在。在已经来临并持续深入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其中硬性参考信息毫无疑问是绝对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