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夫勒夫妇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经济推动的商业和金融的“全球化”经常穿透新民族主义者视为无上神圣的国家“主权”，“随着第三次浪潮对民族经济的改变，民族经济被迫放弃部分主权，接受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因此，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在创作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了。”
由此产生出两种极度不同的文化全球化的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文化上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的文化特色抵御全球的文化趋同倾向。
这种把文化全球化仅仅视为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显然是一种片面的、对全球化过程的非辩证性质的认识。文化全球化过程正如经济全球化过程一样，乃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既包含着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着多样化的倾向。
1.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首先，在文化全球化的矛盾过程中，虽然一体化的趋势与多样化的倾向相比更具本质性，但是多样化乃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历史事实。
由于先定的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创造了多样化的文化。每种文化内部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都有某种主导目的和内在结构。
“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
但由于各种文化之间千差万别，关于某种行为的种种文化标准有时竟会犹如正反两极。既然文化是实现人的潜力的一种制度化途径，而且多少是偶然的，那么各种文化就同样都是有效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行为的价值和是非标准只是在一定的文化参照系之内才有意义。
经济的全球化无疑正是逐步地改变着各个地域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使不同地域的人类面临着相同的生活遭遇，从而使地域性的文化逐步从“在场的有效性”之中游离出来，逐步摆脱了与传统生存环境和条件的关系。但是，恐怕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在一天之内消除在长期的历史之中形成的地域、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即使是人们在逐渐消解了文化价值认识的歧异之后，朝向幸福目标的努力也会因程度之别和先后之别而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情状。
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过程也导致了对本土文化以及自己民族身份或同一性的自觉和反思。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对处于一个互相封闭时代的各民族而言，文化多样化虽然早已是地球上的事实，但这种事实往往并未被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所真实地感知。
世界上各种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和碰撞，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便开始跃入各民族的眼帘，成为一种可感知、可比较的存在。这样，对处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各民族的主观感受而言，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多样性不是被销蚀了，而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其次，由于先定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以及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在面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时，便不可能完全被他种文化所同化，而只能是有选择的借用。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选择性的借用，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在借用的过程中其他外来的文化会发生适应性的改变。
再次，经济全球化乃是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全球化本身即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与多样化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则是经济全球化矛盾过程的一种反映。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经济竞争。一方面，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各国为防止本国利益完全湮没于全球化浪潮中，则千方百计地增加竞争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公民的福利。
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则是经济竞争的基本动因，只要世界还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交往的最后语言，无论经济全球化如何拓展，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便始终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使各国经济利益趋同，反而使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
从历史上和经验上看，所有人类文化都倾向于更理性地追求物质利益。但是，当自我面临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选择时，文化和宗教就会带来巨大差异。
如何界定一个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就会呈现巨大的分歧，它们深刻地影响着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各个民族可能会在语言、宗教、社会、审美甚至在政治经济模式中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
在当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世界格局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不在自我民族利益基础上对待世界事务，不可能不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中意识自己、显示自身的独立性，并努力把这种独立性提高到与其他文化平等的地位上来。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内在动因的驱使下，各国对本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传统、生活方式之独特性的重视程度不仅没有被降低，反而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与他国文化传统差异性的强调，便更多地成为与一国维护其民族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张王牌。
对伴随文化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多样化现象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就应当看到，一方面，人类文化的多样化既会因各种文明间的“误读”而产生各民族相互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文化发展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
2.文化的民族性
人类发展史显示，人是具有群体性的，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划分为氏族、部族进而民族的。
一般认为，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以及表现出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文化必定具有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中，作为其基本内核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它主要表现为：
其一，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指出：“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由于民族的精神面貌即文化的民族性是特定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具有不受阶级对立限制的普遍性，即超阶级性。
凡生活在同一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不受到该民族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而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成为沟通和联系特定民族全体成员心灵的纽带。
每一个民族成员之所以对本民族的同胞和本民族的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就在于都可以从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直观到自己历史的影子，由此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共鸣。自19世纪民族性的研究开展以来，人类优秀的思想家们都看到或肯定了民族性具有不受阶级对立限制的这一显著特点。
其二，与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各民族文化都显示，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会以它特殊的感染力影响着对于本民族文化有天然亲切感和认同感的每一个成员，使它得以通过获得承继性而不断延续。因此，尽管经历了久远的岁月，但在民族最初祖先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民族性，依旧会在子子孙孙身上表现出来，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泯灭。
文化的民族性作为特定民族生存条件所铸就的民族文化特性，在把人类心灵作为研究对象的纯粹逻辑意义上，它是一个无善无恶的心灵本体。
这一心灵本体是对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层次的抽象，既不是特定阶级的优秀品质，也不是落后保守的国民劣根性。在民族文化形成之初，民族性亦处于自身内部未分的状态，只是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才逐步分化出自身内部互相对立的诸方面。
文化的民族性虽然无善无恶，但不同文化的民族性是各有其长处和短处的。承认这一点，有利于培养健全的文化民族性，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人类文化史显示，一种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在于其文化民族性的长处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不同文化的民族性的互相补益，不仅不会改变本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丧失其文化民族性的长处，反而只会通过弥补自身的不足使文化民族性长处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使本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更加鲜明突出。
如中华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民族性的长处，缺乏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则是短处；注重情与理的和谐是长处，这种和谐往往超不出先定的伦理关系是短处；富于天才的直觉是长处，缺乏形式逻辑的思维是短处。这一切，如何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体上，通过中外文化的交流，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具有民族文化个性和人类文化共性，依然是当今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面对网络传播的国际化，世界各国都在追求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同时，都强调保持各国民族文化的特性，不要让一种文化替代了多元文化的多彩。
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关注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
1999年10月，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意大利政府联合在文化名城佛罗伦萨举行了“世界经济与文化研讨会”，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范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威胁。
与会者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但另一方面也使各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下，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影响力和延续性。
在谈及有关保护各国传统文化的措施时，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保护的资金投入，帮助这些国家保护和繁荣它们的传统文化，使之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与会者还建议世界各国尽可能多地举办帮助青少年认识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活动，鼓励他们从小树立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
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保护声在世纪之交没有停止过，一次次的呼吁从不同的国度传来，在网上广为传播。
2000年5月，七个葡萄牙语国家组成的葡语国家共同体首次文化部长会议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拥有同样语言的七个国家决定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积极维护和拓展葡语文化空间。
这七个国家掌管文化发展大计的部长们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文化部长都强调，共同体各国应该充分利用它们之间语言一致的优势，大力加强彼此间文化界人士的往来，并为书籍、影视等文化产品在共同体范围内自由流通提供便利，以促进共同体内的文化繁荣。
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的特性面临“被淡化”、“受冲击”的危险，为此，葡语国共同体各国有必要加强历史纽带，积极维护和发展葡语国家的文化空间。
文化部长们还决定把每年的7月17日，即葡语国家共同体成立日，定为世界葡语国家的文化日，利用同一语言的纽带，强化本国国民的文化归属感。会议还成立了“葡语国家共同体文化基金”，负责资助共同体范围内的文化事业，一起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民族性不仅只是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意识到需要保护发展，一些西方大国也同样认识到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法国，对发展民族文化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心。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倡导下，首届国际文化论坛于2000年6月在巴黎举行，与会者重点探讨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与会代表对发展多元文化取得了共识，在会上通过了《文化性和文化多样性权利宪章》，呼吁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有5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政府代表和文化、教育、艺术及企业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这些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都认识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往往局限于单向流动，因此增强了文化的单一性趋势，损害了文化的多样性。
以欧洲电影市场为例，20年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除本国电影外，还上映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影片，如今，欧洲各国上映的外国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片。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一些代表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一负面影响尤其感到忧虑，担心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宗教、语言、艺术等会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吞没。他们要求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管理，使各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和保护。
首届国际文化论坛的秘书长、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馆长阿斯蒂埃认为，文化即使含有经济成分，也决不是商品，不能简单地被列为消费品。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特别要防止一切从经济出发、从市场出发的倾向。
这样的国际文化论坛还计划继续举办下去。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会议宣言，更需要是行动，让各国的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形成共识，民族文化只有靠自己创造才会有明天，否则在全球化浪潮中真有被吞没的危险。
6.3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保护主义
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沃伦斯指出，在国家体系的变动格局中，存在着双向过程的互动：一方面是核心区域经济的“中心化”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区域经济的“边缘化”过程。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的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域出现强国，边缘地区形成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霸权之所以可能，乃由于不等价的世界经济过程所致。
1.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