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书生，他对社会现象没有“亲切的了解”，这就容易“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同时，作为一个文人，文学事业使他“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①书生的态度和文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类认识论的旨趣：一是教条主义式的旨趣，以普遍的抽象理论遮蔽事物个性；二是实事求是式的旨趣，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各个事物的个性。只有后者才能真正达到认识的目的。一旦离开了实际，搬弄“抽象名词”、“一知半解”地对待理论容易导向教条主义，以致消解和扼杀个性。他从他自身的例子出发说明了教条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但他自身却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与个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纠缠。
上面罗列了七种冲突，都是根据瞿秋白的自述。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人格比较软弱，人格内多种因素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他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人格与他带有优柔寡断、随波逐流的性格特征是吻合的。如果说以上是对瞿秋白文本的分析，那么接下来，笔者将论域扩大一些，阐释的内容将超出瞿秋白个人，把瞿秋白及其文本看作一个符号。在他的文本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人格紧张，而这种状态与现代中国人的人格紧张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
第一，我们在这篇文章里看到的是一个脆弱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他有苦恼，有紧张，有高兴的时候，也有丧气的时候。可喜的是，他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性格作了深刻的批评。他说，“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这是人格异化的表现。“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苦，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②揭穿假面具指的就是自我反省，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拷问，揭示给自己也给别人看，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直面自我的勇气。这表明，通过自我反省，他的人格才真正被确立起来，摒弃了异化的人格面具，找回“真我”。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和卢梭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①认真地说，瞿秋白对自己人格的剖析之深刻是少有的。这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格反省的一篇典范之作。
①瞿秋白：《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第63—64页。
②同上，第67页。
第二，瞿秋白觉得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做了不少错事，但是他没有从外部找原因，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的剖析始终立足于自己的人格，揭示人格的紧张与冲突。这种人格的反省表明了他人格的觉醒。我们从瞿秋白的个案中见出，人格“忏悔”、反省是人格觉醒、自我认识的基本方式。
人格反省有多重指向，可以指向外部社会，也可以指向本己人格。人格反省在陈独秀那里表现为人格的觉悟。当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的觉悟时，显示了这样一个思路，伦理人格的觉悟和反省成为批判传统社会和传统制度的最后堡垒。他借助于人格的批判或国民性的批判来揭示旧社会的罪行。这样的人格觉悟必然承担了批判社会和考察历史的责任，包含了宏大的话语，是一种深刻的、彻底的认识。这一层意思是针对群体或社会而言的，表明人格反省与社会批评之间的关联。另外，人格觉悟也可以针对个体而言。此时，个体人格的觉悟常常表现为自责或“忏悔”。例如瞿秋白对自身人格紧张的剖析，又如巴金的人格反思。晚年巴金多次提倡“说真话”，通过“说真话”，在言说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希望重新确立起自我认同，由无我到有我再到真我。真我的自然流露便是“说真话”。这样，“说真话”成为人格反思的必然表现形式。
但是，“说真话”与人格反省、“忏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来理解“说真话”之所指：一指说话的内容是真实的，例如我没有说谎。二指说话的态度是真诚的，例如我说的话出自我的真心。三指说话的方式是合乎逻辑的，所使用的词语、概念的意义是明确的。如果某人的言说不合逻辑或含糊其词，那就无法断定他是不是在“说真话”。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逆着逻辑说，说不定说的是真话。四指说话的权利得到了真正的维护与保障。在此权利环境下，人们想说话就“说（真）话”，想不说（真）话就不说（真）话。没有人可以强迫我说话或不说话、说这话或说那话。这实际上指的是言说的自由权，也可以看作是“说真话”的一个意思。组合起来看，以下几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其一，合乎逻辑地、真诚地说着假话，如在特殊时期写的自我批判式的思想总结，如医生对重危病人的劝慰。其二，虚伪地说着真实的话。这些情况都有可能被视为在“说真话”，而它们并不一定反映或导致人格的真正自知。
①卢梭：《忏悔录》第二部，范希衡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819页。
第三，传统儒家一直讲言行合一，思想话语有其人格的担当，但是在瞿秋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的紧张。他的人格的多重侧面、其扮演的多重角色常常处于冲突的关系之中，因此，言行不一定一致对他来说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个案例反映了现代平民化人格的分化状况。在日常生活中，现代平民常常扮演多重角色，拥有多重身份，由于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失效，新的规范系统还未完全建立，因此这些角色与身份之间常常发生互相冲撞，冲撞的后果是人格的紧张与分化。从理论上说，人格意味着存在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由于这统一性，使其在纷繁变化的现实世界中保持其本色，在多种情境中维持其确定的内涵。可是，现代人格面临社会的、制度的压力，已经很难保持统一性，无法维持人格的认同。分化的人格的进一步走向是人格的分裂。这或许是现代性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但从瞿秋白的个案里，我们也可以推知，人格的反省也许是维系人格认同的一个出路。
第四，人格认同使内在的自我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在时间的流变中维持其本真的东西。人格认同的统一性通过几个方面展现出来。（一）它克服了人格因素分化的状态，把分裂人格中的因素整合起来，使它们形成合力。（二）它吸收了各种外在的东西（他者），任何试图逃脱人格整合的因素被拉了回来，把外在的东西变成人格之内的因素，使人格变成一个严整的系统，它是自足的，封闭的。这样一种人格认同的观念是消极的，我们可称为消极的人格认同观念。它否认他者的存在，把自己封闭于系统内。虽然人格的统一性保持住了，但是人格也被禁锢了。这样的人格认同容易走向僵化和教条化。（三）与此相对，还有一种积极的人格认同观念，它承认他者的存在，尽管人格认同在不断构筑自我体系，但是始终保持着开放的维度。它也在吸收他者，但他者是无穷无尽的，逃避着人格认同机制的同化与吸收，他者是不可能被人格系统完全吞没的。因此，积极的人格认同建构着开放的、有活力的人格系统，不断容纳新的人格因素。消极的人格认同由于缺乏他者的维度，使人格系统趋于固定而没有活力。
可以说，瞿秋白一直在寻求人格的认同。尽管没有勇气去反抗现实，但他有另一种勇气，即精神的求索。我们可以称前者的勇气为外在的勇气，后者的勇气为内在的勇气。拥有内在的勇气，同样可嘉。内在的勇气表现在对人格认同的不懈努力上。
六、小结
概而言之，本章前面五节讨论了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认识的可能性话语。具体分为两方面问题：一是平民化人格的自我认识问题，二是自述、自传与人格的表述问题。
前面三节讨论了人格认识可能性话语中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说冯友兰的觉解论从理性的认识论之维讨论人格认识的可能性话语，冯契的转识成智论从理性的直觉之维讨论这一话语，那么，杜维明的体知论则从默会知识论之维讨论同样的话语。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上，觉解论、转识成智论和体知论体现了人格认识可能性话语的三个路向，为我们今后深入研究人格认识、道德认识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的理论平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个路向存在着一个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他们试图在现代哲学的视域里重新阐发传统的道德认识论，使传统重焕光彩。觉解论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对接、转识成智论与实践唯物论的结合、体知论与默会知识论的相互启发，三者表明了现当代中国哲学家为实现传统道德认识论的创造性转化所作的努力，也是人格（道德）认识论发展的可能理论生长点。
从上述的考察中，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即人格认识中的主体间性问题，或者说人格之间的交往在人格认识中的作用问题。
冯友兰、冯契、杜维明等哲学家对此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略，但所谈不多。例如，冯契在人格培养的方法论上谈到了集体帮助与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的原则，在一般认识论上谈到了认识论中的群己之辨，分析了观点的社会意识性质、群体意识与个别精神的关系等，这些讨论多少涉及主体间性问题。在人格认识上，冯契侧重谈理性的直觉，对主体间性问题不免有所弱化。
在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言说中，存在着将人格抽象成一个本体或实体的倾向。现实个体的人格塑造表现为对此人格本体的体验与依归，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格话语。在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中，现实主体对人格本体的依赖构成现实人格的合法性根据，人格本体的还原成为现实人格的诉求目标，这种还原往往忽视了人格自身的实践性品格。其实，真正的人格经验与认识源于主体间的互动，源于生活世界中我与你的交往、对话实践。人格不是封闭的，它不是那种只能在静观、直觉体验中给出的东西，也不是一种自在的东西，被动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离开了交往背景的人格诉求只能表现为静态的、玄虚的形式，和现实生活隔绝的形式。
所以，在承认人格独立性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人格之间的相互承认与沟通的重要性。查尔斯·泰勒（Char1esTay1or）在谈到自我认同的形成时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①哈贝马斯也指出：“无论是作为自律的存在，还是作为个体的存在，实践的自我关系中的自我都不能通过直接的自我联系，而只能通过其他人的观点来进行自我确证。”②他们强调的是对话对自我确认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将它引申到人格上：人格的合理性的确证不是在归依某个绝对静止人格本体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在人格之间的交往、对话关系中得以实现的。人格之间的相互承认与沟通是现代平民化人格认识得以可能的基础。
①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50页。
②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本章第四、五节讨论了人格认识的可能性话语的第二个问题，即人格的言说或表述问题。现当代学者和思想家普遍重视自传和自述的撰写，把它们看作是人格形象表达的一个可靠途径。自我陈述的确是表述人格之知的一个直接途径，但是自我陈述有其局限。真正的人格认识更应该将眼光伸向生活世界，转向不在场的存在背景。当然，这不应当成为当代思想家不作自我陈述的理由。我们还是希望今后出现更多真实的、真诚的自我陈述作品。同时，在自我陈述中，自我反省类作品是非常少见的。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个案分析中，可知人格“忏悔”或人格反省是人格认识的基本方式。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格反省和“忏悔”类的作品出现，它们不仅让我们认识某个人的人格，更让我们认识一代人的人格或一个社群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