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接收传媒信息的方式来看，表现出一种从众性。由于中国农村还未真正成为大众社会，农村经济还是比较单一，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社会结构还带有宗法制的色彩，生活方式缺乏多元元素，农民的思维方式还带有从众性的特点。另外，中国农村一般群众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社会经历，相似的职业习惯，相似的心理特征，从而使传媒素养中从众性的产生有了基础。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只要有一户人家盖了新房，其他人家也会想方设法盖上新房；只要有一户人家装了电话，其他人家也会照着样子装上电话；只要有一户人家买了彩电，其他人家也会四处打听去买彩电；只要有一户人家出去打工，其他人家也会求亲托友出去打工。对待大众传媒信息也是如此。笔者曾经在离开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农村实地考察，发现在一个自然村里居住的大多是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村民，他们晚上看的电视节目几乎完全相似。只要有一位村民告诉大家有一个某某电视台某某频道的某某电视剧非常好看，一般人就会跟风，全村同看一个电视剧的现象比较普遍。
再次，就接收传媒信息的层次来看，表现出一种通俗性。调查表明，随着电视走入了中国农村，一般群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电视。我们在上文提到，最近在广西农村的调查了解外面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时，农民回答电视占87.5%，与本村人交谈占4.3%，广播占3.6%，书报刊物占2.4%，与外村人交谈占1%，电话占1%①。占第一位的电视和占第二位的与本村人交谈竟然相差83.2个百分点，收看电视和阅读书报相比竟然相差85.1个百分点。众所周知，电视媒介的特性是声画同步，影音合一，比较适合于传播通俗性信息；书籍报刊的特性是以文字作为符号负载信息，比较抽象，比较适合于传播高深信息。例如，一般农民未必能阅读曹雪芹的皇皇巨著《红楼梦》，但一般农民则完全可以欣赏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这就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使然。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们的一系列调查都说明，中国农村一般群众通过电视接收的最主要信息是娱乐信息，这一事实也说明了通俗性的特点。
注释：①西部许多农民深陷“信息贫困”.新华每日电讯，2005.4.20
娱乐信息的通俗性导致了另一个特点，即是接收信息的地域性。诚然，当代的大众通俗文化可以在中国农村流行，笔者曾经在在四川西北部山区的一个农村看到农民们在津津有味地收看香港歌星演唱会的电视节目，但是，毕竟中国领土辽阔广大，风俗各异，一些娱乐信息例如地方戏曲等等，就有了明显的地域性。长江以南例如浙江的越剧、福建的采茶戏、江西的赣剧等等地方戏种，很难在中国北方找到大批知音。农民对自己家乡的娱乐信息还是感到亲切，乐意接受的。
四、农民进城务工者的传媒素养
农民进城务工者即农民工，是指户籍尚在农村但本人在城市工作的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工的流动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因为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不存在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只要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有农村劳动力转为城市劳动力的现象，美国、西欧、日本均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破产的农民流向城市谋生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中国大城市中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其前身就是农民。例如，近代上海工业的崛起，就是江浙一带农民流入的结果。但是，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工商业蓬勃发展，大量农民涌入上海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因为这些农民很快地就变成了城市工人，并融入了城市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实行了户籍制度，把国家的所有公民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种，并用国家制度的形式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使两者无法正常地沟通、转换乃至交融。农村居民就是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就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后代仍是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后代也是城市居民，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农村居民除了通过有限的几种途径例如高考等等加入城市居民之外，一般只能永远地留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劳动力成为商品之一，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再也无法被紧紧地锁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农民流向了城市，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虽然在城市做工，但无法真正地变为城市居民。道理非常简单，这是因为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国家待遇都要以户籍为条件。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有些外国人无法理解，有一次笔者曾经给一位美国学者解释了好长时间，总算使那位老外搞清楚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巨大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迅速发展，中国广大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农民工才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根据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政府第一部专题阐述就业现状和就业政策的白皮书《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2003年，中国城乡从业人员达到74432万人，其中城镇25639万人，占34.4%，乡村48793万人，占65.6%。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9800万，是1990年1500万人的6倍以上，目前尚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①。根据这一统计，中国的农民工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13%强，如果所有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全部转为农民工，中国的农民工将达到2.5亿左右，将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1／3，等于美国全国的总人口。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农民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社会生态环境恶劣。农民工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甚至处于被歧视
的地位。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还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目前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他们不是社会的中坚者，而是社会的边缘人。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其中的一些人还有过被收容和被遣送的经历。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以及我国大众传播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呼吁，政府和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态度也随之变化，由最初简单地排斥转为部分认同，由冷漠歧视变为一定程度的关心和同情。但是，对于农民工的认同还远未解决，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仍然存在。2003年秋季，笔者有一次在一所农学院为农业技术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讲授《发展传播学》课程时，就“您对于农民工有什么基本看法”问题询问过一位现在担任一家化肥厂主管的在职研究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但由于职业的关系，对农民和农民工十分了解。他回答道：“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工既可亲、可敬，又可怜、可悲，还可笑、可恨！”他又接着作了解释，对农民工的勤劳淳朴，自然是可亲可敬；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窘境，当然是可怜可悲；对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落后的不文明行为，就感到可笑可恨了。这一看法也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里人对于农民工的看法。虽有些许道理，但仍有偏见掺杂其中。另外，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1999年的一项调查，在接受访谈的315位农民工中，有67%的人谈到了在与城市人交往过程中，存在着令农民工感到疏离的社会气氛，即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①
注释：①中国公布就业状况白皮书.北京现代商报，2004.4.27。
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虽然农民和农民工两者均是农村户口，均属于农民，也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却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差别。前者生活在农村，后者生活在城市；前者的职业是农民，后者的职业是工人；前者一般从事个体劳动，后者一般从事集体劳动；前者一般使用手工作业，后者一般使用机械甚至电子化工具；前者依靠每年的农业收成过活，后者依靠每月所挣的工资过活。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的精神观念的变化，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包括大众传媒素养和农村一般群众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对于他们的传媒素养会产生不同于普通农村大众的影响。打工经历在影响农民工对休闲娱乐方式的选择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传媒素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有过在外务工经验的农民业余生活更丰富更社会化，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享受；而没有务工经验的农民的娱乐方式则较为单一和趋向家庭化，对于精神层面的享受注重不够。农民工目睹了城市的繁华和城市人的现代生活，他们比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机会接触更多、更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信息，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他们有更强烈的提升自我的欲望，因而会更加关注社会，关注媒体，他们对媒介的价值有着基本的认识，知道通过媒介可以获取他们想要了解的信息，可以学习知识、学习与人交往；他们对于新闻信息会有一定程度的关注。
注释：①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6）
根据调查，农民和农民工在媒介接触方面既有一定的相似点，又有一定的相异点。相似点表现在农民和农民工所接触的媒介类型比较相似，他们都把电视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相异点表现在农民和农民工所接触的信息类型不尽一致，农民把获取娱乐信息作为他们传播活动的最主要形式，而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范围显然要比农民宽广得多。除了娱乐信息之外，城市里的其他新闻信息、广告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他们。特别是有关农民工的信息以及自己供职的行业信息、招聘信息等等，也是农民工关注的对象。据笔者的观察，一部分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农民工还十分关心自己家乡的任何信息，他们看到刊有自己家乡信息的报纸，就会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仔细阅读，以解思乡之情。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江苏南京的《扬子晚报》，近年来在上海的销售势头很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读者就是来自江苏的农民工。
城市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提升农民工的传媒素养同时，也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大众传播一般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等等。大众传媒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工业社会的标志。国外一位传播学家说过，如果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会有效运转。大众传媒是社会文明的载体之一，而且因其形式纷繁和易于接受，是其他途径所难以比拟的。这就很容易开拓农民工的视野，使他们获取前所未有的知识，从而提高其认知水平。在北京“浙江村”里，那些常常被人们视为“经济动物”的温州老乡们在他们的北京房东和客户们的熏染下，也对国家的公共和政治事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①。徐增阳等人在武汉市对753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有81%的农民工认为村委会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认为不应该的只有3.3%②。农民工对传统和权威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变化，不再盲目迷信。传统农民是典型的“拜权主义者”。在家庭或家族内部，表现为子女对父亲的绝对权威的遵从；在外部，“敬天子”、“畏大人”，崇拜专制皇权和祈盼清官。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传统极端尊重，因为在小农经济背景下，知识往往只有代际的复制而少有增量变化，老人的过去就是年轻人的将来。但是，进城农民务工者却改变了农民对传统和权威的认识和评价。他们不再迷信传统和权威，而是根据自己新的社会位置和生活阅历对传统和权威进行重新估量。1999年8月湖南农村调查表明，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后“有点瞧不起村干部”③。龚维斌在安徽无为县的调查也表明，农民工的出现引发或加速了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老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基本上都“退居二线”④。所有这些调查都表明，农民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提升了素养水平，提升了自身的素质，逐渐地使自己缩小和现代社会主流群体的素质差距，为尽早融入现代社会创造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农民工是由农民变为公民的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农民工是农民公民化的一个非正常途径或非典型手段，农民工是现代社会的潜在优质公民。
注释：①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
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5）
②徐增阳、黄辉祥.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战略与管理，2002（6）
③徐增阳、湛艳伦.行政化村治与村民外流的互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④龚维斌.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