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告诉我她和乌龙茶终于决定回上海了。
我本来想说挽留的话，但是立新说她和乌龙茶已经去入国管理局自首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日本，立新说已经没有选择了。立新说为了他们准备在上海举办的那个婚礼，为了她和乌龙茶的新居，他们如今正在市场看婚纱和家具。立新说明天不得不休息，明天要去大使馆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事实上立新和乌龙茶由瑞士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们又黑下许多年，他们的护照的有效期限早已经过期。立新说：“我去大使馆用钱买一个护照延期的公章。”
因为是大使馆所以我觉得立新有一点儿想入非非。
我说：“那里是大使馆，象征着国家，你不可以乱来。”
立新反问我：“大使馆里工作的人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行。你信不信，只要三万日元，随便你找什么人。”立新说：“别说是护照上的一个延期公章，用钱有什么是买不到的？学历、婚姻，你想证明的东西都可以花钱买到。”我不相信，但是第二天立新给我看她的护照。护照上清清楚楚地盖着大红章证明护照的期限由五年延伸到十年。我现在想起来可能立新是不想给大使馆的人添麻烦才说随便找什么人。
那时我觉得立新所说的事是对大使馆的亵渎，我不相信大使馆里有钱迷心窍的人。大使馆于我是一方神圣。我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红色的公章我一定不会相信。”
立新说：“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起来风光，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公派，就那么点儿工资。现官不如现管，趁着现管还不借机捞一把啊。”立新说得信誓旦旦。
然而我就是希望立新护照上的那个公章是一个假章。
立新说我的世界观过于单一。立新说读书固然是重要的，熟知立身的社会的真实更加重要。立新说：“想不到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竟然是一张白纸。”
多亏了立新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多少年后，为了结婚我必须办理一份在国内与零儿离过婚的公证书。我拜托北京的一个朋友帮我办这件事。朋友去银行，朋友由银行去邮局。在去邮局的路上一辆疾驰而去的摩托车抢走了朋友放在自行车筐里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朋友刚刚为我办好的离婚公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立新的那一个护照。一直以来我都在给在日的华文小报写散文和连载小说，报社里有很多给予我支持的朋友。大使馆有活动的时候报社会去做采访，所以报社的人有机会认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的报社朋友给了我一个名字，朋友说你给钱的时候要把钱装在信封里。我去了大使馆，我用钱买到了我想要的离婚公证书。我开始相信神圣的大使馆原来也是一个实验场。至今我仍然不知道那个收了钱给了我公证书的人的名字，我甚至刻意没有记住他的样子。我结了婚，我成了人家的新娘和妻子。每当我总结自己人生中幸运的事件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他并心存感激。
立新回国的一年后，我再次接到了立新的电话。我以为立新是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立新说她又来日本了，又黑在日本了。立新是通过华文报纸找到我的。立新在电话里说她不敢去富贵阁打工，因为富贵阁的人都知道她是黑户口。立新说她在一家麻将店里做招待。“乌龙茶呢？”我问。
“我安定了以后再接他过来，他还在上海。”
不是说好了回去结婚吗？不是说永远都不与乌龙茶分开的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一次立新是由澳大利亚辗转到日本。立新以旅游的名义去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去上海的飞机在日本转机。立新借转机的机会从成田机场溜出来。立新说这次来是要将她的损失补回来。立新告诉我是她与乌龙茶自首后的第五天，突然间她的肚子疼痛不止，本来以为去医院看一看，吃一点儿药也就好了，没想到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医生当机立断要她住院并即刻为她做了盲肠手术。因为立新是黑户口，新没有医疗保险，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和一个小小的盲肠手术竟花掉了立新的一百多万日元。立新说：“吃多少穿多少都是定下来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拿不走。”
立新第一次告诉我说她在富贵阁期间所有吃的、喝的，都是从富贵阁偷的。立新说：“甚至连冰箱里的酒和厕所的手纸都是在富贵阁里偷的。”
立新说：“不是你的东西的话临走前都会拽住你要你留下来。”
我想起老天有眼那一句话。
立新说：“除了被花掉的那一百多万日元不甘心，也因为在日本拿惯了大把的钞票回国后不再习惯国内的那几张钞票。”立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是在麻将店。我听得到电话中吵嚷喧嚣的背景。立新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电话公司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了使用。
来无影去无踪的，立新像突然刮过的一阵旋风。立新再一次从我的生活中消逝了。这一次是真的。我常常想象立新是否被日本的警察抓走了。
从此立新也杳无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