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跟马克忙了一天，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和邻里的纠纷在傅安看来只能用钱解决，他原本认为街坊邻居是看到法国人有钱才处处刁难他，心里颇有不耻。可是当他身临其境看到胡同里这些居民的生活状态和施工给他们带来搅扰从心里觉得马克应当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补偿，当然他心里明白阿巴贡的后代是不可能轻易掏腰包的。
傅安是五十年代生人，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就是以天下为己任，那个时候没有社会责任这个词，但是公平正义，正直无私这些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脑海。及至长大成人，虽然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和每个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有许多无解的困惑，但即便如此都没有改变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只是有一点，他越来越把自己放在观察者的位置，而且几乎不相信自己有影响他人的能力甚至可能。他曾经调侃似地跟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没有能力阐扬自己的世界观，但是非常乐于观世界。他跟法国人的缘分从少年时代起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从思想到做派都有点自由派的意思，乐于发表见解，但是不希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头上，或者去影响他人的判断。只是这一次，他很难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从第一天和马克的街坊见面起，他就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委婉的方式说服马克以慷慨大度的姿态和邻居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困难在于西方人是以理性进行思考和指导行为的人群，以理性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而国人却是以情为重，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事情都是做起来再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问题就出在这里，马克所面临的问题是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例。所以当事情发生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希望他们可以为他提供行为准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带着傅安走访邻居，另一方面让傅安查询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和接洽方式，他准备逐一走访这些政府部门，以获得支持。所以在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傅安几乎是超负荷工作。马克和一切供应商的联系、询价和谈判他都要参与；马克和工程队的一切大事小情他都要负起双向传达的责任；马克和邻居的任何接触，无论性质如何他都要以文字的方式记录整理。以至于一年后，当工程终于完工的时候，傅安发现他的电子邮箱几乎清一色的是和马克往来或与马克工程有关的邮件，至少小几百件。
拜访完老文和老李的第二天，他们本想去东院儿索家和李家，但老索工作忙，他媳妇儿说等他回家商量一下再定时间。老李身有残疾，说话不便，要等他媳妇儿回家的时候才能谈。老李排行老三，所以年龄相当的街坊就叫他老三，他们夫妇俩和老刘一样，当年都在京郊农村插队，八十年代初才返城，那时候老三的父母都还在世，老三最小，家里腾不出房，就把门前的抗震棚改成一个小屋，结婚生子，育有一个女儿，由于房子太小女儿早就不跟他们住了，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现在也工作了。老三父母去世后，他们也没能住进他们家的小南房，他二哥占着呢。所以到现在哥儿俩也不过话儿。自从老三残疾以后，家里由媳妇儿做主。这些日子，老三媳妇儿的母亲，也就是老三的丈母娘，孩子她姥姥病了，没人照顾，媳妇儿只能回娘家照顾老人。后来傅安才知道，老索的身世也一样，插队返城，抗震棚里结婚。这四家现在的男主人除了老索较为年长几乎都是同年，唯有老文是独子，所以没有插过队。
老索和老三都没见着，工地还在那儿搁着，马克让傅安陪他去规划局走一趟。两人来到规划局，从门卫那儿打听到主管城建的科室，这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门卫告知接待人员都吃午饭去了。要见，下午两点以后。
两点钟，马克和傅安准时到了规划局楼下。门卫指点着上了二楼，到了城建科的办公室，敲了敲门。门打开了，办公室不大，标准的政府办公场所，有三四张办公桌，俗称一头沉的那种。墙上挂着不同规格北京市规划图，上面画着各种红线。一看是老外，接待的工作人员也不客气，说你们是鼓楼东那个小院儿的吧，你们那个姓索的邻居来了好几回，拿着你们的施工图告你们违建扰民。这还是小事，他问我们为什么批准你们改扩建。傅安不爱听你们你们的，纠正说我只是翻译，算不上一事儿，有话您问马克先生，我给您翻译。然后转身把接待人员的话用法语说了一遍。马克很诧异，他不知道老索会有他家的施工图，一时间脸都憋红了。但是没有发作，他很客气地问候了一下，并且做手势想跟人家换个名片，接待人员没搭理他。傅安明白，这种行政机构是不会跟事主交换名片的。接待人员说，我们科只管审批，现在因为邻居举报停了工就不归我们管了，得找走廊东头儿的监察科。于是两个人出门往监察科走，迎面来个中年妇女，五十岁上下，很干练的样子，一看就是个负责人的模样。她一看马克，也不通报姓名拉开嗓子就说你们怎么回事儿，闹得邻居上这儿告状。傅安很无奈，回答说这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中年妇女并不答话，径直走了。马克遭人呵斥，又似懂非懂，摇了摇头。
进了监察科，说明来意，一位自报老王的男子回话说，人家把你们给告了，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们回头抽个时间到工地上看看，再做决定。老王一口一个你们，傅安不爽，又说了一遍我只是个翻译。
马克坐下来一五一十地把工地的情况说了一遍。在谈到邻居索要赔偿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几家要他出钱重新翻盖那些小房的事。老王告诉他，那些小房都是七六年大地震以后居民自建的抗震棚改建的，本来就属于私搭乱建，是违章建筑，所以，对于居民的主张，城建和房管部门是不会支持的。但是关于施工扰民的事，主管单位是不能不管的，所以要先解决扰民的问题。马克听了频频点头，关于小房子是违章建筑这一节，他听得特别仔细，还记了下来。毫无疑问，这是他最大的心病。
告辞之前，老王要马克留下电话，也要了傅安的电话说这样方便联系。
两个人回到工地，就有老文传话说老三他媳妇儿晚上七点在家等着马克谈事儿。
晚上七点，马克带着傅安进了东院。老三的房门正对着他二哥的屋门，中间形成一个一米来宽的夹道，放满了蜂窝煤。说是对门，其实老二的房子才是正经房子。三步台阶就把老二的房子给比下去了。老二的小屋就是平地盖起来的，连个地基台阶都没有，房顶上的椽子都是木条拼的，大一点儿当房檩用的是过去脚手架上用的踏板一劈两半然后用铁丝捆在一起凑合成的。这个房子也是个搭梢房，房檩就搭在西院儿的东墙头上，也就是说搭在两个院之间的界墙上，房顶上用油毡苫盖严了又加了层瓦。屋里用布帘子隔开，里面一张双人木床，进门就是一张单人木床。旁边立着个当年凭票买的三合板儿大衣柜，一张折叠桌，两张板凳，差不多就是全部家当。
这天，老三家是全家出动，夫妇两人还有女儿都在。
老三媳妇儿一看就是个精明干练的人。女儿长得白白净净像他爸。老三皮肤白，当初应当是个漂亮小伙子，可惜残废了。看着傅安进门的时候上下打量的样子，老三媳妇儿解释说：
“老三和我都是插队返城的知青，当初就是在这个棚子里结的婚，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经地方住。我妈现在病了，所以我住我妈那儿伺候老太太。我妈现在住的房也是当初搬迁的时候政府给分的，不大，要不老三一个残疾人，我们能把他一个人搁这儿吗？今天马克先生愿意到我家坐坐，我们欢迎，你们也别嫌弃。”
边说，她一边还沏茶倒水的。小屋里一下挤进来五个人，一通忙乱。老三想说点什么但是嘴抖抖的一时也成不了句儿。
半天，大家这才坐定了开口说事儿。
老三媳妇儿：
“马克先生是法国人，能喜欢咱这破地儿也是缘分。将来呢，我们就是邻居了。说实在的，人家盖房本来不关咱什么事儿，可是你们也看见了咱这破房是个什么样儿。我们家境不好，老三原来是三十五路汽车司机，可是在三十多岁不到四十上就得了偏瘫，也好不了。自打马克先生这边儿一开工，成天叮叮咣咣震天价响，老三又不得休息，又怕什么时候你们把这小棚儿给震塌喽。你们现在都可以看见这床上铺着报纸，就是为了接房顶上震下来的土。我们跟别人家不一样，别人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的就是给我们把这小房给修了。不修也行，我们本来就想翻盖，房管所来人给看过，认定我们这房是危房，同意派人给我们翻盖，但是我们自己得掏一部分钱。这不正好，你们把修房的钱给我们，我们再掏点钱凑在一起就把这房子给翻盖了。原先那小法国人都跟我们商量过怎么修，后来又不理我们了。西院儿那边该修该改的都给人弄了，偏偏没人理我们了，这不是欺负人嘛？我们是大老粗，不会说话，比不了那些能说会道的，可是什么事儿总得讲个理儿吧！”
傅安一边给马克翻译着，心里一边想，这下麻烦大了。老三媳妇儿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明显是冲着老文家新翻盖的小炮楼的，现在开始比着来了。要是他们知道老文还得了钱，那就更了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