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西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一岁,长着一张圆圆的脸。他的皮肤晒得又黑又亮,像缎子一样。除了我们村的钱琨之外,班里只有他肯认我这个朋友。
下课了,我们相互追逐着跑出教室,一起去厕所。返回学校的大院,我们发现一年级还没有下课,都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于是一起猫着腰溜到一年级教室的窗户外,朝里面张望。教室里的学生们都坐得端端正正地,看着黑板,我们站的位置看不到讲台。我抓住窗棂,踮起脚,往讲台上看。过了一会儿,我们感觉到不对劲儿,一扭头,看到一位胖胖的女老师站在我们身后,凶神恶煞般地瞪着我们。我们吓了一大跳,想跑,脚下却像生了钉子一样,动弹不得。我当时就怀疑她是不是会像孙悟空那样会定身法,把我们定住了。
前面说了,我们学校,四间教室围成一个院子。同学们下课后,都在院子里活动。不用说,一会儿就围过来一大群学生。一年级的学生还不敢出来,但是窗户边上十几张脸挤成堆向外张望。
胖女老师问道:“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我感觉到像是在田埂上遭遇一条蛇。又粗又长的蛇,正高昂着头,吐着腥红的信子。
我答道:“二年级的。”我害怕了,声音有些发抖。
女胖老师又问道:“你们在窗户边上偷偷地看什么?”蛇头试探性地向我伸过来。我本能地往后退。
我答道:“没……没看什么。”
胖女老师说:“让大家看看你们俩!一个白,像个小白雀;一个黑,像个小黑蛋。下一次再到窗户外探头探脑地,我就拧掉你们的耳朵。听到没有?”我是长脸,皮肤比较白。张正西是圆脸,皮肤比较黑。在一年级全班学生们有节奏的“小白雀!小黑蛋!”呼喊声中,我们俩人灰头灰脑地逃离现场。还好,那时候没有兴起武侠热,否则我们的绰号就会变成“黑白双煞”了。蛇闪电般地发动攻击,它的毒牙刺破我的皮肤,毒液在我的血管里迅速扩散。
这是第二件为我扬名的大事件。头顶这么响亮的绰号,想不火都不成了。
一年级胖老师发火的原因,我后来才知道,也是班上有人偷东西。他们没有下课,正在留堂排查呢。巧的是,那天,我们班也有人丢了墨汁和笔。班主任大发雷霆,发誓要掘地三尺,也要把小偷揪出来。
那一堂语文课取消了。三位老师,开始在全班进行地毯式的搜查。这三位老师是班主任(他就是语文老师)、校长和一位教四年级地理的女老师。全班同学都被叫到教室外,站成两队。每个人都被搜身。当然,没有人在身上带着文具。然后校长,站在我们面前,告诫我们要诚实,要自爱……
而班主任和地理老师侧在教室搜查一支失窃的红色钢笔。让他们头疼的是:没有找到失窃的钢笔。不过,他们却发现了疑点:张正西有两瓶黑墨水;钱阆不但有一蓝一黑两瓶墨水,还有两支毛笔!于是,老师就让同学们去指认,看看是不是他们丢失的。
一位叫邹春霞的女同学一口咬定,我的那瓶蓝墨水和一支毛笔是她前两天丢失的;一位男同学一口咬定张正西的墨水有一瓶是他的。
我说我的墨水我的毛笔是我自己前几天在小卖部买的,小卖部老板可以作证。不但如此,我还详细地说了几件文具的价格。邹春霞说你骗人,你都没有钢笔你买蓝墨水干什么?我说我现在没有过几天我就有。邹春霞说我知道了刘家意同学的红色钢笔又让你偷走了对不对?我说我没偷你少诬赖好人……
铁证如山,辩解无效。班主任方老师当场认定我和张正西同学就是小偷,立即开除!吴校长估计也在怀疑我,因为有人说我和张正西到一年级教室探头探脑,估计一年级的失窃也是我们干的!在吴校长看来,不管有没有偷东西,反正钱阆,张正西都是坏学生。开除了才好,也可震慑一下学校的偷窃之风。
当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全校都不上课了,校长临时决定召开一个全校大会。在全校师生面前我和张正西,以小偷的名义被开除。
这是我让名气大增的巅峰“盛事”!即使是邹德蛟、王庆锋也没我的名气这么大,这么持久,这么与日俱增啊。
父母亲不愿意了。我在家里偷了钱,他们都原谅我了。现在,我们自己的钱买回来的文具不但被人夺走,还要给我扣上一个小偷的恶名,那不成!娘可忍,爹不可忍。那个周末,父亲带着我去了班主任家。向他讲明事情的原委,要求他还我清白,要求允许我继续在学校就读。
班主任的家就在学校东面的山坡下。我和父亲来到他家,在门口正好遇到他扛着一架木犁准备出门。他看见到我们,放下木犁,接过父亲递过去的一根纸烟。皱着眉听我父亲讲明原委,显然,他并不相信我父亲的话。不过,最后,他当着我的面,对我爹说,就凭你刚才所讲的话就要学校还钱阆清白说他不是小偷不可能的,要想继续读书,可以。
想必张正西的家人也来学校找过班主任。仅仅是周六停课一天,星期一,我和张正西又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的表情很异常。看来大家都不喜欢我们俩了。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让这帮看不起我的人,让这帮把小偷之名强加给我的人高攀我不起。特别是那个信口雌黄的邹春霞!
二年级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学习成绩可能有一些起色,但还没有达到出类拔萃的地步。如果二年级的各科考试是一场考试,二年级的人际关系是另一场考试,我两门课都不及格。
放暑假了。九岁的我,开始变成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因为我已经能独挡一面了。我能做什么?放牛。
1981年,村里共有13条水牛,一条黄牛。13条水牛都有名字,公牛有大水牯子、二水牯子、杠头、一根筋、卷毛、笑面虎、大脚、长毛;母牛有丫菩萨、泥鳅、赖皮、小赖皮、过年。那条黄牛的名字就叫黄牛。我们管公牛叫水牯子,母牛叫水沙子。“沙”应该是上沙下牛,这个字康熙字典上有,写不出来。
农民家里,除了房子之外,家里最值钱的资产就是牛。所以,牛都有名字。狗、猪、鸡、鸭、鹅、猫、兔都没有名字。
我们家的牛叫丫菩萨,是一头五岁正值青春妙龄期的小母牛。牛一般活到三、四十岁。丫菩萨是两年前生产队分给我们的,归我们家与一位叔叔家共有。分牛的时候是按照每14个人分一条牛,我们家5口人,叔叔家9口人。我们村14条牛,正好196人。
村里的牛都是耕牛,不是用来挤奶的奶牛,也不是用来食用的肉牛,更不是西班牙那样用来娱乐的斗牛。春耕、秋耕两季,牛都很忙,要在水田里或旱地里拖犁铧耕地。其它的时节,水牯子、水沙子们和那一条黄牛都很悠闲。冬天,牛们都躺在牛栏里吃稻草;夏季,它们要么躺在在水塘里,要么就要让它出去吃草,只有晚上才牵回牛栏。
村里没有大片的草场,各家都不喜欢别人的牛到自家的山林里吃草。放牛就得到公共的山地或者水田埂上去。夏季,水田里水稻还没有满浆,在水田埂上放牛得提防牛偷吃水稻,太劳神费力。
我们村钱洼地处河谷地带,村前村后都是山,都是长满灌木林马尾松茅草的又低又矮的小土包。村子西边的一座山有点不同,它是我们村最高的山,我们把它叫大山杠。大山杠背阴的北坡全是红土,一排排人工栽种的杉树,都窜到五六米高了。南坡三道山梁上只有一层浅浅的砂土。山顶是一大片平地,足足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除了遍地的石子,就是稀稀拉拉的野草。六道山梁撑起大山杠,六道山梁之间的山谷里夹着五口清澈的水塘。
大山杠的五道山谷和主峰都是公共林地,长满了牛最爱吃的狗牙根草和牛筋草。骑在牛背上,或把牛绳挂在牛角上,让它们自由地吃草,放牛的孩子们可以聚在树荫下打扑克、下棋,或者什么也不干。大山杠是我们最喜欢去放牛的地方。
下午三点,酷热开始消退,午睡之后倦意全无,知了也压低了嗓门。我解开系在门塘边一棵柳树下的牛绳,把丫菩萨从水里轰起来。牛背湿漉漉的,不适合骑。然后跟往常一样,牵着丫菩萨爬上村子西面的陡坡,一路晃晃悠悠地走上大山杠。我把牛绳绕在牛角上,让它在东坡上吃草。我就坐在最高处的一棵杉树的树影里。村里的放牛娃们一上山,我马上就能看见他们。
一阵山风吹过,真凉快。狼尾草又宽又长的叶子相互推推搡搡,发出唰唰的声响。我十指交叉枕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地面温热,空气凉爽。抬头看,蓝天白云,视野格外地开阔清晰。东面山腰上,远远的能看到一条银色的带子,似乎飘浮在空中,恍若人间仙境。哪是什么地方?怎么以前没有发现呢?我想起来了,那是天桥!有一两次,跟着姥姥去她家,在村子对面的山顶上也能看到那条银白色的带子。她会指着对我们说:“那是天桥,桥头边有一个盛家湾。你姨妈就住在盛家湾。”姨妈是妈的姐姐,是姥姥的大女儿。“要不是那个该死的老黎,你姨妈现在还活着。你姨妈是个苦命人呀,一辈子一天福都没享到……”这话姥姥唠叨的太多,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都知道姨妈生下儿子后没几天就病死了。姥姥说全赖姨妈的婆婆,也就是老黎。姨妈坐月子时,她的婆婆老黎给她喝凉水把她给害死了。
此时此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白得像雪、白得像玉一样的天桥,我没有怀念苦命的姨妈。而且,我还在怀疑姥姥的话。怎么可能,姨妈会嫁到那么远那么像仙境一样的地方呢?那应该是神仙才能住的地方吧?我在想,天桥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天桥再往东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天桥看起来那么遥远,我觉得我一辈子都走不到那里去。在我的眼里,那里就是天的尽头。突然,我心里萌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总有一天,我要到天桥去,我还要走过天桥,翻过东面重重的山,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隐隐约约地觉悟到,站在高高的山顶,眺望远方,能让人忘记忧愁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