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降价,我们的销量猛增,但很快又有所回落。因为凭我们一己之力,仍难完全迁就全国的低购买力,使得普通人都买得起。全国零售价普遍没有降至最低。公众对所有价格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决定,再进行一轮降价,并将每月产量维持在10万辆。当时我们的销量并未达到这一数额,但我们想在关闭工厂前尽可能将原材料都制为成品。我们清楚,为了盘存与整顿,必须关闭工厂。我们希望下次开工时,能将价格降得更低,并备有成品存货以供市场需求。然后,便开始以低价购入材料,投入生产。我们下决心降低价格。
12月我们闭厂整顿,本打算2周后重新开工;但发现要做的事太多,将近6周后才开工。一待我们闭厂,有关福特公司财务状况的流言蜚语又渐渐多起来。我知道不少人希望我们向外贷款——一旦我们借了款,我们就得在生产经营原则上作出让步。我们没有也不想向谁借款。倒是有人想借给我们钱。一家纽约银行派人上门拜访,并提出了一项财务计划。依据该计划,银行会贷给我们一大笔款,但同时银行也会派一名代表出任我公司的财务主管,负责公司财务。我肯定银行也是出于好意,然而我们无意借款。不过当时,我们的确缺名财务主管,这一点银行对我们的观察倒是准确的。我让我的儿子埃德塞尔(Edsel)兼任公司财务主管及总裁。这样,财务主管空缺的问题得以解决,那再也没有什么是银行能为我们做的了。
于是,我们开始彻底整顿。战时我们不得不生产各种军需物资,暂时放弃了只生产一件主要产品的原则。我们因此新增了许多部门,行政人员也增多了,而分散生产带来的浪费现象也日渐增多。军用物资的生产都很赶,从而产生了大量浪费。我们开始将所有无益于汽车生产的东西清理掉。
预算中唯一需要立即支付的,便是发给工人们总额达700万美元的红利。
红利发放完全是我们自愿的。虽然没有规定非发不可,但我们仍想在新年的第一天发给大家。我们用手中的现金支付了红利。
我们总共有35家分厂遍布全国,均为组装厂,但其中22家也可以自主生产零部件。当时它们都停止了零部件的生产,不过仍继续组装汽车。在我们闭厂时,底特律的工厂几乎已没什么汽车存货。我们将所有的零部件都运往分厂。到了1月份,底特律的经销商甚至不得不去芝加哥和哥伦布(Columbus)取车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各分厂根据经销商一年的定额,配给他们足够销售一个月的汽车数量。经销商也卯足了劲拼销售。1月下旬,我们召集了约1万名以工头、副工头、助理工头为主的生产骨干,开始恢复高地公园工厂的生产。
同时,我们收回了国外的账,并将之前生产的军需产品卖掉。
这样,恢复全面生产的一切准备已然就绪。我们逐渐恢复生产,且保持盈利。通过对公司的彻底整顿,我们将造成高物价低回报的浪费现象一扫而光。同时我们也把所有没用的东西低价处理掉。整顿前,每辆车每天需要雇15名工人,整顿后则只需要9名。这并不意味着其余的6个人就此失业;他们只是停止之前那种没有产出的状态。我们处理物品及精简人员,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原则:所有人与事物,都必须有利于生产,否则没有留下的必要。
我们将行政人员精简至一半,并在车间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岗位。
他们大多接受了新工作。我们废除了一切对生产没有直接帮助的订货与其他数据的记录。之前我们保存了成堆数据记录,只因为研究它们还挺有意思。但光靠数据可造不了车——所以它们被统统废除了。
我们撤掉了60%的内线电话。本来,公司里也只有少数人需要电话。以前每个工头负责5名工人,现在增至20人。其他工头则调去负责机器操作。
我们将企业管理费由平均每辆车146美元降至93美元。当你认识到,这对超过4000辆的日产量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便会明白,不是通过过分节省,也不是通过减薪,而是通过减少浪费,我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价格。最重要的是,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我们减少了所需要的资金数。而在提高资金周转率方面扮演最重要角色的,莫过于我们买下的底特律-托莱多-艾恩顿铁路(Detroit,Toledo,&IrontonRailroad)。铁路在我们的经济规划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面我会专门拿一章出来对此进行探讨。
在稍做试验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货运服务,将生产周期由22天降至14天。这就是说,原材料从采购、制造到作为成品交付经销商手中,所用时间(大致上)比之前减少33%。
我们备有价值约6000万美元的库存以保证生产不会发生停滞。缩短1/3的时间,意味着我们只需备4000万美元的库存,或是每年节省下120万美元的利息。再算上成品库存,我们又节省了约800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能节省2800万美元的资金,以及这笔钱的利息。
1920年1月1日,我们还只有2000万美元。到了4月1日,我们已有8730万美元。或者说,除去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我们还有2730万的余额。这些都是靠挖掘企业自身资源筹得的资金!以下为这笔钱的出处:
1.已有的现金(1月)……2000万美元2.处理库存换来的现金(1月1日至4月1日)……2470万美元3.加速商品流通产生的利润……2800万美元4.收回国外货款……300万美元5.出售之前所产的军需用品……370万美元6.出售“自由公债”*……790万美元总计……8730万美元*LibertyBond一战时期美国出售的一种公债——译者注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自夸我们所取得的傲人成果,而是为了指出,企业可以不通过贷款,而通过在自身发掘资源来筹得资金。同时,我也希望能引发人们思考:我们是否应该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借贷?这样是否让银行家不劳而获,过得太安逸了?
我们本可以贷到4000万美元——只要我们愿意,还可以贷到更多。假使我们贷了款,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会因此调整得更好以发展企业么?还是说每况愈下?要是贷了款,我们就会觉得没必要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假使我们以6%的利息借到钱——其实算上佣金及其他我们要付的比这还多,光利息一项,以年产50万辆计算,每辆车就要增加4美元的成本。即使有更好的生产方法,我们也无法享受新方法带来的利润,还会被负债压得喘不过起来。
到那时,每辆车的成本大概要多上100美元;因此顾客群缩小,我们不得不减产;我们雇用的员工数也随之减少。简言之,我们便没法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应该注意到,针对企业问题,金融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总是借钱,而不是改善生产方法;他们没提议安排一位工程师进厂,倒是要安排位财务主管。
这就是让银行家掌控企业的弊端所在:他们的出发点总是钱。他们认为工厂生产的是钱,而不是商品;他们只想确保利益,而不是生产效率;他们不能理解,企业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不进则退;降价在他们看来,就意味着白白放弃利润,而不是对企业的重建。
许多企业主私下会承认,银行家在企业经营中掌权过多。但他们很少会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他们对银行家心怀畏惧。可实际上,通过操纵钱赚钱,比靠生产赚钱容易多了。一般来说,成功的银行家与企业主两相比较,后者要更为明智聪慧,足智多谋。可是,通过对信贷的控制,银行家几乎控制了企业主。
最近这15至20年间,尤其自战争爆发以来,银行家的触角伸得太广了些。有段时间,联邦储备系统几乎任由他们无上限地放贷。而正如我提到的,银行家由于其职业特点及所处的位置,完全不适合干涉企业经营。然而,近来这些放贷者却真的拥有了这一权力,这一事实不就说明了现行的金融体制存在弊端吗?这样的体制,使财务而不是服务,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主导力量。人人都会承认,我们并不是因为银行家对工业的知识与才能,才让他来管理企业。
他们也是因着体制而被迫上岗,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因此,我很想知道,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否完善的。
让我明确声明,我对银行家的反对与其个人毫无关系。就其本身而言,我并不反对银行家。我们非常需要精通金融且见解深刻的人才。没有银行的存在,世界也难以发展下去。我们都需要钱,需要信贷,否则也无从交换劳动成果。我们都需要资本,否则生产便无从谈起。但目前的银行业和信贷是否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就很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