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何祚庥等人对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1990年低收入国家按人口加权的平均数为2.7%,1981年印度为2.5%,而1990年的中国仅为2.0%。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
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潜力。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如此悬殊的差距,科教兴国又何从谈起。
综合国力评估也可采取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或综合国家财富等方面综合评估的方式。在综合国际竞争力评估方面,世界最有权威性的机构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发展管理学院。这两个机构往年都是共同发表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1996年两家机构分手,各自发表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53个国家(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他们采取总体综合评估方法,对全球53个主要国家与地区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估。
这一评估体系含国际、经济、市场化增长3大竞争力指数,以及8大因素、32个竞争方面、155个分项指标。其中国际竞争力的8大要素主要有:金融贸易开放度、政府预算、税收管理、基础设施、科技、企业、劳动力市场、法规政策等。中国1995年首次参加,1998年排位第28位、2000年排位第41位、2001年排位第39位。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美国经常名列前三位。
瑞士洛桑发展管理学院在1997年与美国哈佛商学院合作,采取米歇尔·波特教授的评估体系,每年对46个国家(地区)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估。
这一评估体系由8大竞争力要素、41个竞争方面、224个分项指标组成。8大竞争力要素主要有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金融环境等。主要竞争方面,包括资本形成、经济部门配置及管理、人口指标、就业指标等。而在分项指标中,则具体涉及更细化的方面,诸如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人口总数、生产性人口比重、非生产性人口比重、分配体制及其效率、青年人事业追求、司法制度健全程度等。由于两家机构1996年采取的竞争项目及分项指标不尽相同,因此评估的结果也有较大差异。
洛桑发展管理学院的评估结果显示,美国、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分列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前三位;中国内地位次1995年第36位、1997年第34位、1999年第31位、2001年第33位、2002年第31位。
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结果认为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新西兰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前三位,美国位次1995年第一位,1997年降为第4位。
1997年日本第13位,德国第22位,俄罗斯倒数第1。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在1995年9月19日公布一份报告,用新的评估方法取代传统的只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贫富的方法来衡量国家财富。这一新评估改革从三个方面综合计算国家财富,即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源。所谓自然资本,指土地、水源、森林、地下矿藏等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所谓产出资本,指机器、工厂、基础设施等人们生产制造的资产及其经济价值;所谓人力资源,包括人的物质、精神及自身的生产能力,即教育程度、营养状况、人口数量与质量等。
按照这一新的国力综合评估方法,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突现了。贫富国家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在对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研究中,排名前29位的国家(地区),拥有财富达全球的80%,它们的产出资本所占总财富的平均值仅为16%,人力资源的平均值却高达67%。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人力资源比率极高,分别达83%与85%。进入全球前25位的国家与地区,在远东除日本之外,就是中国香港地区与新加坡。
新的评估方法在肯定自然资本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开发自然资源的合理性与“正面代价”,即不能过度无限开发,开发所得资本应进行增加国家产出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再投资,以获取国家再发展的“正面代价”;如果将开发自然资源的资本所得一味用于过度消费,换取豪华进口轿车,建造私人高级别墅,而不是用于教育事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形成“负面代价”。非洲许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利用不当,存在严重“负面代价”,被排在全球评估的后面,其中埃塞俄比亚则排在末尾。
此外,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新评估方法中的比重下降,例如,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人口过多,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因此人均财富只排在第162位。
新的国家财富评估方法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例如,对社会资本在国家财富中的价值尚未给予明确分析,诸如家庭、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等因素的价值究竟多大,还需待研究,但它毕竟用新的视角揭示了一个国家与地区的长处与不足,改变了以往评估国家财富与国力的传统方法。这次全球人均财富占前三位的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卢森堡,而不是美国、日本、德国。
不少国家与地区尽管有丰富自然资源、产出资本,但过多注重短期利益,“负面代价”较大,人口过多,结果其位次就大大落后了。
(第五节)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国际行为主体发生争执或冲突的基本原因。它的内涵较复杂,需要多层次的分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利益相互交叉,互相依存度增加,因此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发生较大变化,人们应该以开放的、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家利益。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利益研究与国家现实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相关,同时也与国家的价值观相联系。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摩根索在他的《政治学的困境》一文中指出:只要国家仍是构成国际政治的主体,国际社会中实际的最后语言只能是国家利益。他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与文化完整。它主要涉及国家的生存问题。同时,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不是一层不变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一般而言,国家利益是有关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权利与条件。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的利益会出现重叠,因此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时,应该同时顾及全人类利益与大多数国家利益,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与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时,犹须注意。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特点
国家利益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1.从属性
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国家主权范铸了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
国家利益在任何时期都从属于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最大多数国民意志与利益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也必须从属于最大多数国民意志与利益。
2.双重性
国家利益服从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服从统治阶级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首先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利益首先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阶级性。
国家主权还必须代表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维护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尤其在现代代议制政治中,最大多数国民意志往往可以决定国家利益的内容,因此,国家利益还具有民族性。国家利益呈现双重性特点。
3.系统分层性
国家利益的概念过于宽泛与宏观,在具体研究时,往往进行分层次的比较研究。1992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利益。它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尼克松和平自由研究中心、兰德公司三家发起。1996年该委员会完成第一份《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第一次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成四个层次: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
所谓根本利益,指有关美国生存、延续、国家根本制度、价值观与幸福的条件。
所谓极端重要利益,指关系美国维护的世界自由、安全、幸福的目的是否受到威胁的条件。
所谓重要利益,指关系到美国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能力是否受到影响的条件。
所谓次要利益,对美国根本利益不会产生影响的利益与条件。
四个层次的国际利益的具体的内容分别如下。
根本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威胁,防止欧亚地区出现敌对的威胁美国霸权的势力,防止贸易金融环境等领域的全球体系出现灾难性的解体;极端重要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与扩散,推动各种争端的和平解决,促使有关国家接受国际法制与机制等;重要利益:反对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一些国家鼓励多元化、自由化、民族化,阻止重要地区的冲突。
次要利益:平衡双边贸易赤字,在世界推广民主进程等。
另有人将美国国家利益分成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民主价值观。
4.变化发展性
国家利益的内涵与重点,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政府与决策者,会有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克林顿政府将经济利益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的话,那么,小布什政府就将安全利益提升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
“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国家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将保障本土安全、防止欧亚地区出现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势力,作为其国家根本利益。将国际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打击“邪恶轴心国家”作为其国家极端重要利益。
三、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
19世纪英国的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曾言: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往往既是国家利益的产物,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外交政策最终还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摩根索认为:“所有当代成功的政治家都把国家利益作为他们政策的最高标准,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达到过他们的目标”。尼克松与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尽管意识形态的对立十分尖锐,但是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联手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
约瑟夫·奈在其《新国家利益》一文中,将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与美国的具体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人道主义利益、民主利益等。
思考题1.联系实际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基本条件与必要条件。
2.联系实际比较两类君主制政体之间的基本特点。
3.试析我国在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中国的国家结构的变化。
4.试用某种综合国力评估标准分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力增长特点。
5.联系实际分析国家利益的性质与基本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