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国家的力量的科学定义是什么？西方学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们较重视国家的权力作用。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Power）应指“人对他人的意志与行为的控制”，国家权力则可演绎为一国对他国的行为的控制。一国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他国的意志呢？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力不如别国。一个国家对别国的控制力量愈大，其国力也愈强。法国学者雷蒙·阿隆给国家权力的定义是“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加拿大学者K·J·霍尔斯蒂认为，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控制别国的一般能力”。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力定义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仍欠明确与普遍性。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控制与支配的关系，军事与政治的影响力，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力量。
一般意义的国家力量，可以界定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实力，它一般表现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及发挥的国际影响力。它是一种综合能力，主要由有形的物质力量与无形的精神力量构成。前者一般包括地理与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军事、科技等力量；后者一般包括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效率、国民士气、领导能力与外交决策能力等。
二、主权国家力量的评估
自从国家出现，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交往也随之产生。人们对强国与弱国的评估标准也形成。前资本主义时期，评判国力大小的一般标准是国土面积、国民人数、军队规模、农耕水平。因此，中国长期在世上被看作“天朝”与中央大国。但是泱泱中华帝国，多次被相对弱小的“邻邦蛮族”所打败，说明国力强弱并非仅由国土人口等物质因素所决定。
资本主义时代，国力强弱更多地与商业、工业、资本与海上力量等因素相联。那些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依靠殖民掠夺与暴力手段聚敛财富，在工业革命中，工商业迅速发展，尤其是海上力量比较强大的西欧列强，被世人看作海上霸主或世界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曾被当作19世纪以前的欧洲与世界强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速度更快，国力迅速超过老牌殖民帝国，例如20世纪前30年的德、日、美等国。此外，社会主义苏联也迅速实现工业化，其实力地位也大大增强。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更加重视工业生产能力、军事实力及自然资源的占有等因素对国力的影响。“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又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核武器等因素，作为衡量国力大小的主要标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被普遍公认为世界强国，其中美、苏则被认作超级强国。
战后国际政治学领域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力大小并非完全取决于有形的物质力量。有时无形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更重要。例如，日本尽管其经济力量仅次于美国，但其资源贫乏，政治上并无更大的独立性，综合国力难以名列前茅。又例如，科威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80年代占世界第一，被称为世界首富，但其综合国力难列前茅，1990年8月1日，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仅半小时便占领了它的全境。这个地域狭小、人口不多、军力不强的富国，综合国力并不强。
战后西方学者首倡综合国力评估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使国力评估有了较全面客观的科学标准，并使国力评估研究能直接服务于现实国际政治需要。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二战”后较早地系统阐述了综合国力的理论。他在代表作《国家间政治》（1948年）中，将国家权力分解成九种因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实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性、国民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其中前五种因素为有形的物质因素，或称“硬实力因素”；后四种因素为无形的精神因素，或称“软实力因素”。他在论述物质因素的作用时举例，英国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地理条件，在历史上多次避免了外敌的入侵与征服，俄罗斯因西部边界均是一马平川，德波平原到俄罗斯平原，缺乏抵御侵略的自然屏障，因此西部地区历来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场所。
他认为西班牙的衰落并非自1588年无敌舰队被英荷联合舰队歼灭开始，而是17、18世纪国内工业革命过程中大规模砍伐森林、毁坏农田，造成粮食不能自给，正是自然资源的破坏与缺乏，导致西班牙国力的日衰。他在论述工业实力的作用时，将印度与美国作比较。两者煤铁储量相差无几，但印度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工业生产能力较弱，因此影响了其综合国力。他在论述军事因素时，指出了军事技术的作用，坦克在“一战”后期被英国大量使用，保证了协约国的胜利。潜艇使德国在“二战”中取得了较大优势。同时领导艺术与战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拿破仑在欧洲战争中的重大胜利与其创新的战略战术相关联。德国机械化战术对法国过时的坑道战与波兰的骑兵战术，使德国在“二战”前期处处占先。
在人口因素上，他强调人口数量是国力重要因素，如果美国人口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口相当，而不是现时的10—15倍，美国可能永远成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人口数量应与物质生产能力相适应，尤其是生产性人口比例必须较大，否则人口数量超过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人口中消费性人口比例过大，就会给综合国力的提高增加负担与阻力。他在论述无形因素作用时，首先强调了民族性格与国民士气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性格在民族哲学上有集中表现。
康德与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哲学，集中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崇拜国家主义，追求集体主义，强调纪律，服从权威，漠视个人权利的性格；笛卡儿与伏尔泰代表的法国哲学，追求机械的合理性；洛克与柏克代表的英国哲学，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不拘教条的灵活务实的性格；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代表的美国哲学，则表现了美利坚民族崇尚个人主动创造性与实用主义的性格特点。他还分析了国民士气、外交决策能力与政府质量等因素对国家力量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综合国力评估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单项对比研究转向综合对比研究，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理论研究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雷·S·克莱因（RayS.Cline）在他代表作《世界权力的评估》（WorldPowerAssessment，1975）中，制定了一个“国力方程”：PP＝（C+E+M）×（S+W），综合国力是主要物质因素之和与精神因素之和的乘积。主要物质因素有：国家基本质量因素（包括人口、国土面积等，满分为100，由C代表）、经济能力（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满分200，由E代表）、军事能力（包括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满分200，由M代表）；主要精神因素有：战略意图（例如美国的“遏制战略”；中国的反帝、反霸、和平共处的战略等，评分在0.5—1之间，由S代表）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意志（包括民族凝聚力、领导水平与管理效率以及民众对国家利益的关心等，评分在0.5—1之间，由W代表）。综合国力（PP）的满分是1000。据此方程，克莱因在1975、1977、1978三年对70余国的综合国力分别进行三次评估，结果前苏联PP始终第一，美国第二，联邦德国第三（1978年列为第四），中国由第五降为第七，日本由第十上升为第五。
对克莱因的“国力方程”评说不一，有人评价甚高，例如“北约”组织的一些决策者借此评估“北约”与华约的实力对比，制定战略方针；有人批评其不够客观。国力是一种综合的变动的系统，难以在某时某刻十分精确地估算出来，许多因素在常变之中，不变的方程与标准只会陷入主观主义泥淖。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对克莱因的“国力方程”加以修正，其中E增加了人均GDP项目与实际增长率项目；（S+W）修正为（G+D），用国内政治能力G取代战略意图S；用国家外交能力D取代国家意志W。
据福岛康仁的“国力修正方程”评估，1982年综合国力第一位的是美国，前苏联第二，中国第三，联邦德国第四，法国第五，日本第六。
除此之外，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国力综合调查，在最终的报告中，综合研究所提出了“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与强制能力”的三要素综合国力评估理论。应该指出，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国力评估理论基本使用单项因素对比法，即将综合国力分解为若干基本项目，逐项对比，随后简单相加，其和即为综合国力。80年代后期，国力评估理论出现了多项因素综合比较法。日本综合研究所的三要素综合国力评估即属此列。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与1991年发布的两份《人文发展报告》，采用人均寿命指标、成人识字率为代表知识水平的指标和按购买力来估算的生活指标三要素来评估各国综合国力的人文发展指数（HDI）。HDI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0表示最低水平，1表示最高水平。根据对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HDI指标的测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加拿大（0.950）、美国（0.937）和日本（0.937），1995年中国排在第111位，2003年上升为第104位。
1994年中国的HDI值是0.594，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数0.759，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0.570。中国的HDI指数主要是被预期寿命指标拉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确有很大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统计数据不实的结果。中国一些农村地区严重的溺婴现象和婴幼儿死亡，并没有真正反映在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中。如果单独考察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情况就显得更加严重。教育学家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就达到大众阶段，超过50%后进入普及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个国家中，52%的国家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45%处于大众阶段，3%处于普及阶段。美国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在4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已进入大众阶段，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均已实现大众化，俄罗斯和韩国则更上一层楼，进入了普及阶段。中国大陆毛入学率1996年只有5.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亚国家还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