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存在或相互作用，都必须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它往往由一些具体的或抽象的因素构成，这些因素构成的某一时空范围，可称之为背景条件。构成背景条件的因素主要有生态因素、不同国家的国民间的流动因素、不同思想的流动因素、经济因素、国际法因素等。这些因素对主权国家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主权国家在诸多因素作用下，都有相互交往的愿望，并依据对等原则等国际行为准则，开展交往。尽管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的国家，相互交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存在以下一些交往形式：政府间的常规性交往、国家间合作、国家间争端与国家间冲突等。
（第一节）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背景条件
一、生态因素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与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领土疆域）、气候、物产资源与人口资源等物质前提。它们对主权国家的行为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与制约作用。例如，地理因素的作用。尽管地理因素并非对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也绝非可有可无的意义不大的因素。美国地缘政治学者索尔·柯恩（Saul.B.Cohen）在探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为什么终于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时，他认为，除了其他因素外，地理历史因素也是重要的。这两国的基本的地理位置条件，形成了它们的地缘政治关系。首先，两个超级大国基本是在实际上互相隔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并无更多的领土与资源等冲突。就时间与空间范围的概念而言，这两个国家很不相近。历史长短不一，空间距离又十分遥远。其次，苏联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它与周边国家直接由陆地或狭窄的海洋连接；而美国所在的大陆，几乎没有邻国。这第一个地理条件可以帮助解释两国之间在冷战时期未能爆发“热战”的某种原因；第二个地理条件导致苏联必须将与邻国的军事关系置于十分优先的地位予以考虑。因为它只有首先对邻国取得军事优势与霸主地位，才有了与美国争霸的基础，才算获得了安全。而美国的自身安全感无法来源于对邻国的军事优势与霸主地位，只有取得了对欧洲盟国的军事优势，才算获取了与苏争霸的条件。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中，也列举了不少生动例子，论证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影响。例如，英吉利海峡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十分久远。它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开，使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延续性。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无法无视这一地理因素，1000年前的征服者威廉一世大帝、800年前的法国菲利普二世、18世纪末的拿破仑、20世纪的希特勒，都曾在英吉利海峡边上望洋兴叹，无可奈何。而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无需在陆上保卫自己，或向周边陆上邻国扩张。18、19世纪的英国一心一意地发展海上力量，获取海上制海权，就意味着夺得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因此，英国的对欧洲政策是不轻易介入战争，但保持欧洲均势的调停者身份，维持海外贸易优势。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相对不够发达的时代，地理因素的作用也相对重要。
生态因素中的自然与人口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主权国家的对外关系。例如，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中，法国与德国（普鲁士帝国）之间的抗衡，除了各自对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的野心之外，争夺阿尔萨斯—洛林这一欧洲著名的煤铁资源产地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两国在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对资源的依赖都非常迫切。
生态因素对国际行为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会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变化。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科技与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的生态环境条件也随之遭到人为的改造与变革，地理因素、自然与人口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步减小，尤其是当代新科技革命的作用，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地球上任何一种地理障碍，逐渐失去昔日的重要意义。19世纪，当大西洋被美国视为一道天然屏障时，美国对欧洲与世界的事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20世纪，当大西洋被现代技术手段所征服以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代之以世界主义政策，将欧洲看作其战略重点，以此作为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基础。当中东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尚未被发现与开采之前，欧洲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贫瘠的沙漠小国，熟视无睹，毫无热忱可言。战后中东地区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东政策，一夜之间便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现代技术改造了贫瘠的中东沙漠地区，也改变了欧美国家乃至世界对中东地区的政策。
当现代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态条件，给人类带来了许多进步与方便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使得河水、空气与土壤严重污染，生物矿产资源枯竭与破坏，人口资源过度增长等，因此如何克服或纠正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态因素的过失行为，也成了各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因素的影响，无论以其原始的风貌，还是被现代技术改造过的风貌，在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上都会有明显的反映。生态因素在主权国家的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人员流动因素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人员流动的规模的扩大与数量的增加，也前所未有。战后的世界，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即使是那些最保守封闭的国家，也开始对外开放。例如，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王国，自16世纪建国以来，始终奉行锁国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开始允许少量外国游客入境访问。
现在每年限定5000名游客入境访问。不同国籍的人员流动，是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往往由各种身份的人员间的互访与流动来体现。各国人员的流动，形式繁多，性质各异。有政府外交人员的互派互访，有科技教育与文化人员的交流学习访问，有技术援助人员与劳务输出人员的流动，有私人度假旅游、商务旅行、国际会议与国际组织活动等人员流动。
战后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存在以下一些特点：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的人数与流动总量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由于欧共体向欧洲联盟过渡，在签证与护照等出入境手续上都有统一的免验规定，货币也可自由兑换，因此欧盟内部的人员流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发展较快，但是这种人员流动，往往在时间上大都是短期的。
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向发达国家的流动的数量逐年增加，形式也多样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移民数量骤增，大多来自拉丁美洲与亚洲。移民潮的结果是，美国白人数目增加6%，非洲裔美国人增加13%，拉美裔美国人增加50%，亚洲裔美国人增加100%。在跨国人员流动与移民潮中，大多流向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民，往往滞留不归。他们将去发达国家生活学习，看作是接受更好教育、享受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机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是造成这类人员长期滞留不归，人数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90年代初，法国外籍移民已达450万，因这些人的居留权问题，法国几度酿成社会风波。各国政府积极鼓励与吸引他国的商务性与旅游性的人员流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因为这两类人员流动，往往给所在国带去外汇与投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也逐步采取更适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合法移民，不少国家逐步取消以往的歧视性规定，但对非法移民，各国仍采取取缔与打击的政策。例如，美国的移民政策中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移居美国，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阻挠。中国第一个入境美国者约在1820年，当时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约4万名，其中给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名额仅105名。
中国人入境还要遭受各种折磨性的审查。1965年由华裔美籍参议员邝友良提出的难民法案被国会通过，从此华人移居美国的各种无理规定被取消，配额也增加。尤其在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大陆公民移居美国的人数逐年上升，1995年美籍华裔人数约为170万，2003年增为230万左右。此外，中国公民移居澳洲、加拿大等国的人数也在上升。由于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生活水平的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现象也日趋严重。1993年1月，中国某地300余名非法移民搭乘巴拿马籍商船“金色冒险号”，在美国纽约海滩偷渡未果，被美国政府拘留，并于1994年1月全部遣返回国。
世界各国国民的跨国流动，对各国政府之间加强交往，扩大跨国的社会联系与沟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国家间的国民跨国流动的人数与规模，常常是国家政府间关系密切的晴雨表。一国政府可以操纵人员流动的性质与规模来显示该国政府对他国政府的态度。如果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建立人员流动的正常渠道，扩大商务性人员与旅游性人员的相互交往，那么这便表明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正常，并有进一步密切的趋势。反之亦然，当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恶化或处于敌对状况时，两国间的人员流动便会被严格控制，尤其是跨国的旅游或商务签证会被中止，移民也会被严格限制。
人员跨国流动，尤其是移民，往往会对政府间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首先，跨国婚姻是跨国人员交往的一个直接产物。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旅游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增加，跨国婚姻现象日趋普遍。这种婚姻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国际私法争议，包括子女抚养、财产继承等，其中也不乏欺骗与买卖婚姻等非法犯罪行为。1994年10月29日，菲律宾全国开始一场“日菲混血儿登记活动”，要求混血儿及其亲属出面登记混血儿及其父母的姓名、国籍及生活中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很快，赴日打工的东南亚移民增多，同时，日本人赴东南亚旅游者也增加，各种“临时恋爱”导致大量混血儿诞生。据统计，仅日菲混血儿就在1万以上。不少人因惧怕被歧视，不愿承认。菲政府组织这次登记活动，就是为了使政府能了解真实情况，并向日本等国进行交涉。日菲混血儿问题已被摆上了日菲两国最高会谈的谈判桌上。1994年8月，日菲首脑会谈便涉及此问题。11月上旬，日菲两国国会议员在马尼拉举行了混血儿问题讨论会，研究解决对策。在日本，一些民间人士组织“支援日菲混血儿联络组织”，以便给混血儿生活资助，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跨国人员流动中，各国移民往往对母国与移民国政府间关系发生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影响。移民与母国往往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母国利益，他们常常联合成立某些组织，形成某种社会政治势力，以影响所在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推进移居国政府和母国政府之间的友谊与联系；有时，由于种种政治或其他原因，某些移民，尤其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移民，也会竭力阻挠破坏移居国政府与母国政府的正常关系。因此，各国移民少数民族所组成的院外集团或社会组织，会对国家间关系与正常交往产生直接影响。例如，战后美国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受到犹太裔美国人组成的院外集团的深刻影响，同样美国的南非政策，也受到非洲裔美国人的影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辩论中，拉美裔美国人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华裔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希腊与新独立的马其顿发生冲突时，希腊裔美国人千方百计游说，阻挠克林顿政府发展与马其顿的正常关系。当世界上20个国家承认马其顿国家政权，美国也承认其合法性后，希腊政府对马其顿进行了经济封锁，导致马其顿80%的出口货物无法借道希腊萨洛尼卡港转运出口。为使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倾向希腊而非马其顿，在美有势力的希腊裔移民便纷纷对政府施加影响。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班斯为首的美籍希腊族人，在1994年4月专程会见克林顿总统及其高级助手，竭力游说总统不要与马其顿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事后，当有人向美国务院发言人麦柯里提问关于美国对马其顿政策的制定是否照顾了美籍希腊族人的意见时，麦柯里坦率地回答：“我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当然要考虑，并且已经考虑到了美国人的意见。”
尽管移民的活动一般以增进所在国与母国的友谊与联系为主要目标，但是某些在母国生活的“持不同政见者”移居他国以后，他们的活动常常是以阻挠或破坏所在国与母国的关系发展为目的的。“冷战”期间，波兰、匈牙利与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移居西方国家以后，常常不遗余力地批评母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攻击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阻挠所在国政府改善与母国政府关系，增加两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与敌意。在这方面，中国的那些所谓“民运”领袖与“学生精英”，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在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表演与所作所为，最有代表性。这些自命不凡者不但四处散播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论，以蒙蔽视听，更有甚者，甚至去美国国会山静坐施压，竭力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政府的法令，妄图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于美国的人权原则，放弃四项基本原则。
跨国人口流动和移民，在国家间关系正常化时，其积极作用是主导的方面，它们能推动与促进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交往，尽管也会存在某些麻烦，但在国家关系不正常时，尤其是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时，往往会成为某国政府决策者或政客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或筹码。这一现象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制定了霸占欧洲的侵略政策，并炮制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理论，他竭力鼓动移居德国的捷克族移民，向捷克政府提出生存空间要求，并借此作为德国向捷克扩张领土的主要借口。“二战”前夕与“二战”期间，日本也曾将大批日本国民迁移到中国的东北三省与东南沿海城市，以配合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