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难以达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总结，作为信史，这一高度的要求。”胡华等肯定了该文稿宗旨，弄清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明辨政治是非，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对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3月21日胡华将“意见稿”复写件分别挂号寄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胡华在完成这一工作过程中，率先在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实际中，拨乱反正，重正被“文革”毁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学风，力倡实事求是。
1978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欢迎1978级新生大会，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一千多人，庆祝复校后的第一个新学年。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郭影秋讲话，号召大家继承和发扬学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的作风。
胡华在会上作题为《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报告，他向刚刚入学的新生们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在战斗中成长的历史过程，阐明中国人民大学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阵地，是来自老解放区的、由我党直接创办的、富有革命传统的高等学校。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亲切关怀下，由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党的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作为骨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所大学四十多年来始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教导，继承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说：“中国人民大学，从1937年陕北公学算起，41年的校史，是一部充满着血与火的战斗的历史。
它一方面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是一部胜利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林彪、‘四人帮’作殊死斗争的历史。我们的每个胜利，都是经过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得来的。”
在报告中，胡华着重阐述了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说：
“我们学校，从来重视学习革命理论，也从来重视培养革命品质。我们的传统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解放初期，我们的口号都是‘毕业上前线’。同学一毕业，就走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去和敌人血战，去到工作中锻炼，不怕千难万险，为革命而献身。我们的学习，从来不是经院式的学习，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学习。根据地的反‘扫荡’战争、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我们都不仅参加了，而且是骨干力量。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的学习目的，也是为了参加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校师生参加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现在，我们要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
“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四大观点，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风。三大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四大观点就是：唯物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我们学校一贯重视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林彪、‘四人帮’污蔑我们什么‘三脱离’、‘四脱离’，以及什么‘两个估计’之类的谰言，已经彻底破产。我们今后更要发扬毛泽东倡导的，我们一贯实行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把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密切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陕北公学在荒凉的西北高原创校，我们的校舍是窑洞……在前方，我们多半是住在老百姓放农具的破房里，夏天闷热，又没有蚊帐。我们经常睡在露天场地和屋顶上（冀西的屋顶是平的，农民用来晒粮食）。反‘扫荡’战争中，更是经常要露营。
“在战争年代里，我们基本上是吃小米、棒子、高粱、黑豆……战争年代，我们好像没有星期日的概念。因为战争使我们失去许多学习的时间，所以战争间隙，我们就加紧学习。
“我们的图书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经过3000里长征，通过吕梁山、云中山、同蒲铁路、太行山四道封锁线背过来的。通过同蒲铁路盆地150里长的敌人封锁线时，从下午两点到第二天拂晓前，要连续急行军以至跑步150里。身体差一点的同学，东西都丢光了，背包里只剩一条夹被，却背着一本书，有背《共产党宣言》的，有背《反杜林论》的，有背《国家与革命》的，也有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籍的。
“在陕北，我们参加了开荒生产运动。到了前方，同样参加开荒、种菜、背煤、纺线等大生产运动。
“现在，我们还是在艰苦奋斗。我们的成老82岁了，郭影秋同志一条腿残废了，还是在精神抖擞地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而艰苦奋战。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校长从4月份复校以来在那个破洗澡堂里办公达7个月之久。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在夜以继日地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开学而努力。我们绝大多数教工住房都十分拥挤。不少教师，至今没有地方备课、写讲稿，有的同志天天要跑到外单位的图书馆阅览室去。我们的教研室几乎都没有办公室，常常在大树底下讨论讲稿，研究问题。难道这不叫艰苦奋斗吗？
“我们1939年9月通过同蒲铁路敌人封锁线的时候，敌人两边碉堡上的大炮和重机枪交叉火力都能打到我们行列。我八路军三五八旅掩护部队的大炮和重机枪，则对着敌人的碉堡，敌人如果开炮打我们，我军就开炮炸碉堡。另一部分部队则阻击从太原出来的敌人，因为我们几千人过封锁线的地方，在太原以北40公里。记得当夜月色皎洁，如同白昼，敌我双方对峙着，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我们的成仿吾校长骑着马，屹立在铁道上，看着我们的同志一队队越过这最危险的火力点，鼓舞大家的士气，等大部分同学通过了，他才走，表现了身先士卒、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在历次反‘扫荡’中，我们都有同学英勇牺牲。比如1941年8月杨展同志牺牲的那次大‘扫荡’，和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叫姜祥征，只有17岁，在敌人追捕中，她英勇地跳崖牺牲。单是这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们华北联大就有30多位师生英勇牺牲了。正如邵副校长所说，他们用鲜血书写了我们的校史，我们要永远学习这些为我们留下榜样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我们缅怀先烈，回顾艰难创业的年代，以此来激励我们自己，激励新入学的同学，继承和发扬我们党、我们学校的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发扬民主，紧密团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学习；在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共产主义的花开，在新的长征中，作一个英勇的战士。”
当时聆听报告的78级新生，现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丁俊萍回忆：“他在把人民大学校史置于中共党史大背景下讲述，又从人民大学校史的讲述中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他还对人民大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做了阐释，并对我们新进校的大学生如何继承和发扬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要求。从那时起，我就为自己是人民大学特别是人大党史系的学生而自豪，而这种自豪无疑是从开学典礼上听了胡华老师的第一场报告开始产生的。”刚刚粉碎“四人帮”后，“凡是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阻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恢复，胡华就挺身而出，著文强调：“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有些问题，我们还有个认识过程，更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要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闯‘禁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接着，他又写出《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历述党的历史上多次“左”的路线的表现，具体分析其产生的多种原因，然后得出重要的结论：“一部党史，充分证明了‘左’倾错误和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铁一样的事实。”“痛定思痛，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求我们不要再重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从党的历史看，主要是要警惕重犯极左路线的错误。”这是胡华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的很深刻的远见卓识，也是他秉笔直书、直言不讳的史德的鲜明表现。
1978年11月，胡华和刘炼等被邀请到杭州大学参加中共党史教材讨论会，临行前胡华对刘炼说：“这不是一般的讨论教材编写问题，而是要拨乱反正，写真党史，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这次全国高校都有代表参加，影响很大，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批判‘四人帮’对党史的篡改，要闯一闯，冲一冲……”刘炼提出：“有些人物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如瞿秋白、彭德怀、刘少奇等，如何能讲……”胡华说：“实事求是地大胆讲，闯禁区要有点勇气！”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拨乱反正刚刚起步，党史上许多问题仍不能明辨是非，但中央已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刘炼回忆：“我最难忘的是到杭州大学后，胡华作了两次报告，用大量历史资料批判和匡正了被‘四人帮’歪曲了的历史。他记忆力极好，资料很熟，有很强的说服力，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会后，胡华和我又应邀到上海、南京党史学会做同一内容的报告。胡华说：‘这是一项历史性任务，我们就来一个闯江南吧！’回到学校后，他要我把讲稿整理成文，连同他的两次报告，编印了一个小册子《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印了一万册。他说这是党史拨乱反正的一个小小记录。当有人质问：中央没做结论谁让刘炼讲的？这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胡华知道了对我说：‘不要怕人议论，更不要泄气，我们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将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他为科学地宣传党史的勇敢精神，为人大党史系，不，应当说为中国共产党赢回了声誉。”“铁肩担道义”是李大钊的名言，也是胡华的座右铭。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肩负革命的道义，勇往直前。
1978年11月27日胡华在教材讨论会上作《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对党史学界强调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态度进行党史教学。胡华指出：当前的问题，是在党史教学、党史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问题。
第一个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是教学和研究党史的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作为历史科学，它是遭受林彪、“四人帮”惨重糟蹋的重灾区中的重灾户。所以党史教学肩负着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拨乱反正，如实地编写党史，如实地进行党史教学，特别是如实地阐明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一段历史的惨痛教训。正如叶剑英所指出的：他们“篡改我们党的历史，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歪曲的宣传，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进行党史、革命史教学，必须坚决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和文风。用历史实践来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这种精神和学风来正本清源进行教学和研究。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也就是什么是中共党史。一、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二、中共党史是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路线作斗争，并不断地将其克服的历史。三、中共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相结合，经过胜利或失败的反复实践，而逐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和逐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地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五十多年的党史证明，凡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党就前进，革命事业就发展，凡是不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党就后退，革命事业就受挫折。这三方面应是我们党史教学的主要方向。
第三个问题：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教学中共党史。一、要学习和继承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人民英勇奋战、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使我们当代和后代的青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接受历史的教训，使我们今后尽量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也就是要研究总结近六十年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错误的；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使今后的工作增加自觉性，去掉盲目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三、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帮助我们完整地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避免和克服生搬硬套、照抄、照搬的错误。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理论一贯教导我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当前的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