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党委会决定，一方面向教育部和北京市委报告情况并做好学生的工作，另一方面继续与二炮商谈进一步退房的问题。郭影秋拄着拐杖，拖着病腿爬上总参大楼，找他的老首长、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请求军队退还校舍，给学生一块学习的地方。对于此事，邓小平自始至终是十分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1978年4月1日，教育部上报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8日，方毅副总理批示：“请邓副主席批示，拟原则同意，因房屋、家具、图书等牵涉面较广，请同有关方面商办。”4月10日，邓小平作了批示：“二炮报告该校房子难予归还，此事如不解决（包括新建）怎么办？应有个方案。”5月16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学学生关于二炮占用房屋问题的联名信上批示：“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17日，他亲自听取二炮领导汇报有关情况。如何解决二炮归还人民大学的校舍？应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对于二炮占用中国人民大学房子的问题，做了调查、写出了报告并报邓小平。1979年4月10日，邓小平又作了重要批示：“照此材料看，人民大学房子应予退还。”1979年9月12日学校的七位副校长联名致信党中央领导，要求二炮先退还1万平方米校舍，以便能够应付刻不容缓的开学。然而，据郭影秋回忆：“有关方面并未及时沟通，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终于在1979年10月10日发生了人民大学学生为争取校舍的游行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78级党史系学生、现为武汉大学教授的丁俊萍回忆：“79级新生入学了，原本就紧张的各种设施就显得更为紧张。相当多数的学生只能在简陋的平房里上课、自习，在食堂外边的露天的操场边上吃饭。上课地点条件差尚可忍受，大不了冷一点，而每天在露天吃饭就有些难以忍受了，因为入秋以后的北京寒风阵阵，学校操场边上沙尘飞扬，学生每天在露天吃饭，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可是住在校园的部队似乎一时也撤离不走。在这种情况下，人大师生的情绪被激发出来，颇有一点‘偌大的人大校园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感觉。我们一千多名学生决定上街游行。记得那天中午，当我们学生在校园内集合排队准备出发时，我看到了胡华老师等学校一批有影响有声望的老师正站在路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显然是对我们学生的举动表示赞许或默许。”胡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员，有自己鲜明的解决校舍问题的愿望和态度，他曾在1978年11月下旬校部召开的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和《教学与研究》题字座谈会上发言，在谈到校舍问题时，他说：“现在，人民大学开学伊始，元气大伤，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一切困难中最严重的困难，是校舍的困难。我们人民大学的同学是八个人住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平均一人是一平（方）米半的住房面积！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个高等学校有这样拥挤的校舍？什么原因呢？军队占了校舍。人大办公大楼、很大的办公室、教学大楼好几十平（方）米一间的教室，一二个军人在那里办公。这是事实。而且，人大校园内绝大多数房舍，住的并不是军人，更不是办公，而只是军队的家属。
同志们，这也是事实。敬爱的邓副主席在今年四月十日，在军委办公时，就做了重要的批示：‘人民大学的房子应予退还’。同志们，邓副主席是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这是命令！是军委首长的命令！今年七月七日，在华主席批发的国务院第一二九号文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该校及附属单位拨交北京师范大学、二炮等单位的房屋、土地，应全部退还该校。’我们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已经严格遵照华主席、国务院的文件，全部退还了房屋、土地。
而军队呢？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对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批示，国务院的一二九号文件是什么态度呢？对毛主席亲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住在校园内的军队的许多指战员纷纷提意见，要求从人大撤出去。
我们诚恳地希望，严庄地要求，驻在人大校园内的军队，立即撤出人大校园，恢复我军的优良传统！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热情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教育事业是不可摧毁、不可阻挡的。困难不能战胜我们，我们必将战胜困难！”胡华也在一些其他会议上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呼吁尽快请二炮归还校舍，解决人大复校后教学的迫切困难。
但是，胡华险些因此再次遭遇政治厄运。虽然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迈出校门，随学生去参加游行。可是，这一事件发生后，校内外却无中生有地造出许多关于他参加游行的流言……2006年，兰州大学历史学家赵俪生出版了个人文集，其中在第5卷《篱槿堂自叙》中称，胡华“比我小四岁……多少年后，因为人民大学和‘二炮’的纠缠，他曾和学生一起到中南海请愿，站在吉普车上讲话，被塔斯社记者拍了一张照，登到《真理报》上。那时中国正在反修，所以最高方面看了照片非常恼火……”这种“逼真”的细节描绘，简直让读者不能不信。不知赵公如何道听途说，便以讹传讹，还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里。真不知这位老一辈史学家怎么也没有了实证精神，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应该弄清楚再写才是。人大党史系总支书记高庆永、党员教授刘炼、李安葆等许多教师向笔者谈话证明，胡华根本就没有去与学生游行请愿。
据人民大学日语系李宗惠教授回忆：“当时，我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事后，听说从上面传下话来，说人大有坏人，主张抓反革命分子。徐禾、胡华等人都被点了名，我也被人揭发。当时，人心惶惶，上上下下议论纷纷。为此，我跑到积水潭医院找到正在住院的郭影秋副校长，向他汇报了这次请愿事件的真实情况。
我谈到这次请愿只为让部队撤出人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校，办好大学。这是一次和平请愿，游行队伍非常有秩序、有纪律，不允许任何陌生人插入队伍，没有出现任何暴力现象，在校内没有冲击部队任何部门，在校外没有冲击任何政府机关，也没有喊出任何出格的口号，根本不涉及反党、反军的问题。现在传言要在人大大抓反革命分子，广大革命师生难以接受……郭副校长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脸上呈现出少有的凝重表情。他从病床上坐起身来沉重地说：‘这次事件校党委要负全责，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师生的思想工作。’随后，他又说：‘不能在人大抓人。学校刚刚复校，这件事给人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如再抓人，五年、十年人大也缓不过气来。’”1979年11月21日，胡耀邦对此请愿事件表态说：“今天上午，蒋南翔同志带一句话（给我），中央讲得很严的，人民大学要办一些人，怎么办？但查起来，那两个人，胡华和徐禾，责任不很大……你如果根据中央一句话定案，三个月后，就要平反冤案。怎么这一条都没能学会？”11月30日学校召开党委会，讨论关于学生为争取二炮归还校舍而罢课、游行事件的报告。随后，二炮将东风二楼移交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继续清退约30间房屋。丁俊萍回忆说：“胡华老师因为支持了学生的这一行动而挨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当然，学校也对我们学生进行了教育，其基本思想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使我们认识到，尽管这一行动事出有因，理由正当，行动有序，没有发生任何过激行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强调安定团结以便集中力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人大学生的这一举动虽然符合小道理，但客观上可能会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引发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小道理、大道理都是道理，但‘小道理毕竟要服从大道理’。无论对人大学生的这次游行静坐行动如何评述，其结果是，驻在人大校园里的部队则很快撤走了。尽管胡华老师因支持这次行动送我们的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就是在这人大校园里，因校舍问题而闹得沸沸扬扬的1979年9、10、11三个月，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经重新修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此间，他连续主持召开了系学术委员会研究学衔评定和新学年的教学；10月8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流毒》；10月9日，在1979级全校新生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报告；10月10日，他在党史系迎新会上讲话，强调学习党史所肩负的任务：1.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使今后少犯或不犯错误，主要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和极左路线的流毒；2.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宗教迷信；3.提倡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继承革命传统。10月24日，他与有关人员会商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人物传稿工作及党史人物研究会广州会议的筹备。10月30日，他到革命博物馆与李维汉同志座谈。10月31日，他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陈列。11月1日上午，他继续到革命博物馆与李维汉同志座谈。11月6日上午，他率部分师生访问最高检察院陈养山副检察长，谈周恩来领导红队的斗争。11月16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上发表《何干之同志十年祭》。并以党史系名义撰文《用笔和舌战斗——纪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之》。11月22日，他出席教育部政教司会议，受命担任第一召集人，召集北京高等院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讨论：1.研究“九评”到底对不对；2.研究近30年党史（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国史。11月23日，他主持党史系三个教研室共拟出参加高校讨论的题目17个。11月27日，他主持教育部北京部分高校“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讨论。12月3日，他抵广州出席并主持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并当选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受聘担任《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
关于校舍问题，2011年教师节，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吴光先生在评论黄亚洲散文《说说胡先生的诗，不说其他》时，谈到，“与胡先生在教工食堂同桌吃饭时，我问胡先生是否受到了党内批评，胡先生说：‘没什么。我们要求归还校舍的呼吁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言，足以说明了胡先生的正直性格。
后来，我和毛佩琦同学曾有机会到胡先生在红楼的工作室拜访过他。他跟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听他带有浓重浙东口音的自白与教诲，令人真有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的感受。胡华先生不愧为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愿借太史春秋笔，褒贬古今忠与奸’（此系胡华诗句——笔者注）的正直史家！”
1984年4月初，胡华出席北京市第八届人大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他再一次提出“敦促人民大学校园内驻军年内全部搬出”的提案。6月2日，北京市人大常委办公厅致胡华称：“你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敦促人民大学校园内驻军年内全部搬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已转给中央军委办公厅研究参考。
特此函告……”至1978年11月13日，人民大学校党委又作出了复校后两项大快人心的决定。一项是《关于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迫害的大批干部和教师平反的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广大干部和教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另一项是《关于撤销销毁反右倾运动中四十六人材料的决定》，重申1962年对“反右倾”运动的甄别决定，并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批判平反，把对他们的错案材料和结论，一律从人事档案中撤出销毁。就在这同一天，学校有关方面将胡华档案中，1964年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批判和“文革”期间制造的污蔑不实之词撤出档案进行销毁。同时，再次做出《关于胡华同志政治历史的审查结论》，对运动中曾被拎出批判、1969年曾做结论，关于“青年励志会”一案，以“没有政治问题”、“历史清楚”，做出终审结论。12月28日经胡华阅过，亲笔签字表示同意。至此，多年来强压在胡华头上的各种罪名、罪状被彻底平反，不白之冤也被彻底昭雪。诚然，对这些诬蔑不实之词，胡华自己问心无愧，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组织、人事部门给出正式的结论，也是非常必要的。胡华在逆境中做到了自己当时所说的“以最大的耐心和坚强的意志，渡过难关”，而他那“等待平反昭雪的一天”的预见，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拨乱反正
在北师大党委的建议下，1978年3月5日，胡华在张自忠路家中的书房，召集北师大党史系教师与学校理论组李秀林、刘炼、清庆瑞、甘国治、林茂生、路尔铭等20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分4个组研究胡耀邦布置的对《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讨论稿）》的修改意见。3月9日，胡华又在师大党史系，召集这20人继续讨论对这一文件的修改意见，会上决定在3月16日前，分4个组写出成文的修改意见。3月16日上午，胡华在北师大党史系主持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李秀林等先后发言。随后胡华在小汤山疗养院综合这20位教师的意见，整理撰写《对（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讨论稿））一稿的修改意见》。3月20日胡华撰写完毕，随即亲笔复写，共25页，15000余字。他在修改意见中提出：“揭批‘四人帮’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和各条战线的实践上、政策上，廓清是非，实是全党全民的首要任务。只有分清了路线是非，做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统一认识，增强团结，齐步前进，才不致于互相掣肘”。意见中强调要“忠实于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多让事实说话，发扬直书独论的精神”。意见中指出：“原稿‘论多史少’。在‘史论结合’的原则上，感到缺少系统地叙述重要史实、重要过程，从而给以正确的总结和正确的评论；而是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环节……不论如何，既要试图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经验，却回避了最重要的历史环节，就会流于泛论和现象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