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结合得好，就是做到了实事求是，革命就胜利、前进，结合得不好，也就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革命就受挫折和失败。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样地走着曲折的道路。四、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帮助我们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规律，我们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摸清楚了的，而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摸索过程，才逐渐了解和掌握了这些规律，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摸得很清楚。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政权的权力，长官的意志，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迷信长官的意志，迷信政权的职能，主观唯心地实行命令主义和冒险主义，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破坏生产，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学习党史，必须重视现实问题，加强对现实问题和客观规律的研究。从近三十年的历史中，研究什么时候是胜利发展、欣欣向荣的，什么时候是困难、停滞以至倒退的？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总结规律、找出原因。尤其是近十多年的历史，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猖狂地篡党夺权，把党和国家民族拖向濒于覆灭的深渊的历史；一方面，又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殊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党史是一个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党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决不允许歪曲、篡改党史。同时，党史又是一门党性、战斗性、政策性很强的科学。什么问题可以讲，什么问题暂时不能讲，要有步骤，有一个过程；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也要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历史不能篡改，但有些问题暂时可以回避。有人说党史研究困难大，禁区多，风险大，因此，专业思想不巩固，社会上议论也多。但这也不光是党史课如此，祸根是林彪、“四人帮”。所以，我们要敢于拨乱反正。风险固然大，但研究出成果来政治影响也大，教育作用也大。因此，对党史工作者的党性要求也高。党史教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是光荣的称号，是艰巨的任务。
所以，党史研究者首先是革命者，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战斗；要增强党性的锻炼，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真正做到用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教学党史。
胡华在报告中以试谈的方式表述：
关于党的领袖、干部、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不能把毛主席从党的领袖集团中孤立出来，神化成为一个孤立的“天才领袖”，好像宗教的教主一样。
讲党史，要讲党的领导、党的一批领袖和干部，要讲群众。讲党史，应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但也不能把讲党史变成讲毛主席著作史，只讲某个时期发表了什么著作，有哪几条内容。这同样是使理论脱离了活生生的历史实践，使理论失去了活的生命。在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应该出现……党史，要把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加以展开和描述。不要只有干巴巴的几句话，把一部充满了历史事变和伟大斗争场面的历史，变成为枯燥无味的干瘪条条，使青年一代想像不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关于党史教学中涉及的若干人物问题，胡华具体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彭德怀、刘少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贡献和错误，以及对他们分别重新进行公正的历史评价的根据和认识。另外胡华还讲了林彪和王明的问题。
三、关于党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胡华强调也要实事求是。例如，中苏关系，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掌权以后，要有区别。苏联政府和人民，也应有区别。过去中苏友好时，太过分强调了苏联援助，现在来看也不适当。但是反过来，一笔抹掉，不论什么时期，只字不提，也不对……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从帮助建党、搞统一战线、办黄埔军校、北伐，到斯大林五月指示、八七会议、六大，共产国际是起了好作用的；纠正立三路线也是起了好作用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帮助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的，也起了好作用……但是，米夫、李德等是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扶植王明上台，李德包办主持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军事路线，是有很大责任的。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胡华讲，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政治战线上实行民主法制，经济战线上实行生产力革命，思想战线上反对极左思潮。
总的目标就是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胡华报告后，反响强烈，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华请教讨论。1978年11月28日，胡华再一次在这次中共党史教材讨论会上发言，解答与会全国各高校代表提出的23个问题，题为《关于党史教学中的若干疑难问题》，他说：“昨天上午我讲了一下关于党史教学若干问题的个人意见，向大家汇报了一些看法。下午大家谈了谈，晚上听了各组组长汇报，很感谢同志们的鼓励。另外，同志们又提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要我们共聚一堂来讨论研究的，我也只能讲一点个人的补充意见，讲错的地方，请大家纠正。手边一本参考书也没有带，光凭记忆也是一个问题，恐怕讲不准确。”
与会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党的一大和一大前后的情况。胡华仅凭记忆，回答了建党初始的情况；党的创始人确定；早期共产党组织；“一大”代表；党员人数；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有谁？中央组织是什么组织形式？毛主席是否“一大”选为中委？从苏联带回的“一大”党纲是否可靠？还有没有其他材料等。根据讲话记录，胡华就此问题讲了近5000字，基本廓清了建党前后的史实。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陈独秀。说陈独秀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如何解释他初期宣传马列和创建党？特别是如何解释他给毛主席极大的影响？提出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是否可以重新研究？说陈独秀是叛徒，晚年到底怎样？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同陈独秀的建党路线如有分歧，分歧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毛主席怎么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又怎么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八大党章中，没有写毛泽东思想，过去讲是个别人删去的，到底对不对？第四个问题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期如何划分？
划分前、中、后期的标志是什么？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何时形成？以什么事件为标志？根据和理由？第五个问题是北伐战争时期党内有没有军委，还是只有军事部？主要负责人是谁？除了总理还有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有没有军委？军委成员和组成情况怎样？苏维埃军委组成情况如何？遵义会议是否成立了军委？毛主席是否是军委主席？总理是不是副主席？三人军事小组是不是就是军委？第六个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北伐战争从城市到农村也是正确的，又怎么讲？第七个问题是南昌起义过去主要讲教训，现在主要讲方向，如何讲，较为恰当？第八个问题是毛主席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何时首先提出？第九个问题是广州起义，过去讲教训问题多一些，现在讲伟大意义多一些，如何实事求是讲？第十个问题是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有没有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十一个问题是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能否说是夺了毛主席的军权和党权？
第十二个问题是第四次反“围剿”问题。第十三个问题是有没有通道会议？前几年对它提的比较高，怎么看？第十四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情况。
第十五个问题是共产国际与王明两次错误路线关系如何？第十六个问题是关于国防文学问题。第十七个问题是抗日初期成立八路军、新四军时取消政委、政治部问题。第十八个问题是关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问题。第十九个问题是关于姚文元指使删掉开国大典油画林伯渠形象。第二十个问题是关于王佐、袁文才同志被杀问题。第二十一个问题是怎样看罗章龙路线？胡华根据掌握的史料和当下情况的客观认识，一一回答了这21个问题之后，就“党史教学的党性与科学性如何统一”解答说：“总的说来，应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直书独论，按事实讲。
但要有步骤，这就有个政策问题，即有些问题暂时可不讲，不讲不等于篡改。要有组织纪律性，有些属于党的机密，有些是大问题，需要中央做出决定。要保护党的机密。但是我们也不能歪曲篡改，这就是党史教学中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关于如何讲授党史的问题，胡华解答说：“‘以党的历史为线索’的提法未尝不可。把线索理解为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要环节，主要人名、地名，年月日，事变过程，党领导人民的斗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我们通过党史学习活生生的行动中的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如何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来，如何集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智慧、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规律性的知识，使我们得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么一个认识。”“革命史、党史、现代史是有区别的。现代史范围更广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革命史是讲党领导的对敌斗争，也讲到些党内斗争，分量来说少一些。党史要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要讲革命的经验教训，讲党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着重总结理论、路线、规律。”
1979年3月，胡华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以书面发言，就党史编写上的几个“禁区”问题，提出意见：“经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了解决，全党热烈的拥护。这是大得人心、党心、党员之心的最正确的决定。当然，有些问题还有待于中央继续解决，作出结论：
有些问题的某些情况，某些事实，我们还不很清楚，甚至党中央领导上对有些问题也正在审查核实中，这需要有一个时间，一个过程。总之，科学无禁区，禁区无科学。党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对于历史的真相，当然要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现在大家说，有些问题没有水落石出，还是‘水落石不出’。我想这是暂时的，是个时间问题。大的方面，估计我们这一代，或者你们这一代，会作出科学结论。”
关于“文化大革命”，胡华提出：一、关于“一月风暴”；二、关于“二月逆流”、“二月提纲”、“二月兵变”；三、关于三家村；四、关于四家店即“彭陆罗杨”；五、关于聂元梓等五大“领袖”、“五·一六通知”；六、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七、关于六厂二校、“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斗、批、改政治舞台；八、关于“八·一八”破四旧，抄家揪斗；九、九大林彪为法定接班人；十、十大王洪文当副主席，当接班人等问题，并作了简要的评述。他说：“……毛主席原意是提出在中国反修、防修，想通过文化革命，搞马列主义，搞光明正大，搞团结，但是都从一开始就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篡了权，正是他们搞极‘左’的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搞了种种横行不法的事，要搞垮我们的党和团，搞垮我们整个的国家，教训是很惨痛的。”
1979年5月16日，胡华赴济南出席教育部与山东省委、省教育局主持召开的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和讲义讨论会。5月18日，他在讨论会上作《谈谈思想解放和评价历史人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时，胡华强调，所以讲这个题目，目的是想冲一下这个禁区，实事求是评价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这是在杭州报告后，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陈独秀，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就这个课题而言仍属当时的禁区。胡华在报告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描述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建党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实践活动，分析了陈独秀的历史作用，也指出了不足。胡华认为，虽然陈独秀不能与普列汉诺夫相比，但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原则仍然适用于陈独秀。胡华说：“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一个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尽管他当时就有严重的弱点，和后来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胡华报告的主要内容在当时起了促进党史研究发展的作用。与会者听了报告，受到启发，为后来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原则从事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