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垂范
胡华之为教师，可以追溯到他16岁少年时代，那时他在家乡的小学就已是代课教员。同时，在奉化民众教育馆教民众识字并向他们宣传抗日。19岁他在抗日敌后登上华北联大的讲台。从此，终身从教，与“教师”这个称谓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在战争岁月的场院山坡，还是和平年代的教室课堂，对于为师之道，胡华遵循了中华民族为人师表的古训：传道授业解惑。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句融化在自己血液中的的信条，身体力行而时时垂范，那就是他一进入陕北公学便入眼铭心的一段毛泽东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进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因为这一信条，胡华不仅自己要成为这“一大批人”中的一员，而且始终要做一名良师，把自己的学生都带到这个队伍中来。胡华在教书育人中，实乃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在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中实行了教学相长。
张腾霄曾这样说过：“胡华同志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就专心致志研究党史科学。当时，他把学习、教书与研究统一起来，认为不认真学习党史的理论与实践，就不可能教育学生掌握党史的精神与实质，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逐步提高自己研究和理论的水平。总之，胡华同志对党史的科学水平，是在‘教学相长’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李新曾这样评价：“胡华同志从事教育工作，从事革命史、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达半个世纪。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干这种工作都是很艰苦的、很清苦的。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当然其中不少人是因为革命需要而变动工作的。但那些抱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学术为进身之阶的人，肯定不能坚持过这种艰苦、清苦的教学生活。不过，历史也最公平不过了。只有那些自甘淡泊，坚持过艰苦、清苦的教学生活的人，在学术上才有所成就。
胡华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又能在教育和学术岗位上立定脚跟，永不动摇，所以能做出卓越的贡献，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如何度过其短暂的一生才最有价值，这是中外古今的人们包括无数圣哲都不断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我认为，胡华同志虽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很有价值，很值得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很值得深思的人生哲理。”
中共党史系李良志教授回忆作为学生，第一次听胡华授课：“‘怎么这么年轻，这真的就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著名史学家胡华老师吗？’在轻声赞叹的同时，满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片刻，胡华老师开始讲课了，第一课是学习中共党史导言和党的成立时期的历史。胡华老师不时地注视着我们，引经据典，忽古忽今；他也不看讲稿，各种史实、资料信手拈来。全课堂鸦雀无声，大家埋头记笔记，恨不得把胡华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初次听胡华老师的课，最大的感受是新鲜，吸引人，庆幸我们的专业课有这么好的名师。”1961年秋天，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同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简称《高教六十条》）。按照《高教六十条》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培养首批中共党史导师制研究生。党史系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了五人，报经教育部批准，由何干之、胡华担任导师。当时何干之正在近代史所承担写作任务，指导研究生的重担就落在了胡华肩上。为了便于他就近指导，1962年春，陈威、程振声、宁培芬、吴智棠、吴荣宣五位研究生也从西郊校园搬到城内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自此开始，胡华为这5名正规研究生布置学习任务，每个单元开列“必读”和“参考”阅读书目，审阅他们的心得体会，每周进行半天辅导，解答疑难问题等。
作为导师，胡华是怎样垂范的呢？陈威回忆：“我感触较深的是：他思路开阔，学识渊博，起点很高，充分运用他在党史界的广泛影响，从多方面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要求我们练好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努力提高研究工作的实际能力和写作水平，经过几年的培养，使研究生的整体素质上一个大台阶。”在读书方面，胡华要求研究生，理论功底要厚一些，要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除精读“毛选”四卷外，还要仔细地研究党的领导人的有关著作和文章，要尽可能地把已经出版的党史名著都找到，多读一些，以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除了学理论，他还要求学生注意知识的积累，利用一切机会，多懂一些东西，知识面宽一些。一次外出调研从汉口乘船到九江，在船上胡华一口气默写了十多首古代名家歌颂长江的诗词，要研究生们在船上都背下来，上岸后“考试”。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使学生的知识面拓宽了。
在史料收集方面，胡华要求研究生尽可能多地接触第一手材料。当时，一批史料价值很高的重要报刊已经影印。许多报刊研究生都曾一页一页地翻阅过并作了卡片。
在科学研究方面，胡华要求研究生，独立地进行专题研究，把研究成果写成习作。对每个时期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五位研究生各选一题进行研究。对学习和研究中存在的难点，他每周用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行辅导，面对面地当即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经常就当时的形势、任务和中央的精神，给研究生“吹吹风”。大体3个月至5个月，一个时期的几个专题研究告一段落后，开若干次专题研究汇报会，让每个研究生汇报研究成果，以收“重点深入，普遍提高”之效。尤其是，他对每位研究生每一专题所写的习作，都仔细过目，写出评语，经过多次这样的训练，研究生的实际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帮助研究生们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他还带着学生们登门拜访黎澍、缪楚黄等专家，听取领军学者们的指点，可见他责任心之强。郭影秋副校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上任时，第一次登门看望胡华那天，研究生正在胡华的书房讨论。
郭影秋说，今天先认个门，今后还将登门求教。郭影秋就此了解到胡华带研究生的情况。何干之事后转达说，“郭影秋表扬胡华指导研究生有方，他是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良志回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夜大学”任课时：“一天晚上，我讲完课后走出教室，胡华老师迎面走来叫住我：‘李良志，刚才我在教室外听到了你讲课，讲得不错嘛！挺带劲的！口齿还算清楚，还有条理。’——真没想到，这么晚了，胡华老师会站在外面耐心地听我给学生讲课——‘不过我觉得你理论方面讲得多，而史实讲的不够。党史课，应该有丰富的史料、史实才动听，才能应证理论，才能吸引学生注意。理论离开了史实，就会论得枯燥乏味，空洞。’胡华不仅指出了我讲课中的不足，还告诉我具体的改进办法：‘你以后要多注意史论结合，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史料的积累是一个过程，不是几天、十天半月就有功效的，要坚持多看多记，日积月累；对原始档案，第一手史料，尤其要重视。
另外，还要学会做卡片，卡片要经常整理，要有科学分类，不然不好利用。好啦！
不错！不错！你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一个好的开端，以后多努力吧！’胡华老师说完，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胡华老师对我的这一席话，真是如雷贯耳，我一字一句都听进心里去了。他切中我讲课中的要害缺点，有的放矢，指点到位、周全。这是一副催化剂，又像是一把火，是千金难买的金玉良言，我永远不会忘。
从这时起，我认真思考史论结合问题，注意收集史料。我以后在这方面有一点成绩，首先要归功胡华老师的教导。”晚上是休息时间，胡华却驻足教室外听年轻教师讲课。从李良志所述评课内容来看，胡华站在外面的时间不短，足见其培养后学的良苦用心。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陈威回忆：“粉碎‘四人帮’后，胡华教授向刚复校的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推荐，让我归队搞党史（当时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政治部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党史工作大发展的新局面。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上，他提议让比较年轻的贺捷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部长）同志和我出任理事，戏称我们是理事中的‘儿童团’。可见他对后辈的关怀、培养和期望。”1962年初，胡华为配合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约，撰写了《介绍（学习和时局）》一文，收入2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介绍》。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答疑解惑，胡华在《教学与研究》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对1962年党史专业毕业的学生的答问，胡华分七个问题：（一）关于党史课在不同的教学对象中，如何因材施教；（二）关于教学的中心内容；（三）关于党史课的“史论结合”；（四）关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及厚今薄古；（五）关于备课和讲课的一些方法；（六）党史教员的提高和科学研究；（七）关于目前党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和资料等，进行了详尽阐述。最后胡华希望：“同志们毕业出去，可以努力的方面，除了教好课外，我想还可以做下列工作：1.参加现有各地各单位所进行的党史研究和资料工作；2.可以自己进行调查、访问、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的工作；3.可以作专题研究；4.可以参加编写讲义和教科书。只要我们不骄傲、不浮躁，虚心向学，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
1962年八九月间，按照党史系计划，胡华召集并主持了党史系进修教员第一次会议，胡华讲五四运动时期引言；9月24日，辅导党史系进修教员关于五四运动的学习；10月8日，召集党史系进修教员第2次会议，组织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胡适、鲁迅、钱玄同等；11月12日，召集党史系进修教员第3次会议，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等，并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引言；12月6日，参加党史系进修教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并发言；12月13日，参加党史系进修教员关于党的一大的讨论并发言；12月28日，参加党史系进修教员关于党的二大的讨论并发言。这项以研修为主的进修教员的学习和讨论会，以分专题主讲，提问、讨论方式，胡华一直参加到1964年初，主持了二十余次。
1963年4月17日，胡华应邀在军事科学院作《关于历史的研究和编写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一、什么是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包括哪些部门和它们的内容。二、关于通史与专史、简史与合史的区别和联系。三、略谈军事史与战争史、中共党史与人民解放军战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第二部分是略谈有关研究和编写历史的几个问题：一、关于体裁问题；二、“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论结合”和“叙议结合”的问题；三、划分历史阶段的原则，划分章、节的依据问题；四、写战史如何贯彻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如何突出典型，成功与失利、胜利与挫折以及错误如何反映的问题。第三部分讲述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方法和编写历史的程序问题：一、如何占有史料及如何熟悉掌握史料；二、关于研究人员的分工和编写历史工作的一般程序和大体步骤；三、关于如何贯彻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军事学术研究通讯》1963年第9期和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的《业务学习通讯》1963年5月20日分别发表了这篇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中国革命史》的课堂教学讨论中，学生们提出了关于如何理解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一些问题。胡华就此进行了专题讲述：（一）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同“独立自主的原则”有无区别？
（二）“独立自主原则”是只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适用于任何时期？（三）为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这个口号，而没有在别的时期提出？它和“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关系如何？1963年5月4日出版的《教学与研究》第3期，发表了胡华的讲稿《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几个问题》。
历史系在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课题讨论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代表性意见：
（一）认为“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同民主革命阶段的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资本主义的矛盾。
（二）认为“恢复时期”是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没有矛盾的主次之分。有的人还认为：从全国范围说，1951年底“三反”、“五反”以前，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1951年底“三反”、“五反”开始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国外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此时已进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胡华当时表示赞成上述第三种意见，他对这三种意见分别进行了分析。写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一文，发表在9月30日出版的《教学与研究》第5期。
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胡华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10月26日，听取周扬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