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告。11月1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要更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纲，来带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带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同时要继续坚定地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会议中的11月10日，胡华出席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他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言基础上，于1964年1月17日应南开大学邀请，赴该校作题为《中共党史、现代史教学中如何反修防修》的报告。1月21日，他在《文汇报》发表了《加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一文。文中讲道：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周扬同志号召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同志们注重对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号召，是关系到历史研究方向的重要号召。
“历史，包括古今中外，都是需要研究的。但是无论研究哪个时代的历史，都必须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研究古代的历史，必须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而在历史研究的队伍内，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近代史现代史；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又应该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题材来研究现代史、特别是现代的革命历史经验。这是因为，近代尤其是现代的历史经验，同现实生活和斗争更切近；进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为当前斗争服务。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国内，有教育人民、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推进世界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
现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在热心地研究中国革命经验，他们纷纷要求我们多拿出一些介绍和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历史著作，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和国际主义的义务。
“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科学，同社会主义时代的其他上层建筑一样，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服务。
具体地说，就是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推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服务，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进世界革命事业而服务。我们的历史科学必须有这样的鲜明的政治目的。我们的历史科学必须是革命的战斗的批判的科学。”
胡华在这篇文章中讲道：“一、是不是近现代史没有多少题材可以研究？显然不是这样的。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是近四十多年的现代历史，是充满了翻天覆地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交织着各方面的复杂斗争的历史，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从革命史方面说：有前仆后继、英勇卓绝的革命的工农群众，有气贯长虹、叱咤风云的爱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创造出种种宏伟壮丽、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事业；尤其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创业的艰苦伟大，斗争的复杂英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篇最辉煌灿烂的历史诗篇，最动人心弦的革命颂歌。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说：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敌人、新的阶级、新的种种情况和新的复杂斗争，也有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使中国的现代历史大放光彩。研究和写出这部历史，可以用革命经验、用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的知识来武装人民，特别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人民；可以长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可以为兴无灭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可以大大鼓舞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和更加坚定他们的胜利信心。
“二、有人认为，研究现代史、尤其是研究当前革命经验比较困难，不易得到成果。的确，历史越是接近现实，要做出科学的判断越是困难些，要在这方面得到科学的成果——写出科学论文和著作，也是比较困难些。因此，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研究近现代史、尤其是现实革命经验的文章和著作，也比较少些。在这里，我们应当有披荆斩棘、克服困难的精神。事实上，对古代史的研究，要得到真正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成果，也是要克服重重困难的。如果是没下苦功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即使写了出来，意义也不会大；如果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写得出来的东西，那就不同了。有人说，越是研究当代革命经验，在作品的政治标准的要求上也越是严格，因此越容易出错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总难免发生错误；我们只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就不必怕出错误，怕受评，我们可以为真理而不断地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使作品达到更加完善的境地。
“三、关于现代史、党史研究中的观点和史料相结合的问题。党号召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这对我们这些党史、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些同志都比较年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还不够熟悉，特别是哲学、方法论的武器还掌握得不够好，这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缺陷。为要写出真正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科学作品，首先就要求我们在这方面下苦功夫。
“其次，系统地整理资料和周密地研究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上的当务之急。关于近代史的资料，解放以来，已经经过了一番整理。有了一套《近代史资料丛刊》，使用起来已经方便得多。对于‘五四’以来的现代史资料，目前也很需要做一番这样的整理工作。另外，我们研究工作者对资料还缺乏周密的系统的研究，是目前科学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根据学术界一般同志们的反映，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各地区编写的一些有关党史、现代史的书籍，往往写得比较简单和单调，结论和概念较多，缺乏丰富充实的史实和生动活泼的内容。我想，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是由于我们对资料缺乏系统的周密的研究。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著述，给了我们思想武器，也给了我们研究方法上的榜样；我们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大量的资料，写出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著作。必须努力改变目前作品内容比较枯燥、不少地方往往简单地重复现成结论的缺点。为了活泼和丰富我们的思想，加强我们的锻炼，我们还必须用一定的时间亲身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到工厂、基层去进行考察和参加火热的斗争。
“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必须把敢想、敢说、敢做的‘三敢’精神和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在党的号召下，在近代史、现代史、党史的研究领域内，一定能开出更加灿烂瑰丽的鲜花。”
1964年3月3日、4日，胡华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代史研究会议”，作了《目前党史、现代史研究的状况》的发言，他说道：“总的状况是：
党很重视，在学部会议上少奇、周扬同志提出了加强近、现代史研究，加强当代革命经验研究的伟大号召，下面同志跟不上去，研究工作远远赶不上需要。目前高等院校党史教员有三千来人，研究工作可以说还没有怎么开步走，谈不上有什么成绩。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第一，底子差。理论基础和知识领域都不广泛。
需要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研究时间少。教学任务都很重，党、团、行政工作忙，研究时间很难保证。第三，研究任务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高等学校领导上往往比较重视教学任务，教学任务不能不完成，研究任务往往可以不完成。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往往实际上是一种业余的，从属的性质，一忙就把它搞掉了。第四，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准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党史、现代史理论性、政策性很强，需要有领导有组织的进行，分散状况不容易写出东西。现代史资料很多，但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党史资料如何供给研究者利用。这些都是问题。”
胡华在发言中建议应该展开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经验的研究：“一、研究的方面：（一）主要从对敌斗争方面来研究经验、革命运动史；（二）主要从党内路线斗争方面来研究经验、党史；（三）主要从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方面来研究革命经验。先着重从哪方面下手好？一般说，对敌方面，研究斗争经验，写革命运动史，较易些。对友的方面，有些统战对象还活着，就麻烦些。党内路线问题，就更难些。还有，党史、革命史、现代史关系和区别也有问题。现在实际上都还是没有超出革命史的范围。内部出了几本党史教科书，主要是革命史，李新主编的通史，主要也是革命史。
“二、关于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少奇同志、周扬同志在学部会议上号召各级领导要抓，要组织起来。看起来，党史、现代史的研究，很需要多级党组织具体的来抓，来组织，科学院也需要有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现在，一般的人们感到似乎哲学、经济学比较活跃，党抓得也较多，科学院也有专门的主管机构。党史、现代史研究领域就感到不够活跃。像李维汉同志写统一战线这样有分量的文章不多，其他有些文章也感到平平。看起来，如果不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花相当大的力量来进行，是出不来有较高水平的东西的。恐怕我们也要学习写‘七评’（指“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工作方法才行。因为，如果写理论性的问题，要提得高，讲得深刻，政策口径对得准确，就必须有强的领导，集中一些人力，有人审查才行。我们的东西影响很大，修正主义又到处找我们的茬，所以需要很谨慎。
如果写历史性的问题，除了论点外，如果资料要求得完全，不得到领导的支持，也是很难的。
“三、需要弄清的几个问题：民主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是党的长期争论问题。富农问题，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在附和敌人时（1927—1931年）虽然不是最危险敌人，是否是次要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哪面是主要的？是否接受改造是主要的？”
胡华在崎岖攀登的革命历史研究道路上，秉承师道垂范的遗风，努力传道授业，但是自己也有解不开的疑惑。胡华的疑惑该向谁求助呢？这年12月他作《祝吴老八五大寿》的贺诗云：
革命长前列，为民不殚劳。
完人推表率，风范启吾曹。
思想同恩、马，精神比列、毛。
欣逢南岳寿，仰望北辰高。
吴老玉章的伟大风范启示着胡华的进步；吴老的深厚学养也时时解开胡华的疑惑。胡华仰望北辰，循着吴老的风范在师道上努力传承……施教南下20世纪60年代初，在党的“面向现实、研究当代革命问题”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单位，从城市到农村，掀起了编写革命斗争史的群众运动。
涌现了大量厂史、村史、校史、回忆录、口述史……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胡华十分欣喜，他认为这是从基础做起的近现代史的立史工程。1964年3月12日，胡华在《光明日报》“史学”栏目发表了《面向现实编写“五史”》一文。文中讲述了“五史”应该写什么内容，怎样搜集史料进行编写和编写的意义。他希望更多的人参加写“五史”这一光荣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做出很好的成绩来。
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响应吴玉章校长“都来写校史”的号召，于1964年3月12日、21日、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报》，连载发表了《陕北公学校风回忆》一文。从亲身感受讲述了陕北公学的办学方针、历史、成就和革命传统作风。
郭影秋副校长十分重视中共党史学科教研的资料问题，曾于1963年12月18日亲自主持召开人民大学图书馆、党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工作会议。从这时开始，即酝酿，花大力气到老区征集一批供学校教学科研利用的革命史资料，特别是口述历史。
1964年3月20日至6月22日学校决定派胡华率他指导的5位中共党史研究生陈威、程振声、吴荣宣、吴智棠、宁培芬和学术助手段榜元，组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党史调查实习小组，赴南方进行调查访问实习。此次调查，根据校长、教务处、历史系领导的指示，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调查搜集党史资料；二是交流党史教学和研究经验；三是调查访问革命史迹。
实习小组南下的第一个省份是广东，3月23日胡华率研究生们瞻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凭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此后，他们采访林鸿暖、肖洛公、蔡洛和罗明、区梦觉等革命老人。3月29日，与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院等广东高校举行党史教学交流座谈会；4月1日与广东党校党史教研室座谈。《胡华笔记》记有他在南下实习小组进行总结时的发言：“得到广东省党委的帮助，同志们的努力，顺利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具体收获是1.访问参观了革命历史遗迹：黄埔军校、农讲所、省港罢工委员会、红花岗、柯拜船坞等；2.收集了大量珍贵党史资料；3.与广东党史工作委员会、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馆、农讲所进行学习座谈；4.对罗明、区梦觉、甘来等革命前辈进行访问座谈；5.与中大、华南师院。暨大等高校座谈交流教学经验。并向省高教局提了建议：教学贯彻反修、思想提纲、教学资料、组织研究等；6.交流了学术意见：独立自主，加强党史、现代史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等。”
实习小组南下第二个省份是湖南：他们采访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何校长。接着参观长沙清水塘、船山学社；瞻仰韶山毛泽东故居。其间，访问了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王学英；军委政治干校校长相炜、副校长刘顺文、教务长杜捷；省档案局陈普元、黄子林等，交流了党史研究和教学经验。听取了袁福清等革命老人口述回忆。4月5日胡华作《登岳麓山俯瞰长沙》，他记道：“长沙是历史名城，是屈原行吟过、贾谊哭过的地方；又是毛主席、刘主席亲自领导工农群众斗争过的地方。1938年，我赴陕北，途经长沙，至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天天渡湘江到橘子洲躲敌机空袭。当时，长沙在国民党统治下，一片乌烟瘴气，后更被烧成瓦砾！阔别26年，重到长沙，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面貌已焕然一新，街市宽阔整洁繁荣，几不能辨认。从岳麓山巅俯瞰长沙新貌，有感作此：湘江北去洞庭波，橘子洲头日正和。花舞莺喧帆影乱，长沙风物感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