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１９５８年的杭罐厂是昔年杭州着名的创汇大户，尽管拥有场地、设备等优势，但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僵化，连年亏损，到１９９１年，各种贷款、欠款已达４０００余万元，产品积压１０００余万元，企业已到破产的境地。为了帮助杭罐厂摆脱亏损，市里想过各种办法，三年换了五任厂长，甚至市长亲自出面帮助推销产品，但仍然回天无力。而创办于１９８８年的娃哈哈厂，虽然只是上城区教育局下属的一家校办工厂，却在杭州市工业经济出现滑坡时奇迹般的崛起，１９９０年产值突破亿元，实现利润达２２００余万元。１９９１年上半年，产值超过８０００余万元，利润达１６００余万元。其当家产品“儿童营养液”，供不应求，覆盖了全国２０多个城市。然而企业的快速发展受制于场地窄、规模小的局面。
两家工厂的现状与前景，使沈者寿陷入了思考。“冰火两重天”的切身感受，更使他思维趋向活跃。在回机关的路上，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他的脑海：让娃哈哈兼并杭罐，利用杭罐的存量资产和场地、设备优势，使这家大企业活起来，而娃哈哈也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从而达到优势互补，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优秀企业如虎添翼。
经过反复论证，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最终大胆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由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厂！这种反常规举措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不论是原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职工，还是原杭州罐头食品厂的职工也都有一定的看法。
针对这一情况，娃哈哈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人心、发展企业。针对职工的思想问题，娃哈哈当家人宗庆后通过多种形式向两厂职工反复阐述兼并的意义以安定人心。同时娃哈哈将杭罐生产的产品及时下马，并新建了一条月产“娃哈哈”２５０万盒的灌装生产线。娃哈哈还着手机构精简工作，并重新制定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依法治厂、从严执法。
通过兼并和扎实的工作，娃哈哈用了短短９０天时间就使杭州罐头厂扭亏为盈，原来４０００多万元的欠债还清一半，而且使原娃哈哈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第二年，娃哈哈销售收入、利税增长了一倍多。
“百日兼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这种打破隶属关系、等级差别，完全遵循经济规律，坚持优胜劣汰，实行企业组织的重新组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产品结构调整的全新的兼并机制，不仅对杭州、对浙江，乃至对全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有深远的意义。
“小鱼”吃“大鱼”的成功，不仅救活了杭州罐头厂，娃哈哈也借此跃上了新的发展平台。１９９４年，娃哈哈在重庆成立首家“娃哈哈”外地公司，跨出了娃哈哈“西进北上”的第一步。１９９８年，娃哈哈成功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非常可乐。同年，娃哈哈产量、销量、利税、利润各项经济指标位居中国饮料行业首位。２００２年，娃哈哈正式宣告进军童装业，迈出了跨行业经营和多元化发展的第一步。２００５年，娃哈哈自主开发的营养快线，创下上市当年实现销售近８亿元的奇迹。２０１０年娃哈哈进军乳制品业。
如今的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效益最好、最具发展潜力的食品饮料企业。
秦山核电站开启中国核能新纪元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０时１５分，对于中国核电事业来说，是一个值得记入史册的时刻。在此时，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秦山核电站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之一。秦山核电站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设计、８０年代建造、９０年代开始运行的我国第一座３０万千瓦国产化原型压水堆核电站。它坐落于浙江省海盐县秦山镇双龙岗，面临杭州湾，背靠秦山，这里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是建设核电站的理想之地。
我国的核工业起步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的核工业走上了核军事工业发展的道路，并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当时一部分人对核电站的认识方面的偏差，我国核电工业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为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并提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他的战略性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核电工业的发展。一批科学家也发表文章，对中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倡议把核电列入规划。国家有关部门也上书中央和国务院要求进行核电建设，同时又开展核电安全宣传，让人们了解核电。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五委一部《关于请示批准建设３０万千瓦核电站的报告》。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了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
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日，核岛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标志着秦山核电站工程的正式开工。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１日到９月１日吊装压力容器，标志着秦山核电工程进入设备全面安装阶段。秦山核电站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成熟的压水型反应堆技术，建设单台３０万千瓦发电机组，并由中国自主承担整个电站的设计、建造、设备提供和运营管理工作。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并网发电，机组在测试运行了两年之后于１９９４年４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１９９５年７月通过国家验收。
为确保工程按期建成发电，许多单位参与其中，相互协作。１９８７年１月，参加秦山核电站建设的职工开展了“三保二比”（保安全、保质量、保工期，比效益、比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竞赛。参加活动的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土建安装、调试运行、医疗服务等２２个单位，分布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人员达２１万余人，整个竞赛活动技术革新６４７０项，被采纳实施了５３９７项，创造经济价值２８２８万元，节省资金１４６９万元。特别是秦山核电站检修部仪控队的工作人员在仪表安装调试中，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１８万条电缆、２０多万个接头的校线、接线任务，而且质量全部合格，与国外同类型核电站的施工相比，工期缩短了两个月。
一期建成后不久，秦山核电站又先后开工建设了二期和三期工程，并引进国外技术力量和国内地方政府资本参与建造。秦山二期工程是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工程依然由中国自主承担设计、建造和运营任务，采用压水型反应堆技术，安装两台６０万千瓦商用压水堆，两台机组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２月和２００４年５月建成发电。秦山三期是我国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是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最大贸易项目，采用加拿大提供的坎杜６型重水型反应堆技术，建设两台７０万千瓦发电机组，二台机组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底和２００３年６月建成发电。
秦山核电站自运行以来，为中国的核电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秦山核电站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进行研究设计，增强了中国走自主发展核电道路的决心。同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核电建设和运行管理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核电工程的建设。秦山核电站的运行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东地区用电紧张的局面。
万向集团成为全国首家上市乡镇企业
１９９４年１月，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万向集团始创于１９６９年，其前身是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的鲁冠球接管这家厂时，它只是只有８４平方米破厂房的小厂。１９７９年，鲁冠球将工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万向集团的前身），将企业生产的方向确定为汽车零部件。１９８３年，鲁冠球用自家自留地里的２万元苗木做抵押，承包了萧山万向节厂，成为省内第一个实行个人风险承包的乡镇企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万向集团正式成立，并成为浙江省计划单列集团，鲁冠球成为集团的法人代表，任董事局主席。同年，鲁冠球提出“大集团战略、小核算体系、资本式运作、国际化市场”的战略方针，万向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并于１９９４年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鲁冠球与万向集团的崛起见证了浙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浙江的乡镇企业源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工副业和公社化时期的社队企业。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劳动力的分流，促进了浙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１９７８年，浙江就成立了省社队企业管理局。当年９月，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几项规定》，肯定“社队企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１９７９年初，省委六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出台了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政策文件，将发展社队企业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随后，省委又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了发展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在中央明确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优惠政策、发展目标等之后，浙江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实施办法》，指出社队企业是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从财政信贷上扶持社队企业。１９８４年８月，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
８０年代中后期，省委、省政府继续着力推动乡镇企业大发展。１９８５年４月，省政府又做出《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经济政策的补充规定》。１９８６年五六月间，省委在《关于浙江省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并确定“七五”期间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是“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１９８７年１月，省政府颁发《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经济政策的规定》。１９８８年初，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又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坚决走“整顿、改造、联合、提高”
的路子，把工作重点转到“上质量、上技术、上等级，创新、创优、创汇”上来。
浙江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他说：“乡镇企业样样都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都有，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１９９１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关，乡镇工业产值占到全部工业的５１４％，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浙江的乡镇企业进入由大发展到大提高的二次创业时期，全省各地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改制形式。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有３２８万家村以上集体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转制，其中改为股份合作制的有８５００家，总股本金超过１００亿元；组建企业集团的有４５０多家；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有１２００多家；实行租赁、兼并、拍卖的有２２７万家，盘活存量资产近３０亿元。至１９９７年底，全省５８９万家乡镇集体企业，实行各种形式改制的企业有５０７万家，改制面达到了８６％。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改革、发展和提高的若干政策意见》，积极引导全省乡镇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进行改制，从而使浙江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至１９９８年底，全省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冯根生“３００万元持股”风波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大吹响了全面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号角。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上的突破，带来了改革实践上的创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杭州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冯根生“３００万元持股风波”。
１０月６日夜，国内中药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简称青春宝）的会议室里，正召开着事关企业改革的会议。会议已经陆续开了几天，但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的精神依然抖擞。经过热烈讨论和全体董事的票决，一个全新的改革方案正式形成：实行“企业内部股份制”改造，从公司已有的净资产中划出１５％作为个人股，卖给员工和企业的经营者，通过“工者有其股”，把员工、经营者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期更快更好地发展壮大青春宝。
方案很快得到了全体员工和经营者的拥护，但落实却遇到了难题。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总裁冯根生至少要认购２％的股份——计３００万元。对此，冯根生直言：“我买不起！”是的，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冯根生在合资前月工资是４８０元；合资后，每月收入也不过数千元。面对数百万元的股份，只能是“买不起”。
然而，作为青春宝集团的创始人，冯根生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中药行业的“国宝”。青春宝的发展一直与冯根生的经营才能紧密相连。从１９７４年接收原杭州胡庆余堂一个只有２６万元的驴皮膏车间，带领职工经过２６年的艰苦创业，在没有国家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发展壮大成拥有７亿元资产、国内外知名的现代化中药集团企业。其间，凝聚了冯根生一生的经营智慧和奉献。他的才能更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同。就在此次股份制改革中，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就开出了１００万美元安家费、年费自定的条件，邀请冯根生“出山”组建中药集团。
冯根生，作为一名优秀的经营大师，他的才华、经验、实绩，在这次股份制改造中，该不该客观公正地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能否购股留任？成了公司上下关注的焦点。职工们纷纷表示，“想让职工持股，你当老总的必须带头买大股”，“当老总的不买，说明你对企业前景没有信心。如果老总对企业都没有信心，我们怎么敢买？”
对于青春宝改制中的难题，１０月１５日《钱江晚报》刊登《冯根生，该不该持股３００万元？》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当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是“冯根生是共产党员，要讲奉献”。另一种是“持股有道理”。后者认为冯根生作为一名优秀的经营大师，是他把一个只有２６万元固定资产的驴皮膏车间，在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经过２６年的发展，把青春宝发展壮大成拥有７亿元资产、国内外知名的现代化中药集团企业。这里凝聚着他的经营智慧和无私奉献。他的才华、经验、实绩，作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就应该在这次股份制改造中客观公正地体现出来，这样才符合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这场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成为人们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解放思想的热点事例。最后，杭州市委、市政府对青春宝的改革思路给予肯定。１９９８年６月初，改制方案确定，杭州市政府同意将正大青春宝国家股的５０％有偿优惠转让给职工，全体职工将以现金形式购买企业股权。
冯根生购股问题也终于有了答案。他用银行贷款买下３００万元股，个人持有总资产的２％。冯根生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深化企业改革方案，改制后职工的命运和企业的发展捆得更紧，人人都有紧迫感，进一步激励了全体青春宝人更好地为国家、为企业做出贡献。
１９９９年，经浙江省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冯根生对企业２７年的贡献价值达２８亿元。这也算是对冯根生“持股有理”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
中国首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