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温州市委和市政府颁布《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将多家农户合作建立的企业取名为“股份合作企业”，并将这类企业定性为合作经济组织，属于集体经济中的一种。依据此项地方法规，股份合作企业在政策上不属于私营企业，因而避开私营企业的政治歧视问题。由于这一原因，绝大多数温州的私营企业都以股份制的形式注册和经营。１９８７年底，温州市有股份合作企业２２万多家，已取代挂户经营，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方式。而１９８７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仅４家，１９８８年底增加到３５０家。股份合作企业有集体所有制的外表因而有“红帽子”之名；同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收益又明确归属股东，故又有私营企业之实。这正好迎合了民营企业主的需要，股份合作企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在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兴起和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这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股份合作制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约为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这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正式成立并且受到政府的规范、扶持、促进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温州市委、市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文件，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意义、性质、特征、产权归属、分配政策以及优惠政策等问题作了全面规定。特别是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对股份合作企业从多个方面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措施。这样，不仅使原来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形式逐步规范为股份合作制度，而且使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得到巩固。第三个阶段大约是１９９３年以后。在此阶段，股份合作企业制度被运作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模式并扩展到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这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第二阶段，政府对于股份合作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果给予了正式的认可。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股份合作制这一制度创新在浙江农村取得了巨大成效，其效应不限于个私经营领域，更对整个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２１世纪后，民营经济呈现出多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再扮演主角，而是作为适合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形式继续存在。从家庭作坊制到股份合作制的历程，是浙江民营企业的先行者们为保障投资主体利益、明晰企业产权关系所进行的艰难探索。没有起步中的突破与创新，也就没有日后市场体制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城市企业改革的帷幕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上一篇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为“编者按”的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事迹迅速走向全国。
步鑫生，海盐澉浦人，１９３３年１月出生在一个裁缝世家。１９５０年，他开始在自家的店铺里跟着堂哥学做裁缝。海盐衬衫总厂属县二轻系统大集体企业，创业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其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５４年的武原镇西大街缝纫小组。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步鑫生当了副厂长；１９８１年６月，他担任了厂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人们开始把目光逐步转向城镇，转向貌似井然有序但实际却缺乏激情活力的工业企业。步鑫生和海盐衬衫总厂因为改革而名噪一时，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明星。
步鑫生在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的主要举措有改革“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改革“铁饭碗”的用工制度，规定：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规定：请假不发工资；狠抓产品质量，规定做坏１件衬衫要赔２件；扩大产品销售渠道，每年都要召开订货会；打响衬衫的牌子，为自己的产品在上海等大城市做广告；讲究工作效率和速度，厂长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包出租车。
经过步鑫生的初步改革，企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８２年，海盐衬衫总厂以年产８５万件衬衫的能力步入着名衬衫厂行列。１９８３年，全厂生产衬衫１００多万件，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２８万多元，实现利润５２８万元，上缴国家税款４９５万元，分别比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４３倍、４２倍和２６倍，一举成为海盐县第一家产值超１０００万元的企业和全省服装行业重点企业之一。
当步鑫生在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取得初步成绩的时候，有关单位和上级领导就对此敏锐地加以总结、肯定和提倡。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６日，《浙江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介绍步鑫生改革事迹的长篇通讯《企业家的歌》。第二天，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发出《关于组织学习海盐衬衫总厂经验的通知》，要求全省二轻系统组织学习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经验。同年１０月，新华社记者在专程赴海盐实地进行采访后，写成内参，较详细地介绍了改革的过程。这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１１月初，他在这份内参上批示：
“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城镇企业改革。
当新华社的这篇新闻引起了有关单位和新闻媒体对步鑫生在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的一系列争论时，胡耀邦指示浙江省委进行调查。省委当即组织联合调查组，深入厂区开展调查。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省委办公会议听取省委联合调查组关于海盐衬衫总厂和步鑫生的调查报告。会议肯定和总结了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经验。
省委的态度得到了中央的认可。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５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给新华社关于《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的报道加上按语。２６日晚，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２７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出《浙江省委支持和提倡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省委决定发动全省干部联系实际开展讨论，提高大家对改革的认识》，并刊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按语及配发《怎样看待改革与改革者》的社论。步鑫生的名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走向全国，他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龙港人建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历史上本来并没有龙港这样一个地方。建镇前的龙港，只有５个小渔村、一条老街、若干农舍和一片滩涂。１９８１年６月，苍南建县。新成立的县委、县政府充分认识到开发新港口和建设新城镇是全县人民的当务之急，便于１９８２年初决定，在沿江乡和龙江乡的接合处，开发全县的物资集散基地，建设现代化城镇。
１９８２年４月９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苍南县沿江港区（８月改为龙江港区）。随后，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港区的建设热潮。港区的开发和建设，为建立龙港镇奠定了基础。
１９８３年下半年，苍南县委、县政府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当时的条件，将《关于建立龙港镇的报告》上报省政府。新镇取名“龙港”，为龙江港区的缩写，既符合当地的历史、地理状况，又体现了以港立城、城港共兴的建港方针。
１０月１２日，省政府下达《关于同意苍南县建立龙港镇（为县直属镇）的批复》。龙港镇在人们的企盼中诞生了。
但要兴建一个新城镇谈何容易。１９８４年６月的一天深夜，龙港镇委会议室灯火通明，镇委、镇政府专题讨论新城镇的建设问题。会议由镇委书记陈定模主持。经过多方面的分析、考虑，会议认为解决城建资金的唯一出路，是靠群众集资。
但拿什么去集资呢？陈定模把眼光看准了土地。他看过一份材料，１９３６年上海南京东路的地皮大拍卖，每亩售价１００万大洋。他大胆设想：
土地能不能成为一种商品？可否把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经营？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区”！
为使土地能够合法地生出建设资金，陈定模钻到经典着作里寻找答案。
他终于在马克思关于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理论中找到了根据。他把这个设想告诉了负责城建工作的副镇长陈林光，得到了陈林光及其他镇委们的赞同。
最终，镇委会议决定，采取收取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进行土地有偿转让，将批准给个人建房的土地，按地段好差，分为六个等级收取公共设施费。新城镇建设的资金问题得到解决。
土地“禁区”的突破，破天荒地为农民进城建房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渠道，但户粮问题又是一个“禁区”。中共中央〔１９８４〕１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在农村与城镇这堵铜墙铁壁般的闸门上开了一个缺口。龙港当即以户籍制度松动为契机，鼓励农民离乡别土，欢迎先富起来的农民迁入龙港，成为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此后，一批批农民告别了乡村，离开了土地，迁入龙港，开始了没有国家“包”下来的生活。
建设需要大量各类人才，镇委、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泛宣传龙港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尽一切可能动员更多的农民进城，“用农民城镇农民建”的思路开发建设龙港镇。
三年，奇迹般地崛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镇区占地１０８０亩，成了全县的经济中心。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公开招标承包。一幢造价２０多万元的１０开间四层楼房，从奠基到落成，绝不超过３个月。进港公路全长５１公里，还有一个轮渡要建，但从破土动工到通车，只用了２个月时间。公共设施配套之快，令人瞩目。只要是一个城镇所应有的设施，包括水厂、菜场、医院、学校，都在极短时间内跟了上来，３个中小学和１个幼儿园在一年之内就交付使用。
经济步伐，更让人眼花。不过６００天时间，除了一些全民和集体企业外，镇办企业发展到１１３家，家庭工业和个体商业１０００多家。原来没有一个正式码头，转眼间，１００吨级的已有４个，５００吨级的有２个，到上海等地的沿海客运航线也很快开通。
如今的龙港，已是浙江省的经济强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镇、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试点镇。
“温州模式”声震海内外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２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指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该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称温州“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这样，“温州模式”的名词，就第一次出现在了媒体上并很快声震海内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具有经商传统的温州农民开始了商业活动。
此时正值国家商品短缺，群众对低档日用消费品需求巨大，温州农民就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从小商品生产起步，建立了以家庭工业为支柱的各种经济组织。家庭工业的发展使温州农民找到了一条走向致富的路子。
但是，温州的探索充满艰辛。不少人认为温州个体和家庭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１９８２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乐清市柳市镇并决定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抓捕人称“八大王”的八名个体户。当时除一人成功逃脱外，其余七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为重振经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以示对发展家庭工商业的支持。１９８４年，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乐清“八大王”得到了平反。这一轰动全国的平反事件，使广大干部群众消除了顾虑，增强了信心，促进了温州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同年，温州被列为全国１４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温州广大干部与群众精神更为振奋，思想更为解放，大大推动了城乡商品经济向广度与深度发展。到１９８５年，全市农村家庭工业户达１３４万户，农村工业总产值２１亿元。家庭工业的从业人员达到３０多万人。但鉴于当时政策上尚存在种种限制，家庭企业多采取挂靠集体企业的名义。
在发展家庭工业的同时，温州恢复了一批市场。此外，温州人还无中生有地创建了一批市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１９７９年，一对浪迹天涯的叶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纽扣。他们不经意地带回了永嘉县桥头，数年之间，桥头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上千个经营纽扣的摊位。１９８３年２月，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通过多种途径，温州形成了一批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销基地，至１９８３年底，温州逐渐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到１９８４年，全市城乡市场发展到３９３个，其中专业市场１３５个。
全市商品零售总额为１８亿元，这十大市场就占了９５８亿元。这些大大小小的市场和十万购销专业户，沟通了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流通渠道，并出现了资金、劳务、信息、技术和生产资料等市场。
以商促工，以工带商，温州的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互相依托，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发展路子基本形成，并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两者的发展又带动了运输、金融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小城镇的崛起，其间最为典型的是被誉为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龙港镇的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为基本特征的“温州模式”初露端倪。
温州的发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的高峰。当时，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持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但温州的发展却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温州市委的默许、肯定和支持。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领导也纷纷来温州进行考察，他们大都表示了对“温州模式”的肯定。１９８６年温州被列入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温州被一些人看做是“和平演变”的例证，对其争论更为突出。温州再次成为焦点。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考察温州，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脱贫致富、繁荣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１９９２年２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从此，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逐渐淡化。
此时温州完成了第一次创业。温州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形成了多种经济并存发展的格局，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
娃哈哈“小鱼吃大鱼”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４日，带着主攻亏损企业、分工负责扭亏转盈任务的中共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先后对市属亏损重点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简称杭罐）和与其毗邻的校办小厂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简称娃哈哈）进行了调研，其结果是对“冰火两重天”一词有了切身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