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９日晚，剧团在广和楼剧场演出，周恩来观看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职员，他鼓励大家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称赞《十五贯》剧本改编得好，演员们演得也好。５月１７日，周恩来又出席了由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十五贯》座谈会。他把昆曲誉为江南兰花，盛赞《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榜样”。他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田汉执笔的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了舆论的极点。同年，《十五贯》还被摄制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由于《十五贯》的成功演出，全国各地昆剧院团纷纷成立。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４年，《十五贯》在国内演出１０００多场，观众１００多万人次，同时还被锡剧、豫剧、川剧以及京剧、话剧等十多个剧种争相移植，《十五贯》和浙江省昆苏剧团由此红遍大江南北。《十五贯》创造了拯救的传奇，翻开了新中国昆剧振兴发展的新篇章。２００１年５月，昆曲艺术以其唱腔婉转细腻，文辞典雅藻丽，具有非比寻常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永嘉首创中国“包产到户”
１９５６年５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
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生产大呼隆，干活一窝蜂”
的现象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又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此，永嘉县委把如何搞好生产管理、办好农业合作社作为农村的中心工作来抓，指导区、乡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戴洁天在仰义乡澄沙桥村的文武、文庄两个初级社带领社员进行小段包工、按件计酬的试验。１９５６年１月，戴洁天又被派到三溪区潘桥基点乡协助建社。潘桥农庄（高级社）是一个大型农庄，合作社规模急剧扩大后，上千男女劳动力每天的农活分配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社队干部不知道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并合理计酬，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面对这种情况，戴洁天结合过去实行过的小段包工的经验，和社干部一起着手改进生产管理的方法。首先是划小基层劳动组织，以行政村为基础，划为７个大队、５５个生产队，生产队固定作业区（专管），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核算单位，然后全社建立“四包”（包工、包工分、包肥、包农具）责任制，生产队向合作社“四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四包”，而社员个人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社员个人专管），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全社的生产管理开始走上有序的轨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戴洁天写出了《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产管理与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中共温州地委对此予以肯定，认为“这种办法是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一种高级形式的管理制度”。
但是责任制如果不同产量相联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加强社员的责任心，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县委书记李桂茂大胆拍板，决定派戴洁天率工作队到雄溪乡燎原社进行队产量责任制试验。经过工作队、社干部和群众夜以继日的讨论和研究，最后确定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全社耕种面积扩大８％，春粮增产４０％，积肥比周围４个合作社的总和还高出三倍。
对于包产到户，广大人民群众认为“好得很”，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糟得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辩论。１１月２５日，李云河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以个人名义呈送县委、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系统地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省委召开调查研究座谈会，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听取汇报后，对永嘉包产到户给予肯定。１月２７日，《浙江日报》全文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并加了“编者按”。但是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各种压力，浙江省委也不得不改变原来支持包产到户的态度。３月初，省委明确指示包产到户是方向道路问题，一定要纠正。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对永嘉包产到户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并变成了严酷的政治批判。随后，省委、温州地委和永嘉县对２００多名参与包产到户试验的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划为“中右”；李云河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而为永嘉包产到户试验付出心血最多的戴洁天受到的处分最重，被定为右派、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３年，管制劳动。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２０多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终于得到正名，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也得到彻底平反。
全国政法战线经久不衰的旗帜：“枫桥经验”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国家公安部领导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诸暨县枫桥区在社教运动中创造的经验：“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少捕人，治安好。”毛泽东肯定了“枫桥经验”，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他指示要好好总结这个经验，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从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１９６３年７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进入对敌斗争阶段。在枫桥领导社教运动的省委工作队组织基层干部群众，学习中央提出的对坏人坏事“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的意见，引导他们敞开思想，展开辩论。
在此基础上，枫桥区７个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全体社员对“四类分子”
（即指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先评守法的，给予适当鼓励；基本守法的，指出好的地方，批评不足的地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厉批评；对有严重破坏行为的，作为评审的重点，由群众批判斗争。最后，枫桥区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了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
根据毛泽东提出应推广“枫桥经验”的指示，公安部组织调查组到枫桥进行调查，并帮助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总结经验，最后形成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在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公安部负责人作了题为《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
的发言，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会议期间，毛泽东做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推广“枫桥经验”的指示。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央又一次推广“枫桥经验”，明确指出：“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有了很成功的经验。‘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枫桥经验”受到冲击，被污蔑为“修正主义的黑样板”、“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典型”。１９７１年，中央重新肯定了“枫桥经验”。１９７３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恢复推广“枫桥经验”，同时开展挽救“失足人员”工作，从而创造了改造流窜犯和帮教违法青年的经验，挽救了一大批失足青少年。
改革开放以后，枫桥区的干部群众在打防结合，制止犯罪方面作了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和完善“教育人，改造人”的内容和形式。首先，强化教育、挽救帮教对象。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不推一把拉一把，帮一时更帮一世”，坚持以教育为主，辅之以实际问题的解决，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勤劳致富。其次，对外来流动人员坚持实行情感式管理，既严格管理，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充分分享枫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个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的新经验，成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冲撞，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这套工作方法对于及早发现并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２１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的思路，形成了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新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
“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几十年来，“枫桥经验”在推广应用中不断创新发展，凝聚了枫桥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实践中的创造。
《中美联合公报》在杭州草签
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３７任总统，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惠蒂尔学院和迪克大学，先当律师，后入海军，复员后曾两次入选参议院。１９５２年参加副总统竞选成功，任副总统４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两度竞选总统失败。
１９６８年参加总统竞选获胜。１９７２年谋求连任成功。执政后，尼克松对内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重振美国经济。对外提出“尼克松主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接触，于１９７２年实现访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
杭州是尼克松访华行程的第二站。根据周恩来指示，为了做好接待工作，杭州扩建了笕桥机场，新建了候机大楼，以方便尼克松的专机降落。
同时，浙江省动员各方面力量，完成了机场绿化、机场路的改建。访问所及地点、路段的全程绿化、美化工作也一并完成。
２月２６日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杭州，入住风景如画的西湖国宾馆（即刘庄）。下午，周恩来陪同贵宾游览西湖。在游船上，尼克松、周恩来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一边欣赏美景，一边讨论《中美联合公报》的相关细节。
当晚，省革委会在杭州饭店举行欢迎宴会，尼克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由衷地赞叹：美丽的西湖，古老的城市，名不虚传。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连夜审定《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乔冠华和基辛格继续商讨《公报》中、英文版本中的表述难点，次日凌晨方才完成。
２７日上午，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刘庄湖边的八角亭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下午即去上海，作正式签署，故称“上海公报”。
经过中方的艰苦努力并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美国终于在《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诺“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
在《公报》中，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杭州给尼克松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曾充满情感地回忆：“历史性文件中美‘上海公报’，也可以说是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６日在杭州诞生，２８日在上海向全世界公布的。”
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抵达杭州时还带来了四棵珍贵的红杉、巨杉树苗。杉树是尼克松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着名树种，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高大的树种。这些树苗被分别栽种在杭州花港公园牡丹园的西面和杭州植物园内。
后来杭州植物园培育出数千株红杉苗木，并在全国引种成功。１９８２年，尼克松再度访问杭州时，还专门到植物园参观，并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在红杉树下合影留念。他感谢园林专家们的良好管理和辛勤劳动，并说，红杉树可活２０００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要像红杉树一样永存。
股份合作制在浙江的起源与发展
１９８２年６月，温岭的牧屿工艺美术品厂等四家企业由县工商局核发了“联户企业”营业执照；１９８４年初，温岭县工商局又确认这四家企业为股份合作企业，在工商登记中表述为“集体（合作经营）”。浙江人民首创的股份合作制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成分得到正式确认，温岭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端之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区的个私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已经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市场需求，而私营经济仍受到种种政治和经济方面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和台州的民营企业主创造了一种似公而非公、明公有而实私有的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台州农民首先将“打硬股”的一些原则引入到合作制企业中。他们按照“资金自筹、经营自主、合资合劳”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将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量化为股份，实行以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为基础的股份合作经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既解决了个体私营企业资金短缺、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等缺陷，又克服了集体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机制不灵、行政干预多、经营效率不高的弊端，很快在台州、温州的农村中获得广泛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