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施笃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其热烈的程度甚至使某些德国朋友大为惊讶。施笃姆在中国的接受问题，自然就引起中德两国不少学者的关注，而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最好是从他的代表作《茵梦湖》谈起。
《茵梦湖》译本知多少！
《茵梦湖》的译本数目，过去一般都估计在六七个之间。其实，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内，我所知道的译本总数已达二十二种，而且很可能还有遗漏。在我国老小皆知、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的数量也不过如此。说来凑巧，它的第一个译本与《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同样出自郭沫若之手。不同的是它系合译，但问世的时间却比《少年维特之烦恼特》早一年，即在1921年7月1日由上海泰东局初版，可以认为是大翻译家郭沫若一生译事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译本前还附有郁达夫的序。这个本子随后由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单“泰东”一家，至1931年11月就印了十四版之多，足见多么受欢迎。关于翻译此书的情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学生时代》作了生动的回忆。
继郭译之后，紧接着又出了唐性天（1922）、朱锲（1927）、张友松（1930）、孙锡鸿（1932）、王翔（1933）、施瑛（1936）、梁迂春（1940）以及巴金（1943）等的重译本，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的译本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迟开的蔷薇》一书中，1943年9月初版。他在为此书作的后记中写道：
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们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
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大前年在上海时我买过一部他的全集。我非常宝贵它，我一有空就拿它出来翻读。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把德文念好，可是为了学着读德文书，我也曾翻译过几篇斯托姆的小说。
今年在朋友处借到一本斯托姆的《夏日的故事》，晚间写文章写倦了时，便拿出来随意朗读，有时也运笔翻译几段，过了几个月居然把里面的《蜂湖》译完了，此外还译了几篇较短的作品。现在选出《蜂湖》等三篇来，编成一个小小的集子。我不想把他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的安慰吧。
在这段引文中，巴金不只谈了译《茵梦湖》的前后情况，而且回顾了自己与施笃姆之间有过的种种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详细论及）。巴金的译本是出得比较晚的，可是影响却相当大，不但新中国成立前多次重版，1966年香港南华书店还重排过；1978年又收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的三卷本《外国短篇小说》中，在当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还闹着精神饥荒的中国赢得了大量读者。前年，作为迄今为止的最后和最年轻的译者，我应约重译《茵梦湖》。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仍从巴老这四十年前的旧译文里得到不少启示。
在我们中国，是否还有哪一篇外国短篇小说像《茵梦湖》这样一译再译，而且同时拥有像郭沫若、巴金、梁迂春等等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译者呢？以笔者的孤陋寡闻，的确还不知道。
《茵梦湖》与《意门湖》之争
译本多了，译家之间必然会在原文的理解、译文的表达以及保持原著的风格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而且一般的讲，重译者总是自认为胜过先前的译者，于是乎便引起争论。唐弢著述中的一篇题为《茵梦湖》的短文，可使我们窥见当年热闹情景之一斑，兹摘引于后：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与钱君胥合译过德国施笃姆原著《茵梦湖》一册……《茵梦湖》有誉于世，我早年读此，倍受感动，印象之深，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锲译本，书名作《漪溟湖》。朱锲在序文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于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凡十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译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
说到分歧和争论产生的原因，唐弢先生指出的一点当然是对的。不过，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译者所持翻译标准的不同，而且毋庸讳言，有时恐怕也存在门户之见乃至文人相轻、同行相嫉习气的影响。例如朱锲的译文根据的也是德文本；但他在序文中列举的郭译“可以商榷之处凡十条”，笔者在一一作了研究以后发现至少有两条，原本是郭译的更深刻、更正确，表达更自然，更顺达。
当年环绕着《茵梦湖》的论争，从好的方面看，反映了文坛思想的活跃，不存在或较少存在对名人只能捧场不能批判的情况。再者，就郭沫若译《茵梦湖》与唐性天译《意门湖》两者的译文和书名孰优孰劣这个问题，在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与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这些文坛大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了。郭沫若于1922年6月22日写了《批评〈意门湖〉译本及其它》，同年9月1日，沈雁冰便在《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上以《半斤八两》相驳斥，接着郭沫若又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作出《反响之反响》（收入郭沫若《文艺论集》），如此你来我往，很持续了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断断没有就这个论争评判是非曲直的必要。只不过郭译优于唐译，看来倒是事实；朱锲在其《漪溟湖》译序中也说唐译“语句滞重……实逊似郭译；郭译文句颇流利，意味也深长，可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到的文章”。至于书名，《茵梦湖》更胜《意门湖》远矣。茵梦湖三字很能激起读者的联想，很富有诗意，完全符合原著的意趣和格调，也就难怪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茵梦湖》已经成为定译，并将随着作品本身而流传下去，虽然在现实生活里并不真的有一个茵梦湖，但自“五四”以来，它却在我国万千痴情男女的梦中时时漾起涟漪。
从《茵梦湖》到《林中》
《茵梦湖》这篇小说分为十段，每段有一个小标题，第三段的标题叫《林中》。1925创造社作家周全平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也题名《林中》（收入《梦中的微笑》）。这《林中》与《林中》之前，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肯定地回答：有。而且，这联系不仅仅限于两个标题的雷同，而存在于两篇小说的内容、形式以至于情调之间。
周全平的小说也分成一个小段一个小段，只不过比《茵梦湖》多两段而已，其各段的标题与内容梗概如下——林中：湖、山、森林的描写，一副晚秋景象。
薄暮：一位贫病交加的老人坐在林中墓畔回忆往事，“那时他的失神的目光，渐渐射到那荒凉的坟墓上。忽然乾枯的眼眶里放出一缕垂灭的迥光……一场美丽的多趣的命运的游戏，便在惨淡的，悲凉的秋夜的森林中展出来了。”
童时：仙舟、露苹青梅竹马，“天天聚着，已经亲热得像一对小夫妻了。”
姑母家：露苹十二岁时与仙舟分手，十八岁时重逢仙舟已是“妖憨玲珑”少女，但即被后母许配给了有钱的表兄李某。
湖畔：仙舟、露苹互诉衷肠。
秋雨：露苹发出控诉：“那新来的，李先生家底世兄，已把我底幻梦刺破……煊赫的豪富贵公子在礼教的假面下夺去了我底所有。啊！残酷的礼教夺去我底所有。”
他乡：元宵节，漂泊异乡的仙舟接到表兄来信，知露苹已嫁李家。
佳节：俱尔部里，唱曲女子受贵公子欺侮，仙舟抱不平。
月夜：仙舟遇唱曲女子，听她唱：人无呀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钟撞虚空……
姑母家：重逢被休弃了的露苹。
微笑：诀别，以心相许。远方传来山农的歌声……
薄暮：老人独坐林中，回忆往事。
任何一个对《茵梦湖》这篇小说有几分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周全平的《林中》与它真是太相像了。这不仅表现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篇章结构等大的方面，就连那一个个小标题和许多的细节也是一样；不同只是《林中》的故事产生于“五四”时代的中国，因此加上了一些中国和时代的特色。但是，反对包办婚烟和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直接由主人公口中道出来，整个情调气氛更加愁惨凄凉，以及用元宵节代替圣诞节，用俱乐部代替市政厅地窖酒店，用唱曲女子代替吉卜赛女郎，用山农的歌声代替牧童的歌声，用“人无呀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钟撞虚空……”代替“今朝啊，今朝/我是如此美丽/明朝，唉，明朝/一切都将逝去……”诸如此类的改变与差异，都未能掩盖而倒是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周全平的《林中》确系《茵梦湖》的仿作。
从《茵梦湖》到《林中》，这个突出的事例，进一步证明了施笃姆的《茵梦湖》在我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只译本众多，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只受到我国一些新文学奠基人的青睐，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众多而有趣的记录，而且具体、直接地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
施笃姆在中国何以特别受欢迎？
除去《茵梦湖》，施笃姆的其他杰作《白马骑者》《淹死的人》《木偶戏子波勒》《在大学里》《双影人》以及《燕语》等等，在我国同样早已有多种译本，同样受到不同时期的万千读者的喜爱。而且，与施笃姆有过关系，思想与创作受过他启迪的中国作家，恐怕也绝不止一个周全平。就说巴金吧，他1923年以前就读了郭沫若译的《茵梦湖》；十年后学德文时又读了原文，还背诵过《迟开的蔷薇》；1940年在上海买了一部施笃姆全集，“非常宝贵它”，“有空就拿它出来翻读”；1943年更将《迟开的蔷薇》等自己特别喜欢的几篇翻译出来，编成集子出版。整整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又如此地“宝贵”、喜爱，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么？尽管我对巴金的了解十分肤浅，却也稳稳感到他的创作与施笃姆的创作之间，不无某些相似之处，有关专家要是深入研究，必然会有所发现。总之，整个而论，施笃姆无疑是在我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位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小说家，何以能赢得我们现代的中国读者乃至作家的心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位前辈作家对施笃姆的评价：
郁达夫十分欣赏施笃姆的小说，并译过一篇《马尔戴和她的钟》，他称施笃姆为“一流不朽作家”（见《闲书》《查尔的百年诞辰》）。
唐性天赞施笃姆的文笔“简练老当，并没有刻意求工的气味，却是描写情景，栩栩如生，真到了自然绝妙的境界”（《意门湖》译序）。
李殊认为《双影人》“述工人约翰之一生，精密生动，其描写生活恋爱系社会环境之苦闷，可谓优美艺术之标本”（《恋爱与社会》小序）。
巴金称施笃姆的小说文笔“清丽”，结构“简朴”，感情“纯真”，说它们可以安慰“劳瘁的心灵”（《迟开的蔷薇》后记）。
朱锲说《茵梦湖》“长于‘外’的描写，于自然方面，风景方面，可以补前者（指中文小说）之不逮；而感情的深挚，思想的高超，尤可与《红楼梦》并驾齐驱，有过之无不及”（《漪溟湖》译本序）。
以上这些前辈对施笃姆的评价，除去朱锲将《茵梦湖》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失之牵强，言过其实，其他的都相当中肯，尤其是巴金所指出的文笔清丽、结构简朴、感情纯真三点，更可谓十分恰当。他们的共同之处于强调施笃姆的高度艺术成就，这刚好印证了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论点，即“施笃姆之所以为施笃姆，施笃姆的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广为流传，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万千读者喜爱”，主要原因乃是他那“鲜明、独特和优美动人的艺术风格”。事实上，我国不少读者也确因那种特有的艺术美和诗意而特别醉心于施笃姆。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以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而言，施笃姆的创作主要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以及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我国在“五四”以后也处于差不多同样的阶段。施笃姆在小说中所提出的不管是家庭伦理道德问题，还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也正好是我国的现实问题，特别容易为我们的读者所关心和理解。例如他那以反对包办婚姻为主题的《茵梦湖》，就正好道出了一代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渴望恋爱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心声，因此能广为流传，并为他的作品在我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过去我们在谈到施笃姆的局限时常说，他的小说大多写得缠绵悱恻，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很重，这无疑是事实。这里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情调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读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读书界，显然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多数。也可以认为，我们的整个精神气质和思想情趣，即西方人所谓的Mentaliat，以及我们的文化水准——这些当然又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所决定了的——都使我们容易接受施笃姆以及与施笃姆一类的作家，喜爱《茵梦湖》《燕语》《木偶戏子波勒》一类的作品。
①1848年，丹麦国王弗里德利希七世宣布吞并施笃姆故乡胡苏姆所在的施勒斯威格-霍尔斯坦地区，引发了丹麦和德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战事于1850年以丹麦获胜结束。1863年丹麦通过宪法正式将施勒斯威格-霍尔斯坦并入自己的版图，引发第二次与德国的战争，结果战败。
②参见HartmutVincon：Storm，rowohltVerlag1980，S.174.
③施笃姆小说的译文均引自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杨武能译《茵梦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