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都是蹊跷事。正因为太过反常，所以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袁崇焕还想跟皇太极和谈，但被对方耍弄。结果呢，两岸“袁”声啼不住，“清”舟已过万重山。后金方面确实有档案记载，大军到蓟州时，守军送了“牛酒相慰劳”，真假莫辨。当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为袁崇焕有阴谋的铁证。先礼后兵，向为古礼。南宋名将吴玠在陕西保卫饶峰关时，战前也曾给金将送去一枚黄柑；《国榷》的说法更加超前，说是当时便有严令，不许袁崇焕越蓟门一步，因为事前就有人说他导奴入犯：“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
没有证据表明，在此期间，袁崇焕的辽东余部以及东江的毛文龙旧部曾经采取过策应的行动。如果此时他们分别攻击沈阳、辽阳，局势如何演变难以逆料。此时辽东余部似有半数未动，三四万人总有；即便不足此数，也该采取行动。当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报响起便是胜利。问题在于，此举完全不符合袁崇焕的用兵方略，因为“战”只是奇“著”。
京师之战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议兵分两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踪抄其后路，但大家都认为力量单薄，无法分兵。刘策等人已被派走，关宁步兵行军速度慢，此时身边只有九千骑兵，确实不多。袁崇焕也未采纳此计。他依旧没有决战的打算，只想赶到敌军前面，争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设卡堵截，因此没有径向西南，而是不惜绕路，掉头向南，十六日赶到河西务在城外扎营。下一步该怎么办，多数意见是直奔京师。周文郁建议屯兵张家湾，根据敌军情形，要么与之决战，要么乘夜突袭。他们孤军深入，势必无法坚持。可袁崇焕担心敌军不与他决战，直接杀向北京，那样难免引起人心动摇。因此决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周文郁提醒道：“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袁崇焕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还是他对王在晋说过的那句话：“我不畏死。”计议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军到达左安门。同日或此前一天，满桂和侯世禄也退到北京；十八日崇祯派太监过来查看，随即以“禄米百石，酒十坛，羊百只，银万两犒师”；
十九日崇祯赐袁崇焕玉带一围，六副金币，其余将领亦有赏赐；当夜袁崇焕派兵劫营，但后金已有防备，没有打响；二十日，后金大军分成六队而来，袁崇焕下令开营迎战，双方激战于广渠门。这是袁崇焕回援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战事极度激烈，“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最终击退敌军。
这一天，满桂与侯世禄也在北边的德胜门打响。侯世禄态度消极，满桂虽然奋勇抵抗，最终也未能取胜，自己身负重伤。满桂的态度让朝廷满意，二十二日打开德胜门，收容其残部在瓮城驻扎。
其实蓟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焕惨死的结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经两次遭遇威胁，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变瓦剌来犯，后来于谦惨死，虽然并非因果关系；俺答进犯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冤死，则有直接牵连。土木之变，源于宦官王振误国；俺答来袭，内有奸臣严嵩弄权。而此时主政的崇祯，这个刚刚十八岁的小伙子，励精图治，戮力恢复，用人不疑。作为皇帝，他给足了臣下空间，可“五年平辽”的誓言墨迹未干、“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的承诺言犹在耳，京师怎么就成了前线？敌兵薄城，都中舆论大哗。后金向来会“用间”，每次作战都先派细作潜为内应，然后攻城，屡试不爽，无论是过去的沈阳，还是这回的遵化。此时想必他们也没有闲着。其实不必用间，当时的形势足以令袁崇焕百口莫辩。他此前的和议，朝臣并未忘记；这回局势的演变，越琢磨越像是拥兵纵敌。北京城外的许多田庄，都是勋戚贵族的产业。突然遭遇蹂躏，他们损失惨重，怨气难免，而矛头只能指向前敌总指挥袁崇焕。
更何况朝堂之上还有要命的党争。
三人成虎。这就是所谓舆论的力量。此时压力最大的，还是崇祯，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方是议论纷纷的多数朝臣，另一方是曾经信任的方面大员，他应该相信谁，他又能够相信谁？
广渠门之战后，两军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事。直到此时，袁崇焕依然坚持当初的策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以守为主。他到底有无谋和之意，众说纷纭，但他军中有作为翻译的喇嘛，倒是事实。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敌军远来，利在决战，此时先疲其锐气，倒也能说得过去，问题是他哪里还有脸向皇上开这个口。
老这样旷日持久地拖着，群臣的指责过不去，崇祯的面子也过不去。他希望尽快送走“瘟神”。二十三日后金移营南海子，崇祯再发上谕，催促进兵，但这个命令直到袁崇焕被捕，并没有真正执行；次日崇祯召对，赐袁崇焕狐裘一领、盔甲一副。袁崇焕请求像满桂那样入城，但被拒绝；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后金与明军对峙；二十七日，后金小规模攻击；二十八日休兵；二十九日袁崇焕“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贼营里许，四面攻打，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然后就是十二月初一，崇祯再度召对，随即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崇祯按捺不下愤怒与不解，厉声质问道：你擅杀东江毛文龙，现在敌军打到京师，你怎么还逗留不前？
随后朝野对整个关宁军的怀疑达到高潮：“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甚至直接炮轰城下的关宁军。若非如此，祖大寿与何可纲又怎会突然带兵逃亡！
朝野的舆论倾向，袁崇焕当然有所耳闻。他心里非常不安。崇祯初次召对时，他“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传令的太监，作为“人质”，理由是安定军心；而从那一天起，致力中兴的年轻皇帝更是“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
如果初次召对之后，袁崇焕能组织一次像样的会战，也许还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但随后几天双方基本相安无事，“袁营列前，清营驻后，相距不远，复不出战”；甚至彼此嬉闹，形同友军：“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大敌当前，朝臣胆寒，盛传袁崇焕要“挟奴讲款”，很多人都同意此举——火烧眉毛顾眼前嘛。只是碍于孙承宗执意不肯。有人去做孙的工作，结果遭遇白眼：“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不可则开门请行，无乱人意”。
关宁步兵此时应该已经赶到，因为起初只有骑兵九千，后来祖大寿、何可纲带兵溃逃时，却有了一万五。就此组织会战也许还嫌不够，那么总司令袁崇焕应该积极筹划，调兵遣将，但也没有相关记录。
“玉色为焦”的崇祯终于下定决心。那确实是个赌博，但赔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险：如果袁崇焕确实是奸细又不迅速拿下，不仅关宁军，除京营以外的军队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焕而他又不是奸细，关宁军难免一时人心躁动，但尚可安抚。
事实上，崇祯别无选择。
得知昔日的袍泽被捕，后来成为烈士的孙承宗写了两首诗。第二首是：
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虏三师傍帝城。魏绛偏和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在孙承宗看来，袁崇焕到底还是没有历练成功，因此颇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不过他也深信，袁崇焕一心谋和，毛文龙死非其罪。
但崇祯并没有仓促处置。他还是力求证据充分、罪行确凿、引用法律条文得当，办成铁案。因此七个月甚至八个月后，才最终定罪。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罪名却未必清楚：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罪名很长，但核心问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欺骗朝廷，一心谋和，缺乏战斗意志；客观上不尊号令，卖粮资敌，妄杀大将，遣散援兵。等敌军压境，又“潜携”作为翻译的喇嘛，坚持入城，居心叵测。
这些罪名多有实据，并非完全捏造。只是有个潜台词隐忍未发：审查结果认为，妄杀毛文龙是为了暗中推动和议，袁崇焕与后金早有默契或者勾结。但这一点，崇祯始终不肯明说，只是暗示。他是严谨的，不想落下历史的把柄。正因为如此，就像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依旧令其子统领一协旧部那样，崇祯对袁崇焕的家属也有所宽大。
这绝非昏君之所为。崇祯当然也不是什么昏君。就连向北京进军的“闯贼”李自成，在讨伐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君非甚暗”：皇帝并不太坏。
因为这次事变，多名高官的命运逆转。最先被追究领导责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后金刚刚兵发遵化的十一月十一日，他便因周延儒等人的弹劾而下狱，次年四月“瘐死”。也幸亏瘐死，否则最终还是难免一刀：给袁崇焕定罪期间，已经死去的王洽也未能幸免，连坐当“大辟”，也就是砍头。据说头一年崇祯启用王洽代替王在晋，召对时见他相貌伟岸，私下里夸赞“好似门神”。一个姓周的算命先生闻听此事，便断言其中枢之座不久。因为门神一年即换。果然一语成谶。
最先死去的新任蓟辽总督刘策，则是个典型的倒霉鬼。
此前出任此职的是俞安性。当年夏末，原本作为“东林遗奸”而落职削籍的刘策，又被起复，以原官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驻节密云。敌兵破口后，他迅速赶到蓟州，但袁崇焕又命他返回密云。不管过程，只论结果。既然敌兵越境薄城，他也只能与总兵张士显一起，被论罪“弃市”。斩刑还是绞刑待考，反正得暴尸闹市，而且执行时间最早，在崇祯三年正月。
内阁首辅钱龙锡知道袁崇焕斩帅谋和的意图，却欺瞒不报，也被下狱论死，后来被长期羁押，南明时才出来。阉党逆案由钱龙锡主持审讯，故有说法，这是阉党余孽的报复。
如果钱龙锡、王洽、刘策、张士显都有死罪，袁崇焕又如何能免？蓟辽总督是袁崇焕的理论下属，虽然二者各有分工，但破口之后，朝廷已经委任他节度所有勤王兵马。此时敌军威逼京师，他怎能洗得清责任？乾隆期间修成的《明史》，提出著名的“反间计”，无论此说是否属实，在后金神奇地越过蓟州最终打到京师的那一刻，袁崇焕的死罪其实已经注定，区别只在于方式。
磔刑当然未免残酷。勾结一说，人言汹汹而查无实据，应当疑罪从无。正因为如此，临死之前袁崇焕依旧心无愧怍，口占一绝道：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直到此刻，这位唯一一个连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明朝封疆大吏，依旧不肯低头。看来即便结局如此，他也未曾怀疑自己的战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
（《当代》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