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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3)

有些书试图通过一个村庄看透整个中国,这种方法有问题吗?很难说某个村就代表中国农村,能否令人信服主要看作者的功力。梁鸿是搞文学研究出身的年轻学者,写过很多备受好评的论文,《中国在梁庄》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尝试。她回河南老家“穰县梁庄”[9]待了将近五个月,记录下所见所闻。这本书不是科学的田野调查,近似于纪实文学,未夹杂太多意识形态、学术方法和理论术语,读者较易接受。

去过农村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国很多村庄像梁庄一样,弥漫着灰沉感觉。在农村普遍困顿的状况下,出现了一些骇人听闻却又似乎不足为奇的现象。比如2006年1月23日,穰县公安局从镇上高中带走一位少年,因他涉嫌奸杀一名82岁的老太太。2004年4月2日,人们发现老太太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地上、床上、身上全是血,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公安局很快确定是强奸案,但不久宣布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可能是过路人所为,于是不了了之。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老太太的女儿再次告状,县公安局才派人驻村调查。村里有些男人被反复审问,其中两人患上精神病。

公安局经过DNA检测,锁定犯罪嫌疑人王家少年。村民非常震撼,因为这位少年内向斯文,不像干这种事的人。原来有一天晚上,王家少年在DVD机上看了一张黄碟,半夜起来小便时,走到老太太住的小屋,用锄头和砖头将她杀害,然后实施强奸。王家人试图减轻孩子的罪行,找人做假证,说他未满18周岁。但老太太的女儿死活不肯放过他,拼命要求法院判处其死刑。后来梁鸿去见被关押的少年,发现那是一个单纯、善良、内向又有些教养的孩子,顿时崩溃得哭了。

梁庄处于一种精神委顿的状态,有人觉得教育是出路,但现实又如何呢?梁庄原来有一所小学,是一个有围墙的四方大院子,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以前每天早晚升降旗。然而小学已关闭将近10年,院子空旷处早被开垦成菜地,不锈钢旗杆被校长卖掉,只剩水泥底座。曾经有村民承包校舍养猪,白天在院里放养,晚上赶进教室。校门口墙上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人改成“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后来教育局认为不雅观,才不让养猪。

梁鸿曾在梁庄生活近20年,回想以前梁庄小学最兴旺时,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敬重之心油然而生。然而现在大家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焦虑,却不会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大家眼睁睁看着学校荒败。有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后还得出去打工。“读书无用论”越来越得到认同,很多人觉得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起码不用交学费,也不用让家人背一屁股债。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做了些什么呢?穰县有个文化茶馆,原本应该搞远程电视教学,或者像县委书记说的恢复传统戏曲、舞狮等艺术,现在却成了“麻将馆”!基层民主也一直存在问题,从村支书与乡党委书记的关系可见一斑。村支书仰赖乡党委书记得到职位,若不想干了,乡党委书记却拿他没办法。事实上,村支书的身份很暧昧:不是国家干部,却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责;不是官,却是个大事小事都有人找的“大人物”。如果村里有钱,当干部或许能捞点好处;如果是个穷村,当干部是义务劳动,很少有人愿意当。

中国农民对政治似乎很冷淡,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梁鸿指出问题所在: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你要他关心生计以外的事情,首先得给他权利;农民真正拥有东西,才会觉得是主人翁,如果你长期只是给他一点好处,他自然只能当个被喂养的孩子。

(主讲梁文道)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熊培云(1973-),江西永修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专栏作家,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大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10]骑马入川康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11]的弟弟刘文辉[12]。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当年可以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尴尬。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发现沿途田地种了很多树。为何农田还要搞绿化?原来是省里要求种的,叫作“一大四小”工程[13]。当时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已超过60%,全国名列第二,哪里用得着搞绿化工程?后来新闻调查说,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砍大树种小树,有些杨树已有一二十年树龄也被砍掉。老百姓戏谑说,“一大四小”工程就是“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

不仅省级决策机制有问题,基层政治同样问题多多。熊培云遇到一位开明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很大胆地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但目前来看不如不分开,因为大事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出了问题则由政府负责,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书记吗?这位镇党委书记还谈到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乡镇干部有点像“人体盾牌”。

城里人常常横加指责,说农民素质不好,没有精神追求,甚至不太爱国。抗战之初,有人呼吁农民从军报国,结果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要么花钱躲兵役,要么外逃,要么谎报年龄。日本鬼子来了,农民为何这么“不爱国”?熊培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兵祸连连,农民对战争已经麻木。据统计,1929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仅206.6万。在这种状况下,武昌发生过村民殴打大学生宣传员的事件,说你们是帮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你们再去打日本人。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这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主讲梁文道)

[1]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开展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调查,主要以社会底层为访谈对象,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揭示背后根源。著有《世界的苦难》(TheWeightoftheWorld:SocialSufferinginContemporarySociety)。

[2]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生实地调查与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著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

[3]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02-1998),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1915-1991),英国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先驱。1979年与西奥多·舒尔茨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应星认为传统德治主要靠士大夫的自我修行,新德治则面向人民,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新德治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本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这就需要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西方社会像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而中国社会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讲究推己及人。

[7]1997年,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认为:“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在这一片面积里,所受不同强度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深浅、浓淡等等。但是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

[8]“差序场”的两颗“石子”,指家庭和职业。萧楼认为,“差序场”是个人家庭生活空间和职业行为空间的复合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差序场”的稳定运行,取决于家庭和职业关系的平衡。

[9]“穰县梁庄”是个虚构的地名,“穰县”为邓州市的旧称,梁鸿家乡为邓州市张村镇宋庄。

[10]孙明经(1911-1992),祖籍山东,生于南京。摄影家,被蔡元培誉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1936年于金陵大学开创中国电影与播音高等教育,1937年至1944年有过四次行程超万里的科考拍摄,1952年参与创建中央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

[11]刘文彩(1887-1949),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仰仗弟弟刘文辉的权势发家致富。

[12]刘文辉(1895-1976),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1949年年底投诚共产党。

[13]在2005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0.05%的基础上,江西省2008年提出建设“一大四小”工程:“一大”即抓好宜林荒山造林,确保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即抓好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抓好农村自然村的绿化,抓好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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