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产队每到一个大队或生产队，必然要准备饭食招待。群众生活普遍困难，条件差，最好的吃食就是清炖羊肉黄米饭，条件好的吃羊肉泡摊馍（戏称“狗拉羊皮”）。只有肉和饭，少菜没酒，即便有菜，也是腌酸菜或土豆丝，有酒也是劣质的红薯白干，但绝对不许喝。烟是保证满足，公社大队干部多数是烟鬼，随身都带着烟，人前人后吞云吐雾，开会办公香烟缭绕，上厕所嘴里也叼着烟。吸烟成为一种时髦、一种身份，不吸烟者反而被小觑，遭嘲弄：“一辈子不吸烟，省个老驴钱。”现在估产队来了，有条件的，就轮番给每人散香烟，多半是“前进”“黄金叶”，也有散“大前门”的，那是极个别。吸烟量家当显身份，有几句顺口溜说到了家：省中华，县前门，公社干部抽前进，大队干部羊一群（廉价的摊羊牌香烟），社员群众两头拧（用二指宽的小纸条自卷的旱烟棒）。
这天中午，估产队来到莎草湾大队。队长阎生贵请示带队的王珍：“王主任，宰几只羊？”“宰1只。”王主任说得不含糊。阎队长想说点啥又没说，转身安排人宰羊去了。
院子里围了一圈人，我也凑过去看究竟——原来阎队长正指挥着两个社员宰羊、剥皮、剁肉。我心里“咯噔”一下：王主任说的很明确，让宰1只，他怎么宰了两只？我说：“阎队长，王主任批了一只，你怎么……”阎队长诡谲地一笑，说：“一锹是动土，两锹也是动土，这叫先斩后奏。”这当儿，王主任正好走过来，一看宰了两只羊，马上严肃了脸面质问：“谁让你宰两只？”阎队长用粗手摸着脖颈，嘿嘿笑道：“人多，一只不够填牙缝。”王主任正要批评，阎队长又跟了几句：“是我的过错，我作检讨，宰也宰了，让大家美美吃上一顿。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嘛。”两只羊已经收拾停当，生米做成了熟饭，王主任还能说什么呢。
有人向我揭秘阎队长的良苦用心——宰两只羊，为的是招待完估产队还有点剩余，让那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搞招待的社员，每人也吃两块肉喝一口汤，解解馋。他说，一人动口，十人嘴酸。是呀，社员们一年四季日子过的紧巴，饭菜清汤寡水，很难见到荤腥。我恍然大悟，暗暗赞叹：阎队长真是个好干部，事事能想到社员群众。我早已知道，阎队长为了群众吃饱肚子，总是想方设法多打粮食，少报产量不浮夸。为这他没少挨批评。上有政策，他有对策。当队干年多，他总结出不少对付上面的招数。比如，刚才趁机多宰一只羊，用既成事实这一招来对付王主任。阎队长虽然是个老粗，大字识不了一麻袋，可他有头脑有心机，懂得圣人“民以食为天”的大道理。所以，他一刻也不忘记群众的吃饭穿衣，而且甘愿为此挨批评受委屈。
衡量一个干部好坏最有效的办法，是听群众背地里咋议论。对于阎生贵，社员背地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阎队长是个好人。的确，这是最真实的评价。有道是：大奖小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
二
1971年7月的一天，我家里有事，请了假从公社往回赶。我家住倒沟生产队，离大水坑镇20多华里，午后徒步上路，出了镇子便朝西走小道捷径，穿黑山墩林带、越沙窝子村、过硝池子老庄，半下午就赶到村口。天热风燥，口渴舌干，经过村子西边瓜园不由自主地拐了进去，想弄个西瓜吃。瓜棚里有人说话，高一声低一声非常热火。我低头朝里看，是务劳园子的陈老汉、李老汉，还有王老汉和老伴。我明白了，4个老人在谝传呢。啥叫谝传？就是几个投脾性的人凑在一起闲聊，想说啥说啥，东拉西扯，天上地下，信口开河，无拘无束，没有时间限制，谝到尽兴为止。我这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他们立马闭了口，一个个神秘兮兮的样子。老王老伴瞪一眼老王，压低声说：“把你的臭嘴夹紧。”我本来不想知道他们谝什么，王老伴这么一说，却来了兴趣，很想知道个究竟，就问：“你们谝啥好听的，让我也听一听嘛。”
“闲谝呢，没啥好听的。”陈老汉一口拒绝。
我不松口：“谝传谝传，就像过年。一定有好听的，说说吧，我不是外人。”
“耀山如今是公家人了……”王老汉思想有顾虑，欲言又止。
李老汉把口里吸的烟嘴拿掉，说：“耀山虽然成了公家人，家还在队上，算是一家人，我就说给你听。”
陈老汉像被烟呛了，咳咳咳，不住的咳嗽，故意把声音弄的很大。显然是在阻止李老汉。
李老汉看出了陈老汉的意思，说：“我说，我不怕。皇帝还有几个穷亲戚呢，耀山不能六亲不认。”李老汉跟我是亲戚，论辈份我叫他干爷爷。
王老伴急忙阻拦：“不敢说，不敢说，说了招祸呢。”
这下把李老汉的犟劲惹上来，说：“招祸？我是贫贫的贫农，招啥祸。再说了，我已70多岁，活够本了，盼着阎王爷早收去呢。”接下来就把他们刚才谝的啥啥啥，一五一十说出来——
他说，我们在谝林彪呢。就把谁咋说的，挨个学了一遍——
陈老汉说：“让林彪接毛主席的班？我看悬，瘦的像个猴子，就不是个坐龙椅的料。”王老汉说：“瘦是淡事，关键是一副奸臣相，你瞧，尖嘴猴腮，鹰鼻子鹞眼。自古以来这种长相的人，十有八九是奸贼。他坐第一把交椅怕是要卖国投降呢，跟宋江差不多。”李老汉说：“林彪是个武将，只会打仗，有勇无谋，当不了皇帝，坐不住江山。”
听罢李老汉的叙述，我吃了一惊，后背直透凉气。1969年4月，党的“九大”会议上确定林彪任党中央副主席，法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时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统帅，声名赫然，权倾朝野，人人皆呼永远健康，谁人敢说半个不字。这几个老人竟敢背过官儿骂朝廷，私下里贬损林彪，传扬出去可了不得，轻则批斗，重则判刑劳改。在眼下“文革”强劲的红色政治风暴中，我的心真有点忐忑不安，就神情严肃地向他们警告：“这话就此打住，不许对任何人讲，谁讲谁负责。”
李老汉还是那犟脾气，说：“我不怕。”
我也来了气，反问：“你长几个脑袋？你老了不怕，儿子孙子呢。”他看我躁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马蔫了，再没吭声。
大家都不说话了。陈老汉抱起一颗西瓜放在眼前小桌上，拿起刀子，要给我切瓜。我想尽快离开这，说不切了，转身走出瓜棚。隐约听到背后王老伴骂王老汉：“叫你把臭嘴夹紧，你日能得不行，这回……”
这事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上。过了两个月，9月13日，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机叛国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谢天谢地，我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消息传开，国人始而震惊，继而欢呼。这件事再次证明：众人是圣人，民意如天，民心所向，从古至今凡欺天逆民、多行不义者，那是绝对要被人民和历史抛弃的。
三
那是1978年冬季，一天下午，刮着西北风，天气生冷。麻黄山派出所所长李继德用摩托捎着我去李记畔队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甄别平反“文革”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文件精神。摩托跑的快，不到两个小时就来到塬头。我俩停下来观望：周围全是山梁塬峁，沟壑崾岘。庄子隐藏在坡底下，眼前是一面陡坡，一条凸凹小道弯弯扭扭通往坡下。地形十分险要，不要说骑摩托，徒步也不顺畅。这让我想起在全县备战会上麻黄山公社主任充满自豪地发言：备战备荒，我们不慌，苏修美帝全打来也是白打。因为我们那里是，山大沟深不怕战争，沟深山大，原子弹也不怕……百闻不如一见，果然不假，这地方即使撂颗原子弹也无能为力。
观望了一阵，我说：“李所长，你前面抓住车把，我后面拉住车坐架，慢慢往下走。”
李所长腿子一翘骑上摩托，说：“坐上，我捎你走。”
“半吊子，不要命啦。”我不敢坐。
“屁胆子，没见过大世面，我经常这么干呢，快坐上。”摩托已发动，嘟嘟嘟冒着黑烟。
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上去。摩托“呜”地跑开了。他七扭八拐选择路面，脚点地手捏闸控制车速，我提心悬胆，吓得直喊叫。他却满不在乎开玩笑：“抓好，抓好，把眼睛闭上。造死的娃娃球朝天！”
不到半个时辰，我们安全进了庄子，直奔队长家。
李记畔闭塞，外面人不多去，一旦来了外人，全庄子都惊动了。我俩是陌生人，又骑着摩托，更是稀罕惹眼。两只狗绕着摩托不住地咬，大人娃娃围上来看。李所长把摩托停好，灭了火。问：“队长呢？”
有人回答：“在场上干营生呢。”
“喊他回来，说公社来人了。”
有个小嘎子噔噔噔跑出院子喊队长去了。
有人把我俩让进队长家。这是一孔土窑洞，有门没窗，屋里黑乎乎，左边是一盘土炕，铺两条黑毛毡，堆几个铺盖卷。右边靠墙是一张条桌，摆一排玻璃瓶，高低不一，明光锃亮。墙壁上挂两张画像，一张是毛主席，一张是华国锋。画像下面贴几张奖状。炕壁贴得花花绿绿，是各种香烟盒。窑脑放几个粮食囤，全是空的。
突然，门外走进一个汉子，说：“我当是谁呢，是一家子李公安。”社员们把穿警服戴大盖帽的都叫某公安。李队长看我一眼，问：“这位是……”
李所长说：“是公社高主任。”我本想更正说我是副主任，又没言传。我知道说也没用，这地方人见了干部通通称主任，一来是尊重、抬举，就像时下人们见了有头脸的人一律称老总、经理、老板一样。二来是套近乎、溜舔奉承，为的是办起事来方便顺当。群众中流传的两句顺口溜，做了很好的注释：如今的世事浅薄，头头的尻子舔着。
李所长说明我俩的来意。李队长说：“好，你们抽烟，我去安排饭，通知人，晚上开社员会。”顺手递给我俩一个旱烟钵，出门去了。
平日开会，队长喊破嗓子也来不了几个人。今晚听说传达中央文件，平反冤假错案。来的人很多，连从不参加会议的老汉老婆也来了。会场就在李队长家的窑洞里，炕上地下人挤人。抽烟的，咳嗽的，拉话的，磕葵花的，嘈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李队长问李所长：“人到齐了，开吧？”李所长又问我：“开吧？”我说：“开。”李队长亮开嗓门：“雅静，雅静。”立马鸦雀无声。接着说，“今晚会议很重要，高主任、李公安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大家要好好听。谁要捣乱就趁早出去。”说完，问我俩谁先说。李所长让我传达，他补充。我俩七七八八连念带说传达一个多小时。紧接着，李队长问大家：“都听懂了吧？”没人吭声。又问，“咱李记畔有没有冤假错案？”还是没人吭声。冷场了一阵，开始喊喊嘈嘈议论，吵成一锅粥，听不清说的啥。李队长急了，就点名：“二大，你是老党员，啥情况都知道，你先说。”老党员朝起一蹲，清清嗓子，说：“冤假错案嘛，李记畔少说也有几麻袋。不过‘文革’中受冤屈的人千千万，连国家主席都冤死了，我们那点冤算个屁。”有人插话：“按你这么说，李记畔就没冤假错案了？”老党员说：“甭抬杠，谁说没有？徐支书就死的很冤枉。”一提徐支书，大家就抢着发言，你一句他一句，说个没完。我听清楚了：“文革”中造反派给徐支书罗织了三大罪状——允许社员开小片荒、多养自留羊、多搞家庭副业。造反派说那是鼓动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于是挂牌游村、坐土飞机、日夜轮番批斗……折腾凌辱得自尊自强深孚众望的徐支书难以忍受，上吊身亡。造反派给他下了结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死有余辜。
老党员有些伤感地说：“徐支书死的冤枉啊，应该平反。”大家异口同声说应该平反。李所长问：“有啥具体要求？”大家七嘴八舌说——“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批给2时吭木头指标”。我当即表态：“像徐支书这样的冤案，一定要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我们一定向公社党委如实汇报情况，会很快研究批复的。”我又问：“木头指标是咋回事？”李队长说：“徐支书死后要埋葬，一时弄不到棺材，正好庄子里徐三给老娘准备下一副棺材，我就去借，徐三和老娘痛快借给，才把人抬埋了。可徐支书死后，家里撂下女人娃娃，日子过的怪恓惶，哪有能力给徐三还棺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棺木板，公社如果批给2时吭木头指标，困难就解决了。”原来是这样。我马上答应：“解决2时吭木头指标没问题，我回去就办。”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我说：“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徐支书死的冤枉，党组织和政府应该给予平反，应该解决遗留下的问题。”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最后，李队长作总结：“今黑夜会开的好，支书的冤案平反了，其他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算不了啥，自个消化去……夜深了，散会吧。”“等等，我有两句话要说。”话从炕上传来。李队长听出了声音，在我耳旁小声说：“是我五爷。”李所长说：“有啥话你老尽管说。”五爷就说开了：“我今年七十有五，经历过晚清、民国、新社会三个朝代，比较起来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自个错了敢承认，愿意改。给徐支书平反了，我啥怨气都没了，继续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人要讲良心呢。”据说，五爷在“文革”中也没少挨批斗。他这么一说，那些有冤枉有怨气的人纷纷表态，不说了不说了，五爷说的对着呢。
散会后，我心情难以平静，五爷那几句话久久在耳畔回响。不禁感叹：这就是我们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这就是任劳任怨的父老乡亲。
四
秋收大忙季节，是龙口夺食的关键时刻。公社干部都要下乡，分片包队抓“三秋”（秋种、秋收、秋运）。今年，我被分到松记水大队。干部下乡要求做到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心里话，我对下乡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像我这样喜好文学，爱捣鼓小说、散文的人，下乡受益匪浅。乡下天高地阔，鲜活自由，八面来风，有各种故事，有各色人物，是我创作汲之不竭的源泉，用之不尽的财富，后来我创作的几部小说和散文的素材，多半来自农村。发愁的是“三同”有困难，其实，同住、同劳动没问题，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活基本会干，又不怕苦累，干起活来跟社员差不到哪里。同住更没问题，农村出身，没什么讲究，从小住惯了窑洞土炕，随便有个歇息地方就可以。唯有吃饭成问题，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群众感到有负担。众所周知，自古以来这地方的群众非常好客，朋友来了好吃好喝好铺盖，即使生人来了，也留宿管饭挺热情。待客最好的饭食是羊肉臊子汤，刀剁荞面条，有口皆碑是，上了麻黄山，臊子荞剁面，倘若吃一顿，让你香三天。可叹“文革”以后，群众生活一天天困难，吃上顿没下顿，拿什么招待客人。有人这样形容：上了麻黄山，山芋黄米饭，倘若吃一顿，三天胃还酸。因此，干部下乡到谁家吃饭，主人没好吃的招待而成为负担。二是干部很为难，干部下乡一般是吃派饭，大小队干都尽量安排到条件好的社员家吃饭。有文件规定，无论吃多吃少吃好吃赖，每顿饭一律给半斤粮票两毛钱伙食费，干部有点拿不出手，很为难。想多给，一则主人不收，二则自己也掏不起（绝大多数干部月薪是40元左右、每月口粮30市斤）。这次到松记水吃派饭，我自然又遇上了为难。
快晌午了，大队饶支书陪我走进饶平庄一户收拾得干净整齐的宅院，墙旮旯“呼”地蹿出一条黑狗，汪汪汪张牙舞爪扑着咬。这时厨窑走出个40多岁的女人，手里拿了半个正切的山芋蛋，大声喝斥：“狗，瞎松！”黑狗马上噤了声。女主人抱歉地说：“是支书。死狗眼窝猪，不过是狂咋呼，不下口。”饶支书说：“三妈，这是公社高主任，下来抓‘三秋’，安排在你家吃住几天，招呼好。罢了给你补工分。”“能成，快到窑里坐，我去做饭。”三妈答应的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