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对互文性的启示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其创立的结构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流派之一。索绪尔出生于一个崇尚科学研究的家庭，他的祖父尼古—泰奥多尔(1767—1845)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日内瓦大学的地质学与矿物学教授。他的父亲亨利(1829—1905)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日内瓦文化界名流，著名的语言古生物学创始人阿道夫·皮克戴特(Adolph Pictet)是他祖父最好的朋友，此人在索绪尔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学习语言学。1872年，索绪尔15岁，事实上他还是一个孩子，就写信给皮克戴特说明自己对于语言真理的假说，即在普遍现象的背后寻求统一的结构模式。他太年轻了，以至于皮克戴特把它当做一个笑谈，但这个事件在今天看来足以证明他作为语言学的天才具有无可限量的前程。1875年，索绪尔18岁，他进入日内瓦大学后，按照家庭的传统和期望专修物理与化学。但是他很快觉得自己在“日内瓦的第一年几乎是浪费了”，他真正的兴趣是语言学，他参加了巴黎语言学学会，下定决心要以语言学为毕生的事业，于是劝说父母让自己离开日内瓦大学。他于1876年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很快便展露出了语言天才，1878年便发表了震惊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论文被一位语言学家认为是“比较语文学中写得最出色的”一篇文章。在自然科学上的迂回并没有影响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相反，这种家庭影响使他能够借鉴自然科学的优良方法，他运用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来研究语言，往往会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这一点，恰如语言学家约丹尔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在对语言事实的观察方面有比索绪尔更深刻、更客观的人了。因此，他的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精确的，差不多和数学一样准确，常常使人心悦诚服。”1880年2月，索绪尔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梵语中绝对属格的用法》，这篇论文得到了优秀。意大利语言学家莫罗称其“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而L？Favre说，如果不是索绪尔谦虚有礼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年轻的考生把答辩委员会委员这些学者推上被质问席”的局面注：这种趣事经常发生在天才的师徒之间，在维特根斯坦的答辩会上，他拿着他著名的《逻辑哲学论》在剑桥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他的老师罗素和摩尔，当罗素对《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别着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于是答辩会沦为形式，在随便聊聊之后便结束了，一致同意通过答辩。当然这种宽容也只能出现在天才与天才之间。
早在《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序言中，索绪尔就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方法问题在他看来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是在空想费解的理论问题，而是在寻求这一学科的真正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武断的、不能确定的。”这种对于语言学研究现状的批判及忧虑一直持续到1894年，他在给梅叶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苦闷心态：“我越来越认识到，要阐明语言学家所研究的是什么，需要的工作量是极大的……当前使用的术语极不妥当，需要改进；为了改进术语，为了说明语言是什么，使我对语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我非常希望不要让我去概括语言的本质。这会使我违心地去著书立说，毫无兴趣和热忱地解释为什么语言学中使用的术语对我来说没有一个是有意义的。我坦白地说，只有写成这部书，我才能在我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工作。”1907年，他在去世前几年开始隔年讲授普通语言学，他的革命性著述《普通语言学教程》并非“吾手写吾口”，而是出自他的学生的课堂笔记。沙·巴利(Charles Bally，1865—1894)和阿·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1870—1946)系统整理了索绪尔的学生的三期笔记，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曾被人誉为语言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之后被陆续翻译为德语、西班牙语、俄语、英语、日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引导了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使他本人享誉全球，成为最有创见、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整理出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影响了之后几代的语言学家。
20世纪，西方哲学急需出现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来指导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与人的生存本身。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出现了，可谓适逢其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呈现的思维可以说是20世纪思维发展的总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人文学科思维方式。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对互文性的影响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到关系性思维
索绪尔将一种关系性思维引入他的语言学理论之中，他从符号的任意性入手，使关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方法论深入人心。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张景深在卡勒著的《索绪尔》中将这对概念翻译为“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台湾则习惯于把它们翻译为“符征”(Signifier)和“符旨”(Signified)，可参见吴新发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读》，申小龙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中用的是“施指”和“受指”，但学界用得最多的译法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能指与所指是一张纸的两面。具体说来，能指是拿什么指的问题，所指是指什么的问题，能指与所指属于怎么表达和表达什么的关系。按巴特的说法，“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的任意性是指表达面与内容面没有自然的联系，索绪尔没有具体论述什么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但今天看来，他指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不具有可论证性，是一种随意组合。在英语里，你无法论证为何“帽子”就是“cap”，而不是“bat”、“cup”或别的什么。代表能指的形象与声音与代表所指的概念之间的联结是武断的，其中毫无逻辑推理可言，因而，能指与所指之间就有非理性特征。既然，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道理可讲，那意义怎么来负载呢？为此，索绪尔从符号的任意性引出了另一种区分，索绪尔警示我们要注意区分“事实存在的实体”与“概念抽象实体”两个不同的范畴，即事物总是“实体性对象”与“关系性对象”的双重存在。对于语言来说，反映在人头脑中的首先是“关系性对象”，其次才是“实体性对象”。因而，作为负载意义的关系性对象，语言的符号之能指，通常表现为某种发音或某种拼写的能指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的凸现需要其他能指的参与，因而，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能指和所指，符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需要参照其他符号才能确立自身意义，“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所有的辞项都有连带关系，而其中一个辞项的价值只不过就是另一个辞项同时存在的结果”。因而，一种关系性思维渐渐形成了，“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正如特伦斯·霍克斯曾说：“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否定那种关于主体的‘实体的’观点，而赞成一种‘关系的’观点。”语言符号不是一种孤立存在，而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中来获得自身的意义，为此又引出了符号的差异性，这一点我将在下面一小节中着重论述。
这样，一种依赖于符号的关系的思想基本定型了，语言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成分完全是由其在整个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确定的，语言符号既然是由关系决定的，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文学文本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一特性，那么，文本是由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当前文本是以前文本的转换、引用、变形和改装，互文性思想自然而然地便可引出。虽然互文性作为解构主义大潮中的一员干将，其特质与索绪尔的思想有龃龉不合的地方，但这一思想源头却难以置弃。
卡勒在他的《索绪尔》一书中认为，把关系放到现代语言学和人类思维的首要地位是现代科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使人们的研究兴趣由物质实体本身转入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这是与以往科学的最大不同。接着，卡勒引用了科学哲学家艾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的一段话来说明以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不足：“几个世纪以来，‘独立存在’是哲学领域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观念。这种存在方式是没有的。应该根据每个实体与宇宙其它部分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来理解它们。”为此，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把语言学与伽利略的新科学相提并论。这位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这样说：“在全部科学史中，或许没有比语言学这门新科学的兴起更为迷人的篇章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与在十七世纪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的伽利略的新科学相比。”可以说，对于关系性思维的强调使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意义超越了语言学，在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引起了一场变革，刷新了人们理解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这种关系性思维在后来恰恰成为互文性的核心要义，在20世纪不同的科学领域，人们渐渐地将研究重点转到对事物关系的研究上来，这种关系说直接启示了结构主义，乃至后来的后结构主义都深受其影响。索绪尔的学生安杜恩·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有句来自于他的老师的名言：“我们必须提防不要把语言的要素看作孤立的单位。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其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卡西勒大胆构想：“从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来看，世界在本质上不再是独立的实体或物体的集合，而是一系列关系构成的系统。”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qes Braque)宣称：“我不相信事物。我相信的是关系。”
对于关系性思维的简单理解可以粗略地用一种游戏假设来代替，当然，这种假设常常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以象棋为代表的各类游戏中，如果丢失了一个棋子，那么游戏者就会用随手捡到的随便什么东西来代替，这样游戏照样可以进行下去。丢失了“马”可以用“石块”代替，丢失了“车”也可以用“石块”代替；同样，丢失的如果是“炮”，你可以用“石块”、“木块”、“火柴棒”等任何一样来代替。事物的实体与游戏的意义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事物的实体特质，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关系决定着一切。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每一部分的性质不可能孤立地去理解，而应该将它放入到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中去理解。特伦斯·霍克斯曾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在任何既定的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由此，索绪尔认为，人们看到的概念的价值来自于系统，概念是表示差别的，不能从正面对它做出理解，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来确定它们的价值。
(二)语言符号的差异性
在符号中，差异性和任意性几乎是符号的最为重要的特质，在前面我们谈到了一要素的意义是由体系中其他要素的意义决定的，这就说明了意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存在，不依赖于它自身，而是依赖于符号的差异关系。索绪尔说在语言中只有差别，说的就是语言符号的差异性本质：“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一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差异性不但是符号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整个哲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事物才拥有它的本质，而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亦借助于差异。海德格尔曾有一个说法：差异缺失处，无物存在。
差异性是符号的特性之一，在语言里，肩负意义传达功能的不是所指，而是能指。然而，没有先于所指而存在的能指，能指存在于一切符号的能指之中，通过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关系来体现自身能指的不同。也就是说，某一个特定的能指对意义的传达不起作用，它只在语言体系关照下产生的差异性中彰显本身。索绪尔说：“在词语中，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词语与其他一切词区分开来的声音差别，因为负载意义的恰恰是声音的差别。”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差异性也显得极为重要，索绪尔曾举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要教一个外国人英语里表示棕色的这个词，他不是欧洲人，他学得很慢，我们首先把这个词教给他，然后再找出一百件各式各样的棕色物件，我们一一告诉他这是棕色，最后我们烦了，他也烦了。为了考察我们的教学效果，我们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让他把所有棕色的东西挑选出来，我们以为他会迅速做出反应，结果却大失所望：他犹豫不决。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想拿出五百件棕色的东西来教他，结果可想而知。当然，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和极端的例子，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我们完全忽视了差异，教给一个人棕色就要教给他棕色和红色的区别、棕色和褐色的差异，棕色的本质不在于棕色本身，而在于它和其他颜色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