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成分与价值不是由它的物质特性所确定的，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天然的基础和内在的规定性。对于语言符号而言，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符号的全部意义在它与其他符号的区分中体现出来。在一段札记中，索绪尔强调了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远存在于任何一个语言成分之中。这是语言的根本规律。其直接的原因在于，语言符号与所表示的东西没有联系。因此，如果没有b的帮助，a就不能表示任何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只有通过a和b的差别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种由反面的差别构成的关系网，不管a和b的组成成分是什么，也不会产生价值。”通过区别产生意义，意义产生于意义之间的区别，这是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索绪尔学说的要义。为此，特伦斯·霍克斯强调：“能使任何单独的要素‘有意义’，并不是要素本身的个别的独特性质，而是这种性质和其他语音的性质之间的差异，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各种差异是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对立’，而这些对立又被极为重要的种种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每个词的意义在于它本身的语音和其他词的语音差异中的结构感。”
既然“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并且，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关系”之上，那么，对于语言的书面形式文本来说，它的存在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诸多文本之间将出现一种回旋和交织，文本与文本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的体系——这就是批评家屡屡提到的文本间性关系”。克里斯蒂娃正是在索绪尔有关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其加以超越，从而形成了她的解析符号学思想，而解析符号学正是互文性思想的来源之一。符号学思想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是符号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所致：“符号学已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方法。它今日渗入一切社会科学，渗入与意指方式有关的一切科学话语或理论(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认识论、历史、文学批评、美学)中，并位于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其中相互斗争的场所内。符号学取代了古典哲学，成为科学时代的科学理论。”
二、巴赫金诗学思想对互文性理论的贡献
在当代，人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米·米·巴赫金(Mikhail MBakhtin，1895—1975)的哲学美学思想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巴赫金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使得20世纪的诸多流派借重于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都将其引为同道。巴赫金的诗学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诸多思想理论家。将巴赫金介绍给西方学界的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说：“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伊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将巴赫金看得极为重要：“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人证实说，同巴赫金的会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完美的悟性。他仿佛是一块磁石，引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
巴赫金对互文性的影响学界已达成共识：“他关于语言相对活跃的发现启发了克利斯蒂娃等人对文字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家隐退现象的重视。”格雷汉姆·艾伦也指出：“在我看来，与其说互文性的概念源自巴赫金的作品，毋宁说巴赫金本人即是一位重要的互文性理论家。”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点及其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本进行的小说理论研究是20世纪哲学美学与诗学理论的金库，对话、复调、多元化、杂语共生等一系列创见直接启示了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可以说，他的文艺思想不仅是俄国文艺理论界的智慧结晶，而且对西方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恰如洛特曼所说：“与M·M·巴赫金个人有幸结识的人，都能确信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研究者，也是一位有着崇高人格、杰出职业道德并执著追求真理的学者。”其差异观、对话主义、复调小说、狂欢化对当下文论仍然富有建设意义，启示了后现代的某些特质。其思想中的许多组成部分与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相通。正如俄罗斯学者奥利山斯基指出：“巴赫金在《语言创作美学》、《文学与美学问题》这些批评文章中表述的思想，与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利奥塔、拉康、德里达等人的论断非常接近。”巴赫金思想对当代文艺学的参考价值和巨大意义，吸引了20世纪许多著名的文论家纷纷来这里淘金，并且成功地从他这里得到启示而开展各自的研究。英国学者马尔科姆·琼斯说：“它们(指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流派)中大量有趣而又有独创性的东西，大量似乎经历过无比痛苦和艰难后才获得的东西，几乎都是轻轻松松从一个被我称为‘修正过的巴赫金’的地方自然流淌出来的。”琼斯的观点是：将巴赫金看作一个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东西，巴赫金的全部美学思想可看作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从这个高层理论的母集中可以生发出许多子理论。学者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如果真要寻根问祖，互文性就理应归入巴赫金理论家族之中。作为后结构主义热门话题的互文性到底从哪些方面继承了巴赫金的理论衣钵呢？以下三点恐怕不能忽视：
(一)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整个哲学美学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也是互文性思想的深刻根源之一。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在1919年《艺术节》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艺术与责任》中就已经初露端倪，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长篇小说的话语》等著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观。
首先，他认为，差异的存在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巴赫金从个体存在空间入手来论证自我与他人的差异性，每一个人都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空间，这种独特性正是我与他人的差异所在，“较之任何一个他人，我在观察、了解和把握方面始终保有这种优势，是由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须知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时间里，在这一情况下，我是唯一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在我身外”。因而，自我无法看清自身，自我必须借助他人来反观自身，正如我们的身体不在我们的全部视野之中，他人的眼光是我们评判自身的重要标准之一。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是不同的，这是自我与他人的视野差异，这种差异永远不能清除，差异一旦消失，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也就消弭了，万物存在便成为一统。差异性正是人和事物存在的本质所在。正是由于自我与他人的差异所在，对话才成为可能。
其次，生活的对话性来自于语言的对话性，生活注定了是多种声音的交汇，单一的声音有违生活的本质。巴赫金认为对话性普遍存在于文本和日常生活语言中，我们在张口说话前就包含了他人的声音，我们运用的是充满了他人声音的语言，这种语言来自他人的文章之中，充满了他人意识，贯穿着他人意图。语言的特性是必然的，只要与语言有关就不能排斥他性，这是生活于亚当之后的人类的必然境遇。对话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对话，作为掌握着语言的人类及由人类创作的文学就必然充满对话性：“文学，对巴赫金来说，不是多种艺术形式的一种，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实质(更准确一点说，是内涵)。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言语；哪里有言语，哪里就有对话；哪里有对话，那么，哪里就有文学。”对巴赫金来说，语言话语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一文里，他肯定地说：“生活从本质来说是对话的。生活就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的一生都是在参与这种对话，他自己的一切都处在话语之中，而这个话语又处在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处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讨论之中……世界的物质模式转化为对话模式。”
然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巴赫金的话语与语言学的话语有着明显的区分。他坚持语言层面的话语与文艺学层面的话语有着明显的区分，相对而言，文艺学层面的话语比语言学层面的话语更为灵活多样，更值得文学家考究，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他说：“‘我们所指的话语，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总括性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语言学特有的对象的语言……’恰恰是语言学所撇开的话语生命的这些方面，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话语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对话性，对于话语最可怕的就是没人应答，话语期待着被人聆听、理解、应答，这样话语才能进入意义圈内。他人缺席的话语是失去生命颜色的话语，因为话语总是属于理解的。
再次，言语的对话性来自思想的对话性，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说人物的研究，得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思想型的，以《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柯夫为代表，主人公都有痛苦的思想以及无法解脱的苦闷，他们为自己痛苦的思想焦灼不堪，被这种思想折磨，越行动越陷入精神的痛苦与矛盾之中，这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是小说人物苦闷的症结所在。正如巴赫金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冥思苦想的人，每个人都有种‘伟大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他们真正的整个生活和自己的未完成性恰恰就在于需要弄明白思想。如果把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思想给排除掉，那他们的形象就会完全被破坏。换句话说，主人公的形象同思想的形象紧密联系着，主人公的形象不可能离开思想的形象。我们是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主人公，又在主人公身上并通过主人公看到思想。”
人类思想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对话性的。巴赫金说：“他(指陀氏——引者注)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乃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生存必然思考，思考必然意味着对话，这种思考用文字表述出来成为永久保存的文本后，思想的对话性必然表现为文本间的对话性。正如德里达所说，不管人们怎样抱怨文字，它毕竟是人类保存精神财富的最为主要的方式，文本的保存使思想的古今、中西对话成为可能，文本就成了一个思想神会的场所，面前呈现的是文本，但实际上是与文本的主体作者进行对话。随着赛伯世界的到来，人类的对话势必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全球性狂欢。
正如巴赫金所强调的，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话语的对话本质是由思想的对话本质强调的，思想总是处于对话之中，处于与其他思想的交锋之中。只有在对话中，思想才取得了自身的生命并衍生新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纸质媒介的文本因而也处于对话之中，西方学者正是从此意义出发而拓宽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提炼出了互文性这一独立的文本理论。日本学者西川直子：“所谓间主观性，是指在不同的复数主观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的场被打开的事实，使间主观性的观念向文本的平面移动的，就是间文本性。”这样，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互文性，“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
(二)巴赫金哲学美学中的复数性存在：由对话理论到复调小说。
首先，至少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声音，对话才能够成为可能，才能够实现，这就决定了文艺学层面的话语的复数性存在。话语作为他人与自我的联系的产物必然是“间性”十足的，无论话语在人群中充当什么角色，正在为谁服务，它都是作为复数主体的产物。巴赫金以十足肯定的口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说话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话语是连接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
其次，在他人关系中产生的话语、表述、涵义总是处于链条之中，链条表明了自我与他者的共处及话语的复数性的存在，表明话语、表述与涵义处于一个时间性的序列之中，当前出发的话语、表述及涵义总是处于时间之流的“中间态”，在它之前、之后充满了它的同类，这是对话性产生的基本条件。巴赫金在多种场合提到这种观点：“不可能存在孤立的表述。它总是要求有先于它和后于它的表述。没有一个表述能成为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表述。它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脱离这一链条便无法研究。不同表述之间存在的关系，不可能用机械的范畴或是语言学的范畴来界定。”
“孤立的话语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个话语能够成为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话语。它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脱离这一链条便无从研究。”
“不可能有‘自在的涵义’，涵义只能为其他的涵义而存在，即只能与其他涵义一起共存。不可能有唯一的一个涵义。因而也不可能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涵义，涵义总是处在其他的涵义之间，是涵义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只有整个地作为一个整体才是现实的链条。而在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链条要无止境地生长，因此，它的每一环节便一再地更新，仿佛重新产生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