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要说要用多少劳力，他自己门都不出，只要在喇叭上喊一声，第二天就会有人给他派去。外队的不说，光我们生产队，青壮年全部被派去给他打夯，抬石头，烧瓦什么的，剩下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做得了多少事？都霜降过了，红苕还全部在地里，麦子还没点了几颗。我们几个老汉儿建议说抽部分人出来把地里的红苕抢回去，把麦子点了。哪晓得这一下惹着了死整人噢，这是群众给他起的，有的还叫他整死人呢，他放大话说：我看谁个胆子这么大，墙淋垮了他负责不。我当时也是气来莽了，就和他顶了几句嘴，他当时正忙着修房子，口上暂时没多说什么，可是心里却恨死我了。你不晓得，他往往就是搞秋后算账，慢慢整死人的。殊不知霜降才过了不几天，老天就下了一场大雪，红苕差不多就烂在地里了，有的虽然挖回来装在窖坑里了，但由于受了霜雪，也都烂得差不多。你晓得，这些年，所有物资都是靠供应，缺吃少穿的，红苕可是我们的主粮，烂了可怎么办？这且不说，红苕挖迟了，延误了点小麦。人家有的队都在搞追灌了，我们队还在点麦子。延误了季节，来年根本就没有好收成。翻年春上，我们说麦子该追肥了，史正仁又动用大批劳力给他打阶子石，铺院坝，砌围墙，搭楼，粉刷墙壁。这一来，群众的意见就大上了天，活路做得也没心肠了。从正月底起，社员家家户户就挨饿。二月间，史正仁又去大寨参观了一月；三月底，他神气十足地回来了，突然声称要反什么风，这下他报仇的日子到了，说什么我建议停修房子搞生产是在搞唯生产论，更奇怪的是说我不满现实，什么古话(蛊惑)人心，是在迎合我们的黑主子搞复辟。当时我也气昏了，便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类干部简直就连过去国民党的干部都不如！这下可糟了，他硬说我是说的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加上原来收自留田地时，我又说过如果不是下放点自留地的话，怕把农民饿死完了，这下子，他们就说我是在说反动话，还找了几个人专门整我的材料，说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一来，我一夜之间成反革命了，把我弄去全大队游斗。说还要挖祖坟，查三代历史。我倒希望他查查我们家的三代历史，结果他们又不查，实际上他纯粹是公报私仇，借机整人。受他气的人还不止我一个，还多得很。他一天放下生产不管，说只要阶级斗争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天天在开会搞阶级斗争，以致错过了麦收季节。后来一连几天大雨，本来是栽红苕的天气，才忙着收麦子，等冒雨把麦子收打了，太阳出起，又怎么能栽红苕。你说，社员到哪去有吃的？去吃什么？好多社员都饿起了病，我的水肿病也就义发了。”停了停，老人长叹一声说：“他倒不怕，今天这个队送，明天在那个队去借，什么借，话好听，野猫子借鸡……我说那该死的，也不知要把我们害到啥时去。去年有一段时间，听说要整顿软、懒、散，那时我们都盼望着老支书能再上台，却知后来又说这也不对了，我真不理解，一天就光搞斗争吗？人也还要吃饭啊！”
怀志听着老人的话，他并没有插言，只是在心里琢磨这些话是否正确。会这样吗？史书记当大队书记上任才两年，生产队长的职务他都还没有辞去呢，我可不能听一面之词而对人起成见啊！但要说不是，这社员没吃的，史正仁的新房盖得那么漂亮，这些又都是事实。况且父亲从来是不会冤枉说一句话的呀！他无法理解，也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因为他相信党，从而也就相信党领导下的每一个干部。虽然他今天看到的现实和书本上写的，老师讲的，报上登的是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他信奉社会主义的信念太坚定了，所以，他还是不愿意轻易地去怀疑现实的。
老人又说话了：“不过，我们是旧脑筋、老骨头了，没法和你们这些年轻人比，你们是新思想，我不愿意你们受我们的影响。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说一句，不管他是史正仁也好，还是田支书以及其他任何人也好，你是知书识理的人，一定要记住：
对大家有益的事就去做，对大家有害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去做，哪怕就是死，也不要去干那些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去丢我们祖宗几十代人的脸。夜已经很深了，你就去睡吧！”
对于父亲的话，怀志从来都是很听的，但今天晚上，他却没有说一句话。一方面，这两年他在学校读书，对于家里发生的事情还不是多么了解，况且平时父母也没有对他说起过这些事；另一方面，他心里是在想，对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而今晚父亲说的全是人家不对，难道自己就对完了，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他想着，慢慢地睡着了。
史春英挑了一中午水，回到家里，她已经感觉到这农村活路的苦头有多大了。她洗了手脚，和衣睡在床上，等到母亲来喊她吃饭时，她觉得浑身像用木棒砸过似的一样难受，便说：
“让它凉着吧！等会儿我就起来。”母亲用力抽了两口旱烟，出去了，整个房间里的空气顿时变了，烟雾团团升起，春英心里油然生起一种厌恶感。
春英的哥哥史正仁进来了，他一进门就问了声：“妹妹累了吧！”
“没有，哥！”春英努力欠了欠身。史正仁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说：
“挑水灌棉花，这活路也是你做的？况且又是大热天，你要去出工，事先也不给我说一声，商量一下去做什么。莽里莽撞的，你有多大的能耐？现在听我给你说，下午就不要再去了。”
停了停，他又说，“等歇几天，我给你找个轻巧一点的活儿干。”
“不，哥，我怎么能特殊呢？我太娇气了，更应该努力锻炼。你一定不要这样做。哥，你应该对我严格要求才对，特别是我作为你的妹妹，你一定不要有任何特别之处，免得人家说闲话……”
“哈哈……说得轻巧，又不是外人，你还说这些干啥。生在农村，就不愁没有你的苦头吃了。今天，你有了我这个好哥哥，算是你的福气，以后你就可以在福窝窝里过日子了，何必还要任性呢？”
“不，我决不享你的这份福，我有双手，我要和大家一齐创造幸福，我决不当寄生虫……”停了会儿，她又说，“你如果真是我的好哥哥，那你就一定严格要求你的妹妹，把我看成你领导下的一名小兵，否则，那你就不是好哥哥了。”
“哼，你以为这是你在写作文，是吧？别说那些好听的话了！年轻人，往往是想得好，特别是一旦心血来潮了，便认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不得了，怎样怎样有作为。有的甚至认为不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但结果呢，不说千古、万年，十年还不到，就杳无音信了。你们才回来，受学校教育的毒害太深了。无怪社会上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我看，这个名字是起得再恰当不过了。往往就是迂腐气十足，本本主义、教条，把书上说的就看成是至死不变的，但你到实际当中去看看，是不是那样的？不信，你就慢慢看吧！”
春英觉得哥哥的话有些不对，但究竟不对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不对，她一时又说不出来。此时，她不便反对，但也不能一概接受。这个时候，她是在想自己的打算、计划。她也想起了毕业前的那个下午，在学校举行的表决心大会上，自己立志务农的坚决态度；想起了为了目前农村文娱生活的需要，她和其他同学一道，又是如何刻苦地学习文艺演唱本领，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她们就可以完成一个节目的排练任务；想起了她们曾废寝忘食地学习开手扶式拖拉机、制土农药。为了学习这些，她把年轻人的朝气，年轻人特有的勇气和毅力都用上了。虽然天天没有摸过多少书本，但为了当好一个新农民，她是在世界观的改造和基本功的训练上努了很大力的。她又想起了那天和怀志分手的情景……现在回来，就说要抛开这些去干轻巧活，那我还有什么脸见人，怎么去面对先前的同学、老师，还有怀志他们。我史春英从来就不是个落后的人，虽然现在还太娇气了点，但我有决心从肉体到精神，从皮肤到世界观来一次改造呀！不，我决不能再百依百顺地当那些小绵羊了，我要当小老虎，哪怕你就是我自己的亲哥哥，可是，你看吧，你认错了我。
“我说的没错吧！”史正仁看着妹妹那沉思的面孔，以为他的话起作用了，因为他向来就很自信自己的攻心战术的，更何况眼前是自己的妹妹，一个娇弱的女孩子。“我再给你谈谈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吧，六六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也和你们一样，想得太天真了。不过，我和你所不同的是那时还想读书，想读大学。你大概也听说过吧，我在学校里的成绩可是数一数二的，恐怕比今天的你强多了吧！但结果怎么样呢？”说到这里，史正仁又想：当然，我现在倒也还混得不错。但是，如果不是那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和肉体的史无前例的运动，我造不来反，也突击入不了党，也就推不倒田万山而当起大队支部书记来。说句老实话，恐怕你今天也住不成这么舒适的几间房子吧！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磨。我可是靠这个在世上磨出来的呀！史正仁越想越觉得得意起来，他觉得，正所谓乱世出英雄，这话还真不错，我史正仁要是生活在二三十年代，凭我的智慧和能力，说句夸口的话，不当个司令，起码也得当个军长师长的，也会呼风唤雨，独霸一方的。“话扯得太远了，我们又说回来，妹妹，在农村当个干部，没有几张善于变换的面孔，婆婆妈妈的，那可不行啊！你们女孩子家，缺乏的正是这些东西，同时我也不希望你去这样做，更何况你是我的亲妹妹。”他说得太多了，而且是津津有味的，嘴角的白沫乱溅。他摸出一支“雪茄”，却没有火，于是他又叫六岁的女儿玲玲把打火机给拿来了。他点燃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幽幽地喷出一团烟雾。接着又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了，想叫你当干部，你的身体吃不消，那不能光凭嘴说，某些时候还得实干才行，当然一旦干上去，就没事了。不过你的心肠太软了。不行，当干部不能光讲良心，这话你大概也听说过，同时，当个队长也很苦。
当个书记倒好，可是，要是让你当了，我又干啥去。还是锻炼一段时间，应付个名，想个办法读大学去，反正现在读大学是靠推荐，又不考试，这事出在我这当哥的手上……”
“不，我不能这样。”春英说。
“啥？你该不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吧？”史正仁感到很惊讶。
他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学校领导经常给我们讲，农村正需要我们去建设，我们决不能有下乡镀金的思想。一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春英还在解释着。
“哼，你思想倒还挺好啊，但可惜你没有三头六臂！”史正仁挪动了一下椅子，猛地站起，指着春英说，“这事由不得你，你是我的妹妹，我要向你负责，我也有权安排你，你得听我的。”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好意会招来妹妹的反对，他在屋里生气地踱了两步，自言自语地说：“都是那些臭知识分子和该死的书本害人！”春英还想说什么时，史正仁有些火了，他向门口走去，而且边走边说：“我真想不管哪个的空闲！”
这时，春英的父亲史朝寿、嫂嫂李琼珍都回来了，母亲又在催吃饭，小侄女玲玲端着个小花搪瓷碗，调皮地跑到春英屋里来连连喊：“姑姑，快起来吃饭！”
春英闷闷地起来，她不是不理解哥哥的好意，她是讨厌哥哥那盛气凌人的行为和一味坚持己见的态度。她胡乱扒了几口饭。母亲边吃饭还边在唠叨些“哥哥是在为你好，一定要听”之类的话。春英觉得心里很烦，放下碗出去了。
史正仁满腹牢骚地吃着饭。他深知妹妹的性情有些倔强，但他不理解为什么妹妹竟会如此不依好，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的好事，妹妹却是如此的不领情和不识好歹。
这些不可理解的烦恼就如饭菜一样往他的肚子里钻。他越是不理解，就越是生气，干脆放下碗筷回卧房去了。这在史正仁来说，还是第一次遇见这般恩将仇报的人，恰巧又是自己的亲妹妹，他思前想后，脑子里的烦恼更是有增无减，他想：“我史正仁从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人家的气，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我用石头把一个孩子脑袋打了一个窟窿，爸爸打了我一巴掌，妈妈为了护我就和爸爸打了一晌午架，还两天没给爸爸煮饭吃。十四岁那年的一天早晨，我去放牛，由于跑去钓鱼，结果牛在陡崖上摔死了，爸爸要打人，妈妈就把我给藏起来了；在学校读书时，我的成绩也一直是好的，还一直担任班上的干部。直到高中毕业，回到队里会计赵昌良说我干活不行，不给我上够成人工分，受了一口气。四年前，在我当支部副书记时，赵昌良恰巧把社员们的几丈布证搞丢了，总算我有了出气的时候了。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开了几个晚上的批判会，才吊起打了一顿，他竟然自己去上吊死了。虽然社员们的布证后来又补发了，但那时布证是人均每年才五尺呀，成人还缝不了一套衣裳，黑市上卖到七角多钱一尺的，谁知道他拿去干了什么，当然是畏罪自杀。全大队的人，谁敢惹我？哼，我倒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就拿原来的支部书记田万山来说吧！说到田万山嘛，不过，我倒还有些对他不住。我确实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教我耕田耙地，又提拔我当作业组长、生产队长，还介绍我入了党，推荐我当了大队支部副书记。他对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抓他、斗他，给他搞黑材料的事不是不晓得，但他毫不介意，从来没有想过要报复的话。但又把话说转来，那几年我可的确是干得出色的，粮食虽然增产不大，但阶级斗争是抓灵了的，在大队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这特务后来畏罪自杀了。可是，你田万山也不对呀！
你就不应该庇护这个特务嘛！明明他是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过，后来又受委派来共产党内探听消息的，你却偏要听他说什么，是被俘后，伺机杀了一个国民军官后又跑回到共产党这边来的，还证明他是什么三三年就参加童子团闹革命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家伙不挖出来，我怎么能出名？这就是你在犯我嘛！
再说，我那个军婚，你也不该那么严厉地批评我啊，还要我在支部会上作检讨，年轻人嘛！一点生活琐事。幸好这都是我当了书记以后的事，虽然对我没有多大伤害，但影响毕竟不好啊！
唉，也怪你田万山自己不识时务，而不能怪我史正仁是栽林养虎，虎大伤人。况且，这叫斗争，有斗争就有你死我活嘛，又何必大惊小怪！同时，你可知道这书记是要职呀，你不倒，我怎么能当得成？其实，我也还是重感情的，我不是又让你当了个副大队长主抓生产了吗？有你顶着干，我就可以优哉游哉了。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有搁手拐子的地方呢。
“再说家里，爸爸是个三天不开两句腔的老实人，母亲是处处护着我，一切依我的，老婆是我打骂惯了的，她敢怎样？不过，说到琼珍嘛，她倒也够苦的，每天做家务、出工，就连洗脸水都给我端到面前来。但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老婆嘛，本就是侍候男人的，苦点有啥关系，况且，家里的生活可不孬，要是你去给别人变婆娘了，恐怕又苦又累还吃不上一碗好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