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老爹老妈又活几年，娃儿也快长大了，再过十几二十年，你不照样当老太婆吗？你虽然在家里苦了点，出去了，谁敢说你一个不字？柴柴草草，大东小西的，顺手牵羊的事情你也干了不少，谁又敢说你半点不对？这难道说不是我的功劳？
眼下就只有这个不依好的妹妹，我当哥哥的为她好，她还不领情。好吧，我看她有多大的能耐，我要真的不管她的闲的话，那才……不，我只有这一个妹妹，父母只养了我们两兄妹，怎么能够由着她的性子来呢？年轻人往往是目光浅短，心胸狭窄，想不开，一旦到后来懂事了，不是还要怪我这个当哥哥的吗？
不行，我要管这个闲，全大队近两千人我都管得了，不信把她管不了。”
史正仁思前想后，他的脑瓜子毕竟是久经锻炼过的，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叫母亲出面，一切就都好办了。
晚上，春英母亲炕了几盘子面肉，煮了一锅稀米粥，又煨了两盅酒摆在桌上，春英说她中午吃了饭还没有饿，但母亲还是再三要她去吃。春英不喝酒，随便夹了几块面肉吃下，便出去歇凉去了。
一家人吃过晚饭，琼珍洗碗，春英母亲又搬出椅子，叫一家人都坐在院坝里。一切停当之后，老婆子第一个说话了。她先说厂家务事是如何如何的多，放牛、割草、捡柴、喂猪又是怎样怎样的忙，又说到工分是多么的难挣、活路又是如此这般的苦。又说她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啦，差不多早就应该休息了。接着就开始给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分工。她要春英和琼珍一个出工，一个做家务，喊她们两姊妹占。春英母亲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她疼爱自己的女儿当然胜过了心疼儿媳妇，在她眼里，女儿是命根儿，而儿媳妇只不过是一盆洗脚水而已。她心里是想让春英先占出工这一头的，却不知春英死不开口。春英知道嫂嫂在家里是个受气最深也最苦的人，她也知道父亲是个怕母亲的老实人，每天除了出工、吃饭、务点菜园子外，其他什么也不管，家里的支人待客、用钱吃粮什么的，他连问也不问，因为没有他问的权力。春英也知道母亲对她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但她总觉得这里边有一些过分的溺爱，这种过分的溺爱常常使她自己觉得不过意，甚至让她还有些反感。因此她总是尽量逃避这种溺爱。
琼珍呢，她当然不会开腔的，因为她知道母亲今晚的用意全是向着春英的，并不是要她先挑，她怎么好开口说话呢。
奇怪，史正仁也不开一句腔，春英的父亲更是无话可说，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闷烟，好像今晚一家人就只听春英母亲一个人说话似的。最后，老婆子只好统一分配了：春英参加集体劳动，一切听哥哥的安排；琼珍除了收拾家务，还要抽时间出工。春英十分明白今晚母亲开这个家庭会的意思，但她还是没有说什么，隔了许久，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正确的我就听，不管谁！”转身就要去睡觉。在一旁本来正打算说话的史正仁，见妹妹在母亲面前对自己仍然是这个态度，不由得火性子起来了，但他并没有发作，只是重重地说了一句：“那么，阶级敌人说正确了的你也听！”春英还想再辩，但里面有“阶级敌人”几个字，她一时又找不出这句话的毛病来，所以也就算了。
家庭会不欢而散了。
时光易逝，眨眼工夫，又过去了一月。在这一月中，春英、怀志他们都努力地干活。手上的血泡一个重一个，他们不叫苦，收包谷、灌棉花，他们的皮肤晒黑了，身体也瘦多了，但他们的心里一直很乐观。周大伯有时心疼地问他们：“志娃、英子，你们累不累，累了，就歇歇再干，一定不要和我们这些老骨头来比。”他们有时尽管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还是会坚强地说一声“不累”。其实，他们已经尝到了农村的苦滋味，他们有时被血泡痛得流泪，有时甚至差点儿哭出声来，不过这泪水都是洒向黑夜的，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念头，“慢慢就对了”。他们有时也嗔怪，这嗔怪是针对自己的娇弱而发出来的。他们没有想过要再去读大学，也不想当干部，他们只知道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旧山河的面貌，在政治上不断进步。
至于如何改造，又如何进步，他们没有多想，反正就是加油干吧！这一月多来的大干，的确成效很大，锄柄上，棉苗间，玉米苞上，土地里已经有了他们的血汗，他们可以骄傲地说一声：
“我们没有再吃白食了，我们已经成了真正的劳动者。”他们这一月的大干，也给社员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社员们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大家很为他们的身体担心。快乐和辛苦往往是并生的，只是它们到来的早迟有所不同而已。
他们那坚定的信念有时也动摇过，就凭这双徒手，能改变面貌吗？特别是史春英，当她本能地觉察到这锻炼实际上是一种对肉体的摧残时，她也会自然想起哥哥说过的大学。大学不是还在办吗？既然在办，就应该有人去读呀，谁又该去读，谁又不该去读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去读大学吗？她又想起了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砸圆规、三角板，撕毁书本的情景，并且说谁要是不砸，谁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还想着读书，思想就臭，灵魂就肮脏。自己当时虽然也砸了，但现在想起来，倒觉得可笑，带头砸圆规、三角板的人将来不一定就不读大学，何必要损坏物品呢？真是大可不必。有时当她睡在床上，累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想起了哥哥说的“轻巧活”，轻活不也要人做吗？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蛮整不可……还有哥哥对她的那次谈话，也是在这间屋子里，自己也是坐在这张床上，哥哥的语气虽然不是那样的温和，但毕竟是真正地在关心自己，自己当时未免有些莽撞，自从那次和哥哥闹翻了，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他就再没有说过让我干轻活或是什么读大学的事了。唉，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我当时也太过分了。但是，春英猛然又想起了哥哥的那副似笑非笑的面孔，活像一个在做施舍的人，于是，她的心里又陡生了几分反感：不，我不是乞丐，我不要人可怜，更不要人施舍，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管是读大学也好，搞农业也好，轻活也好，重活也好，正当的我就干，我决不因为我是你的妹妹就接受你的庇护。否则，那是卑鄙，是可耻。春英暗暗地发誓。
开始打谷子了，社员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中午，金箭似的太阳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尹怀志高挽着衣袖，在水田里捆谷草。他的手脚已经被谷叶子割出了千万道细小的血口子，加上太阳一晒，浑身的痱子一齐痒了起来，人简直如坐针毡。
突然，有人叫他，说史正仁找他有事，并且说已经在学习室等他了。他又捆了几个谷草，浇了些谷田里浅巴巴的浑水洗了洗手，爬上岸来。
因为忙，他和史正仁之间已有半月多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今天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找他，他还真不知有什么急事。尹怀志刚一进门，史正仁满脸堆笑地先说话了：“辛苦了。”怀志答应着，在一条空凳子上坐下。
一月来，怀志除了父亲在他放学回家的那天晚上给他说过史正仁的许多不是而外，在和群众的接触中，他又听到了不少类似的话，甚至于有些事情的严重性还远远地超过了父亲说的。
但这些话对怀志的感化并不太深。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只有阶级敌人才是坏人，更何况人家还是身兼要职、举足轻重的领导。
尹怀志正想着，史正仁又说话了：
“这一月来，你的表现很不错哇。年轻人，这很好，继续干下去，前途是光明的。”他的语调很温和，完全没有了尹怀志第一次去见他时的那一副傲慢面孔。
“还很不够，希望史书记和社员同志们多多帮助，我一定诚恳地接受意见。”怀志说。
“我知道你很辛苦。才回来嘛，一下了怎么吃得消，看你这身体，都快垮架了。唉，都怪我对你的关心不够，不过，我想你是一定不会生我气的，你看，我一天硬是忙得很，春英是我的亲妹妹，还不也一样。”他边说边把双手一摊，显出一副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样子来。
怀志想：是啊，史书记是算得上一视同仁了。他正要说点什么，史正仁又开口了：
“今天，我给你安排个活路。你看，这学习室也该布置布置了，你在出纳那里去拿点钱，去买些纸、笔、墨、广告色什么的回来，把它重新整一整。”他又用手一指，“那几幅标语要重新换过，要写大点，字要写得醒目些。这个专刊要换新的了，你一定要尽力把它搞好一些。不要慌，慢慢来，时间有的是。
目前我又发现，因为三秋大忙，有的队把抓阶级斗争、办学习班这些大事都搁下了，所以你要做好，如果我所在生产队的学习室都不整好，怎么去要求别人？搞好了，我还要把其他队的人弄来参观。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说罢，他又比比划划地指示了一番后，走了。
怀志干这些事情已经是拿手好戏了，在学校他就是办专刊的能手，文章写得好，宣传画也画得好，特别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当天，他就去大队代销点买回了原料，第三天上就布置好了，史正仁看后，还赞叹了几句。但怀志却觉得再平常不过了。
学习室布置好了，每天中午饭后，全队的社员就都要到这里来学习。第一天，社员们都夸赞怀志有本事，有的还在怀志爹面前去夸奖他老两口儿养了一个好儿子，将来准娶个称心的好儿媳妇。
春英看着墙壁上贴着的那些楷则工工整整，行则潇洒自如，草则龙飞凤舞的白纸黑字，她今天突然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本来，她欣赏怀志的字已经不是十次八次了，原在学校就经常见的，但不知怎的，她觉得怀志以前的字好像都没有今天这字写得好似的。那些刚劲秀丽、很有个性的字迹，藏而不露的笔锋，总让人想起点别的什么来。春英听说过字如其人的话，透过字迹，她仿佛看到了怀志那潇洒自如的姿态，豪爽奔放的性格，刚毅不凡的气度，朴实无华的心灵。她又仿佛看见在一个红红绿绿的房门上，就贴着和这字迹一般的一副对联，房内一对青年男女，正含情脉脉，喁喁私语，而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自己，另一个就是写字的人。春英想得远了，对别人的话她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可是，偏偏社员们在怀志爹面前夸赞怀志的话却钻进了她的耳朵，她一惊，脸上顿时飞起两朵红云。她忙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怀志，凑巧，怀志也正拿目光在看她。
就在他们相视的那一瞬间，怀志那被太阳晒得有些黝黑的面颊上顿时羞赧地泛起了红晕，春英也马上低下头去，用手整理那垂到胸前的辫子上的胶线。这一切，除了他们二人以外，再没有谁注意到。
过了两天，春英突然匆匆忙忙来找怀志，说她哥哥让把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组织起来，并要他们俩负责，因此，她来找他商量，还要听听他的意见。一听这话，怀志若有所思地说：
“目前正是三秋大忙，难道不可以把忙时过了再组织吗？”
“哥哥说，昨天开会，公社苟书记讲的，今年国庆节，公社要开庆祝大会，各个大队都要回公社去汇演文艺节目。正因为目前有的队只抓三秋，忘了抓政治，抓斗争，所以才来这一着，听说苟书记还讲了办学习班和加强政治学习等一系列的事，并再三强调要非抓起来不行。”春英那高兴的神情里还带着几分急切。
怀志没有再说什么了，于是他们又谈了一些与宣传队有关的事，就各自走了。刚走了几步，春英突然又转过身来叫住了怀志，说：“我哥哥说，这次一定要搞好，要尽量发挥我们的作用，他还对我说，要一炮打响，树起威信来，今后的任何事就好办了。我还准备问是什么意思，他又抢先说了句就是要在汇演时拿回第一就走了。”
怀志琢磨着这几句话：“一炮打响……树起威信……以后就好办……要你……”他突然问春英：“他是说叫你？”
“反正我们嘛，你难道忘了，革命不分你我的嘛？”
怀志说声“是了”，正转身要走，春英又在后面叫他，她取下戴在头上的那顶雪白的草帽向怀志递去。怀志心里一热，但他没有去接。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春英已上前一步，塞在他手里就走了。他捧着草帽，只说了声“你……”，春英嗔怪地一笑，转身走远了。
第二天中午，大队会议室的桌凳被搬到了一角，二十多个人正闹嚷嚷地议论着。这里面有男有女，有学生，大多是年轻人，也有四十多岁的胡楂子。这就是初步确定的前进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队员，史正仁正在给他们讲话。他讲了这次文艺宣传活动的重大意义，还讲到了自己又是如何地支持，并且还强调要大家非得把这次活动搞好不可。接下来是确定节目内容。这下，怀志和春英都成了大忙人。
这次前进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史正仁是颇为热心的。他是靠搞斗争起家的，十分谙熟在仕途上努力向上爬的花招。刚回农村那几年，他本来是在大队村小教民办小学的，那时民办老师的待遇实行的是误工补贴，数着手头一月领到的十多块钱，他觉得太不划算了，还不如当个生产队的干部好，不但收入可观，还可以占很多便宜，而且活路轻松，三天两头地在开会，更主要的是还有发展前途，一旦干出名了，说不定哪天就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于是，他四处活动，找门路，拉关系，终于如愿以偿，丢下民办不教，当上了生产队长。不出五年时间，他又当过前进大队的副书记、大队长，如今，当上书记又快两年了。这期间，他还一直兼任着生产队长不放。
今年春上，史正仁随县上组织的生产积极分子到大寨去参观学习了一趟，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看到了出名、当官并不难。
同时，他也琢磨出一个道理：会做还不如会吹，自己吹不如让别人来吹，最好是能够让领导来吹；广播上吹不如报纸上吹，报纸上吹还不如文件吹。于是，他认识到了笔杆子的重要。这笔杆子靠谁来拿呢？所以，他自然想起了自己身边的两个高中生。春英是自己的妹妹，还愁她不听话吗？至于尹怀志，听说那小子还很有办法，写文章、演节目什么的，样样都不错，只要能把他们抓在手里，就不愁县广播站、省电台、省报、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没有我的名了。再过几年，也就不愁没人来我这里参观了，省先代会、全国的劳动模范也就不操心没有我了……如今，尹怀志在生产劳动方面已经吃了不少苦头，我只要稍稍给他点好处，难道还愁他不感恩戴德……史正仁有些想入非非了，他觉得自己的地位突然升高了，身份突然显赫了，有一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心旷神怡，飘飘然起来。
现在，这两支笔杆子就在他的面前，而且是已经在为他服务了，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宏伟计划已经实现，美好未来已经变成了现实。想到这里，他又对怀志有些不放心起来，哼，怀志这小子看起来好像还有野心似的，口口声声扎根农村，我看他是想捞取政治资本，想当红人，好松活我的眼睛，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想做个啥！社会是一口染缸，不管你是白布、红布，是丝还是绸，能不把你染变过来才怪呢！这就要看你小子识不识时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