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北京
听爸爸讲，我们胡家祖籍河北昌黎，传统医学世家。到了我爷爷那一辈上共兄弟九人，爷爷排行第七，叔爷们有的是著名中医，有的开着大药房。
后来叔爷们一起把药房开到了北京，爷爷也认识了房东金家的千金小姐，后来金大小姐就成了我奶奶。金家原是满清贵族，奶奶不会家务，但从小喜读书，坚决反对裹脚，在那个封建年代实属前卫。
爷爷奶奶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四男二女，爸爸排行第三。每人名字都有个宣字，大伯宣德，二伯宣广，爸爸宣业，四叔宣盛，大姑宣容，二姑宣静。
爸爸他们小时候，奶奶经常讲一个故事：
一个大雨天，县太爷让看门人老王送私塾先生李先生回家。
看门人给李先生撑着伞，心里很不服气，嘴里念叨着：“长工打伞送长工。”
李先生一听，马上顺口回了一句：“酒席筵前分上下。”
老王想起来了，每次县太爷酒宴宾朋，都要叫来李先生，介绍给各位：“犬子师从于李先生。”
老王感慨道：“同为长工，却是不一样的长工啊!”
知识的力量应该被人尊重。
无论家道殷富还是中落，奶奶一定要把孩子们尽量都送到学校读书。大伯和叔叔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当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爸爸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当医生。可惜二伯，大姑，二姑没上大学。不过，总体上这也算六十年代的高知家庭了。
爸爸大学时认识了读护理专业的妈妈。妈妈姓庄，名育敏，原籍山东威海，家里一直做运输行业，建国前全家搬到北京。妈妈家里有四个哥哥，不过四个舅舅虽然聪明勤劳，只是没有时间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也是唯一上大学的人了。
妈妈向我和姐姐讲述过她和爸爸的恋爱过程，简直是简单得不可思议！爸爸生产实习和妈妈分在一组，一天，传给妈妈一张字条，上写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妈妈同意了。两个年青人便一起去东单大街的大华电影院看了当时最震撼人心的影片《英雄虎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本来就喜欢看电影的妈妈跟爸爸看了一个又一个的红色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冰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
也许爸爸妈妈真是因为电影结缘吧！虽然当时电影票只有五毛钱，不过这也算是他们当年最大的娱乐消费了。妈妈当时最喜欢的男演员就是王心刚，而爸爸最喜欢的女演员则是王晓棠。
当时颇有艺术细胞的爸爸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他也是地道的京剧迷。那时候拼命攒几个月的钱，爸爸也要和妈妈一起去长安戏院听一出百听不厌的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其中的精选曲段爸爸能够哼唱至今。
六十年代末，全国掀起支援边疆的热潮。在首都医院工作的爸爸，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主动要求调往黑龙江省边城医院，支援边疆。
同时调往黑龙江的还有宣广二伯和宣容大姑。宣德大伯和宣盛四叔因为都是学校的时任班主任老师，暂时留京。宣静二姑，因为嫁到了天津，不在北京，也暂时留在天津。
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本已患有高血压的爷爷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奶奶和宣静二姑留在身边照料。
1970年，黑龙江
当爸爸带着身怀六甲的妈妈，还有五岁的良俞姐姐，在千里冰峰，万里雪飘的黑龙江边城落户的那天，正是那一年的农历冬至，零下35℃。
而噩耗也从北京传来，65岁的爷爷过世了。爸爸妈妈非常伤心，不知道奶奶在北京该怎样熬过漫长的岁月？
1971年，在一个狂风暴雪，似乎会把耳朵要冻掉的漆黑深夜里，妈妈分娩前的阵痛让爸爸心急如焚，到哪儿去找车呢？
严寒让周围的一切都沉寂。关键时刻爸爸只好推着自行车顶着风雪，把妈妈送到医院。
几个小时后，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寂静而寒冷的夜空，爸爸希望有个儿子，可没想到第二个还是女儿。
妈妈已经起好了孩子的名字：良茵。我就诞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
黑龙江边城的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但坚强的爸爸妈妈挺过来了。尤其妈妈，繁忙的工作和家务，再加上带孩子，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1米60的个子瘦成了40公斤。
1972年-
我刚出生五个月，为了表达爱国的赤诚之心，爸爸报名了援非医疗队，为期三年，到离赤道很近（北纬20度）的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进行医疗援助。毛里塔尼亚属于阿拉伯国家，就是著名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原来是法国殖民地，所以，爸爸的医疗队还到巴黎学了一点儿日常用的法语。
爸爸临行前从北京请来奶奶，帮妈妈看着六岁的姐姐，哄着不到半岁的我。
爸爸去非洲几个月了，来信说那里是热带沙漠气候，像燃烧的火炉一样，冬天好一点，30℃左右，夏天最难熬，将近50℃，把鸡蛋埋到沙子里一会儿就熟了。
医疗队条件非常简陋，住宿周围可以看到壁虎，蜥蜴，变色龙。由于酷热，医生和护士都只穿一件白大衣，里面不能穿任何衣服，否则一会儿功夫就浑身是汗。
每次妈妈读着爸爸的来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坚强的妈妈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看着妈妈，忽然开口说话了。妈妈有些惊讶，一般小宝宝都是10个月到一岁先会走路，然后一岁以后才开始学说话。而我当时还不到10个月，还站不稳呢，竟叫出：“妈妈”，接着又交出邻居小女孩“白静”的名字。
白静是图书馆工作的张阿姨的女儿，因和姐姐在一起上小学，张阿姨时常带白静到我家来。张阿姨有说不完的故事，神仙姐姐，白胡子老爷爷，孔雀公主，我就是在故事的倾听中一天天长大的。
很小时候的我指着世界地图上的中非热带国家，告诉大人们哪里是爸爸工作的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我还能不假思索地从地图上就找到法国巴黎，那里是爸爸培训法语的地方。
1975年初-
爸爸的医疗队圆满地回国了。可我却不认识他了！
宣广二伯半年前来看望奶奶，小住两天。本来已有三个孩子的他家里又添了小孩，所以想请奶奶去帮忙照料。我对二伯印象很深。当我一看爸爸很像二伯，就开口叫爸爸“二伯”，邻居老老少少听见了，哄堂而笑。
直到我上小学前，每次碰到那些爱开玩笑的邻居叔叔阿姨们，都逗我问：“茵茵，你二伯从非洲回来了吗？”
当时我们住的革命大院叫“红星大院”，那里一共是十来户人家，都是同一个医院上班的职工，所以彼此都很熟。
姐姐从小干巴巴的瘦，头发天生黄棕色，外号就叫“小黄毛”，她性格开朗，喜欢交朋友，凡事都好强，文体活动表现突出，各方面都喜欢拔尖儿。
我小时候是那种人见人爱的胖娃娃，乖巧听话，聪明伶俐，讨所有大人们喜欢，外号叫“小溜子”，可能因为我总是给长辈们溜须拍马而得名。
黑龙江每年的冬天时间非常漫长，共五个月时间，从11月到第二年3月。有句成语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的并不是实际上的寒冷，但这里三九天里零下30℃，厚厚的积雪确实有一尺半尺，要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戴上厚厚的帽子，围巾，手套，里三层，外三层，圆滚滚的像大熊猫幼崽一样。最好玩儿的是妈妈下班后带着“小黄毛”“小溜子”两只熊猫崽在冰冻的雪地上堆雪人，溜冰爬犁。
这样寒冷的气候非常容易患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嗽感冒是常有的事儿。可惜当时青霉素还没有在全国普及，小儿科经常性的伤风感冒，最常用的消炎药就是四环素。而四环素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对牙釉质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中国孩子，大多数都没有洁白健康的牙齿，而成为一代人的悲哀。
每年夏天是小孩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6月-8月。记得那时候最高兴的是去松花江岸边游玩，野餐，在江边游泳，戏水。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带着我和姐姐坐船到松花江对面的柳树岛，那里安静，空气清新，只要带上一些好吃的豆包儿，花卷儿，馒头，煮鸡蛋，就可以足足玩上一天。然后坐船回来，到江沿儿的唯一的冰激凌店，吃上一个冰激凌球，真是小孩子最美的享受了。
不久，妈妈同事的儿子给我们抱来一条敏捷矫健的小黄狗，我和姐姐给狗狗起了名字叫“欢喜”。欢喜非常懂事，像我和姐姐的亲兄弟一样，在家逗我们玩儿，在外保护我们不受野小子的欺负。
接着妈妈也开始了像别的阿姨一样的业余爱好-养鸡。先养了一只雄壮的大公鸡，是当时的特殊品种，名叫“九斤皇”，又配给它三只下蛋用的母鸡，都叫“白乐呵”。
后来，妈妈的同事得了重病，要到省城去治疗，临走之前托付妈妈帮忙照料一只漂亮的大母鹅，叫“大白”。大白的到来让我们家越发热闹了。没想到，大白刚刚下了10个鹅蛋给我们吃，就被另一个大院的坏小子偷走了，我和姐姐心里真不是滋味。
狗狗欢喜可能知道是哪个坏小子偷了大白，因为我看见它冲着那个坏小子直叫。坏小子怕暴露，竟和他的哥们一起在街上用毒馒头药死了我们的欢喜。
我和姐姐看到欢喜躺着大街中央，它的肚皮还有一点点喘息，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是那么惹人怜惜，但坏小子们拦着我们，不让我们救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
我和姐姐知道我们不是坏小子的对手，我们俩足足想了一晚上，第二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复仇计划。
傍晚，趁爸爸妈妈忙着做饭的时候，我俩跑到坏小子家后院，捡起两块砖头，用尽全身力气，使劲扔向他家的窗户。当我们听到那玻璃破碎的声音，我们的心里感到多么如释重负啊！
我跟着姐姐身后一溜烟飞跑回家，那一年，姐姐十岁，我才只有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