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鹏在云南第一财主“宝源钱庄”大掌柜李顺隆主府的这番面见及谈话，被当日在场的一些“官吏”和商家们一“交头接耳”，马上如“炸雷”般的迅速传遍了昆明城，并扩散到了周边的地区。一时间，几乎每位“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番话中权衡着自己利益的得失，研判着可能的损失。
不过，这位新任巡抚大人与郡主的这段姻缘，则是演变成了百姓大众们街头巷尾的“欢愉”段子，于他们来说，庙堂之上的那些个“明争暗斗”，与他们这些人是无缘的。
紧接着，李顺隆二子，新任的朝廷副将李昱锋，也开始正式进驻云南布政司，协同理顺云南的民政次序，这方才让一些早已惴惴不安的“富裕户”们，稍微松了口气，无他，这位二公子也算是“同一”利益阶层的人，代表的是云南原有那班权势群体。
而布政司所发出的第一道通令，则就像个“温柔”的催命符，直接把那些犹豫不觉的“地主”们，迅速吃了个“定心丸”，使他们在这炎炎夏日里，得到了无比欢快的凉意。
通令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承认云南现有土地的“主人”，只要能拿出地契，或者是各宗族里认可，只要没人来衙门“鸣冤”的，都能得到重新确认，并换发新的地契。
这一下，让那些“地主”们立刻显得极为的亢奋，要知道多年以来，他们左腾右挪费尽周折才得到了许多“土地”，而这部分“隐入民田、混入寄籍和隐入轻科余田”的东西，本就是见不得“台面”的，一直未得到朝廷衙门认可的，也是他们之心头大患，如今能得到衙门的正式确认，又岂不是他们自己所梦想？
另一个重大确认是，这位新任巡抚不是大西军和大顺军之流的做法，“追赃助饷”！这也是大明地主阶层最为担心的问题。
诚然，一直以来，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也好，还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其所统领的口号就是“免赋，不纳粮”！这种政策在李自成起兵的初期起了很极积的作用，最起码得到了农民阶级的支持，这就是大顺军在初期发展得很快的主要原因。可“不纳粮”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顺军和大西军的吃，喝，拉，撒的银钱从哪来？更为可怕的是，打仗是什么？那是烧钱！农民免赋了，那钱从哪里来？这钱是不会从地里长出来的，总得有人出吧？于是，李自成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以“追赃助饷”代替田地的赋税，农民不出钱那就让地主出钱，反正地主有的是钱。这个“追赃助饷”其实就是抄地主、富商、王公、贵族的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也称吃大户！按照段鹏那个世界的话说，就是没收他们的所有非法所得。
可事实上，自1643年十月孙传庭的部队被大顺军消灭后，许多官员及商家就已经知道大明不行了，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把这看成是历史上习以为常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归顺李自成。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自利益不受损害。可李自成和张献忠却没有及时改变他们的策略，依然继续采取这种“掠夺”的法子，在“追赃”过程中官僚地主们“非法”得来的家财难以保全，有的官僚地主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于是，那些“归顺”过来的地主官员们，他们自己的利益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受到了损害，这也就是书中所记载的怒骂：“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同时，这也是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一点，段鹏自己则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故此他采取的是“保护”！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政体，任何一种社会，在其统治层面上都是精英人物，而地主群体可以称得上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了，是万万不可随意去打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如此一来，云南境内最为富裕的地主们就首先站出来拥护新任巡抚，并在公开场合开始颂扬了起来。
而布政司的第二道通令，则要“中性”了许多。通令先是给商家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远景”，并承诺将继续加大扶持他们的力度，要让云南的百姓先“富裕”起来，让他们有闲钱，有能力养活自己及家人，这样就能把市场的份额做大，然后再鼓励商家们在这种前提下去“发家致富”，并隐讳的暗示了他们不必在乎眼前的“点点”利益得失，可在执行的力度上，却是雷厉风行的，严查追究违反之人，具体到细则上，依然是沿用段鹏在蛮莫时的做法，“买价不及十两者，免税，其买价至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两分五。”
这套政令是采取了一种“阴柔”的法子，在初期是损害商家利益的，要知道大明的抽税可是“买价不及四十两者，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一分五厘。”，而且这种商业税收，朝廷历来是“有名无实”的，许多地方并未真正的执行下去了的，云南辖境的单方面执行这种更高的税率，是有些不小风险的。
但这第二道通令一出，早已得到了“面授机宜”的“宝源钱庄”，立刻第一个跳了出来支持这种政令，并“暗中”联络了诸多的商家富户们“共同”响应，以此扑灭了许多暗中“心怀不满”的商家，要知道这种“领头”的效应，可不是简单的一种效仿，而是需要“真真切切”去做到的。
而与前面两道通令不同的是，云南布政司的第三道通令要严厉的多，甚至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语调来责令的。
通令要求云南境内但凡五十岁以下的军民，只要愿意参加科考者，均可以在秋季时间，在全云南辖境内的各府衙门指定地方，参加统一考试，衙门将依据考试者的成绩，年龄及经验，择优录用考生，并承诺将把这些选拔上来的人安插到各府衙门里，或历练或直接安以官员身份。
但对于科考的内容，却是做了严格的限制，除了简化以前的儒学外，算术，格物，化物考，而这个“化物考”，则是以崇祯十年印制的“天工开物”作为蓝本。四门考试同等对待，并不以儒学科考为重点。
不仅如此，通令还明示之，今后朝廷各司衙门里的官员录用，均以这种“新科考”为基础，从中录用。
此通令一出，全云南立刻哗然了，与个人利益面前，表现的迥异不同，像蛮莫，腾冲卫，陇川，保山这些地方的学堂士子们，则显得欣喜若狂，要知道他们可是经过此种法子教育好几年了的，这下终于有了彻底翻身的机会了；而于昆明，楚雄，曲靖等地的一些读书人来说，可就是灾难了。
朝廷已经连续几年未开科考了，于他们来说本身就是心急如焚的，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可盼来盼去盼到了这种结局，心中的悲愤是可想而知得了。于是，在这一些地方上的士子秀才们开始联名上书，请求云南布政司以“祖训为重”，收回通令，甚至一些“胆大包天”的士子，甚至直接遣人报呈皇上，并弹劾请求罢免云南新任巡抚段鹏。
对于这些士子们的这番动作，段鹏是予以理解，但并未放弃对其通令的修改。但相应的，还是请了布政司的沐左使，对这些地区的学堂里进行了多次的讲演，从各个角度来阐述了这些学科的重要性，并建议这些“不理解”政令的士子们能接受。同时，先前的那班翰林院，国子监等文官们就“大有可为”，他们在被段鹏安置了一个新“闲职”后，马不停蹄的寻走在各地，为“新科举”而大肆的宣贯了。
对于段鹏来说，“损害”归损害，但却是不能去妥协的，这种事情只能用时间来消除掉对方的“反抗”意识。而“科学”的意识理念，却是永久不能忽视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知识大厦”，方才是立国立民之本！否则的话，只能是“永久”的追寻别人的“屁股”，而不会有任何的“创新”！
作为此通令的辅助方式，由巡抚衙门下令并拨银钱，在各地兴建了大量“新学堂”，并招募派遣了诸多的此类“先生”，从“幼童”开始教起，段鹏希望能以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彻底转变云南军民百姓的意识，十年，二十年，或许是几代人，只要真正去做这些了，终究有一天，一个新的“华夏”之国方才会屹立在世界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