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ul Bellow（1915一2005）
1976年获奖作家
（一）
黄色的图案印在深蓝色底上。他是一个作家和思想丰富的人，饶有风趣。我们考察了古老的墓穴和曾经存放过尸体的壁龛。现在货车的挡板搁在那儿生锈。20世纪的破铜烂铁和伟大的耶路撒冷尸骸混杂在一起。沙哈尔说你可以绝对相信，先知耶利米曾在这条路上经过，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
（二）
我和丹尼斯·西尔克一块散步。我读过他的诗和木偶剧本，它们打动了我，我心情愉快，急于去观光。我们从大马士革门进入老城，在有拱顶的窄街上漫步。我发现了有趣而肮脏的市场。当我看到骡背上驮着卧室、卧室兼作坊兼厨房、面包店或篮子编织场，我高兴极了。在小巷里裁缝们脚踏着缝纫机。我很喜欢那些成串挂在门口的廉价旅游品：项链、泥灯、带子、羊皮、膝垫、拖鞋、丛林居民帽、古铜器，以及放在地上的许多东西的碎片——拾荒者的天堂。一些戴着饰有穗带的头巾的阿拉伯人坐在角落里吸水烟袋。
丹尼斯带我来到一家咖啡店中的赌场，人们在摔着大张的纸牌，打袖珍台球。玩的人都年轻，皮肤黝黑，瘦长，表情严肃。
我们走到维亚·多罗洛莎附近的一个健身房。我把它叫作健身房是因为很难说它是一个体育馆，然而在这里可以锻炼身体。墙壁不是正规的墙壁，而是中空，凸入一个大的建筑物中。整个空间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门口是一间办公室兼看门人的住所。一个戴贝雷帽的粗俗老汉正指挥着众多的活动。阿拉伯小孩正晃动脑袋进行着一场呆板的足球赛，成队的球员踢着一个弹丸般大的钢球。旁边的一个小亭子里，在电灯下一只去头的生鸡正等待着人们的食用，鸡皮是湿漉漉的。隔壁是一间体操室。墙上挂满了穿紧身运动衣和豹皮衣的壮汉的照片。有的单个站着，展现着他们的肩，大腿和臂膀。有的被崇拜的亲属们簇拥着。房里摆满了杠铃、哑铃和扩胸器。两个男孩正在地板上钉皮的鞋底，为举重运动员准备立脚点。他们用严肃的职业化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在最后一间房子里，一些年轻人正在摆弄杠铃。杠铃靠在桌面的两个支架上。年轻人仰卧着然后慢慢站起来形成举重的姿态。这些举重运动员身着毛线衣，用狂热的劲头表演着推举动作。我记得一本名为《强身之道》的书，其中刊载了许多19世纪80年代冠军们的照片，运动员蓄着小胡子，穿着紧身衣，表情都很庄严，一副献身的样子。在这间小屋里年轻人轮番推举，直到他们再也举不起来。
从这个简易体育馆出来，我们去访问一个毗连圣墓教堂的村落。沿着一个碎石铺的楼梯走上去，到达一堵短墙，再往下走几步便来到教堂旁一个凹下去的底层，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高个子站在低矮的房屋旁。在十二月的雾气中一个穿黑衣的黑人正走过来。他是一个小埃塞俄比亚教派的成员，他们住在这些小屋中，对下面的圣墓保留有某些传统的权力。现在是傍晚，气候潮湿，我们在周围转悠，发现一个狭窄的楼梯，便沿它走下去。丹尼斯说110年前，这个教派的柯普特对手换了门上的锁，以便直接进入教堂庭院，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黑人必须绕一段长路才能进入圣墓教堂。直到六天战争后埃塞俄比亚人才换了锁，门又归还给他们。他们有两座悬挂圣像的小教堂，这教堂非常原始，墙上绘着红、绿、黄三色条纹，还挂有白胡子，瞪着眼的主教的画像。这些戴黑色圆帽的僧侣在阴暗中显得栩栩如生。许多世纪以前他们占据了这里，设法依附着这块圣地。
（三）
在万·索尔基金会的一个狭小窗户里，我注视着来到隔壁总统府的外国显贵。仪仗队在接受检阅，乐队演奏着“哈蒂克瓦”——不怎么欢快的国歌。光亮的黑色小汽车进进出出，轰鸣的摩托车疾驶。我独自到新城去闲逛，访问赫伯特·斯泰因书店。斯泰因先生是一个精明的老式商人一瘦削，苍白，满脸皱纹，蓄着一大绺浅绿色胡子。店堂后面是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德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和希伯来文书籍。斯泰因先生很少给那些想买平装书的旅游者提供读物。他大量收集历史学家、圣贤、神话以及犹太经典评论家的著作，还珍藏着许多20年代的精美德文小说，还有旅游书籍，入门书籍，烹调书籍，以及我青年时代的畅销书：威基·包姆、乔治·瓦威克·狄平、爱弥儿·路德威格、理查德·哈定·戴维斯④等人的作品。
这天的晚些时候我的朋友约瑟夫·本·大卫教授带我到人潮汹涌的苏格市场去。星期五它关门较早。我们注视着安息日⑤前一天最后一分钟的抢购。当零点临近时，那些易损商品的价钱非常便宜。我们买了香蕉、玫瑰和核桃般大小的橘子。本·大卫带来一个网兜把我们买的东西装了进去。离耶路撒冷商业中心不到一英里，聚集着一些东方和北非的商人和小贩。男孩子推着独轮车，嚷着“哈罗！”“哈罗！”开道。摊贩们正忙着收摊，裹着围巾的女乞丐涌来拾荒。这天下午空中不大清晰；天灰蒙蒙的，炎热、沉闷。我们把花和水果锁在本·大卫的轿车里，然后在小街上散步。一些人家的水箱在中间稍稍凸起，像个小丘。几个年轻人正在小型运动场上踢足球。在所有的社区中——库尔德人，也门人，说意第绪语的波兰人——每人都在洗衣服、扫除、穿衣、打扮，准备过安息日。戴着皮帽、穿着长外套神情严肃的老汉们已经缓步朝他们的会堂走去。本·大卫说，由于耶路撒冷市中心的扩大，这一切将要消失。他熟悉这些小社区。将近30年前他是邻近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从事青年罪犯的改造。我已学会对本·大卫提任何意见都要三思，因为他对暧昧的观点和不正确的表述的容忍是有限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身体强壮的人。他的蓝色目光是柔和的，看起来爱沉思和梦想，但他很容易发怒。如果我的理由不足，我们的讨论往往会变成争执，因为我尊敬他，一直对他退让。此外，我来自芝加哥，还要回到芝加哥去，这使我不大爱争吵。何况，由于他这样温和，当我们相遇时，我总是微笑着文雅地伸出手来，我注意到他结实的手掌和强劲有力的一握。
我们走进一个也门人的会堂。早来的人已把鞋放在门外，这是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黑脸的有胡须的人沿墙坐着。你可以看到他们把穿着袜子的脚放在读经台下的脚凳上。按照传统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要高声朗读《雅歌》，现在他们正在用非欧洲人的音调朗读或歌唱它。这种歌唱很像你经过阿拉伯教堂时所听到的集体朗读。
（申奥译）
思考者的荒原
——谈谈小说家的职责
美国人写出并发表了那么多虚弱无力、精制滥造并且令人腻烦的长、短篇小说，这是一个事实。这一情形在我们的叛逆者看来，应归咎于这一原因：我们的机构可怕地古板守旧，当权者极端愚蠢，性本能堕落贬值以及极度异化了的作家创作上趋于失败。那些富有同样叛逆精神的诗歌和小说，以及其理论声明，也是肮脏污秽的，大胆放肆的，但却同样是令人腻烦的，此外，还是荒谬绝伦的。现在，很明显，多种形式的性欲和强烈的异化宣言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的。
对于我们小说家来说，剩下的事情就是思考了。因为除非我们思考，除非我们对自己的条件作出比较明确的估价，否则我们就将继续写作骗人的东西，继续发挥不了我们的作用；我们将缺乏严肃的兴趣，变得与什么都极不相干。在这里，批评家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也未能描绘出这一情景。多少年来，文学一直是自身的源泉，自身的领域，并且依靠着自己的传统而继续存在着。同时，文学对于不切实际地与普通老百姓分离或疏远也表示了认可。尽管这种疏远也产生出一些传世杰作，但时至今日却使文学日益衰弱了。
随着对一种现代文明理论略有意识的认可，便出现了作家的分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说，现代公众社会对于人类精神上体现出的任何纯洁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残忍的，并怀有敌意的，实属一片荒原和一场恐惧。对于这个社会的丑恶，对于其官僚机构、偷窃行为、说谎欺骗、战争争端以及残暴蛮横，艺术家是永远不能与之调和的。
这就是文学在不受批评的情况下赖以生存的一个传统。但是，每一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任务正是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也许，他们会看到更为糟糕的丑恶现象，但是他们至少是在独自进行观察。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允许自己世世代代死抱住自己没有检验过的观点。由于这种蓄意的熟视无睹，我们就没有资格称自己为艺术家。我们接受了自己谴责的东西——狭隘的专门化、势利和等级制度结构。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等级制度的情形，以及解放、独立和创造性的情形，总是对那些梦想到处都有一种更为充实、更为自由的生活的穷苦人颇有吸引力。作家是受人景仰的，作家也是受人羡慕的。但是他有什么话好为自己说的呢？他说，正如作家们已说了一个多世纪那样，他与自己的社会生活隔绝了。因为这个社会受到其太上皇的鄙视；那些老爷们玩世不恭，对艺术家们只是轻蔑。社会上没有真正的公众。因为公众与社会疏远了。作家梦想到各种各样的时代，在那些时代里，诗人或画家表达了一种时间地点的完美统一，他们得到真正的承认。享受着与周围环境生机勃勃的和谐一致——作家梦想的是一个黄金时代。实际上，没有那种黄金时代，就没有荒原。
那么，这个时代根本就不是什么黄金时代，只是现在这样的时代。难道我们只能报怨这个时代吗？我们作家还有着更好的选择。我们要么就闭起嘴巴毫不声张，因为时世确实太糟糕了；要么就继续抱怨，因为我们有着写书的本能，有着欣赏的才华，这种本能和才华甚至连这些被损害被玷污的时代也无法抹去。孤立的职业作风就等于死亡。如果没有老百姓，小说家就只能是一件古玩，就会感到自己处在一只玻璃盒里，正沿着通向未来的某个阴郁暗淡的博物馆走廊缓缓行进。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艺术家仿佛有着无法克服的敌意的科技时代。因此艺术家必须为生活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因为这二者已受到机械化和官僚化的威胁。这并不是意在劝告小说家赶快冲进政治领域里去。但是在开始的这个阶段，小说家必须开始发挥自己那长期得不到使用的聪明才智。如果他要拒绝政治，那就必须懂得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东西。他必须开始思考，而且不只是要思考自己那狭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需要。
（王宁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