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实际数字如何，它都是一笔巨额数据，如果转化为投资，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将是巨大的。可是，正如明代一样，不少白银退出了流通领域，并未发挥有效作用。根据百濑弘的《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的朝廷的岁入：地丁、盐课、关税、杂税、捐输，合计48470000两。乾隆三十一年的朝廷的岁出：包括兵饷、王公文武官员俸银、藩部王公俸银、文武官员养廉银、中央官署属吏雇员俸给、中央官员津贴、治水费等，合计34597000两。也就是说，部库积藏了7000余万两白银，意味着相当于共21年中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假如接受全汉升先生的估算）退出了流通领域。
不仅政府运转中窖藏了白银，由于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也被作为物质财富，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和其他豪势富户所囤积。仅以18世纪最后一年被抄家的和珅为例说明。根据清代大内档案《和珅犯罪全案档》的资料，和珅被抄家时共有白银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据此计算，和珅家收藏的货币形态的白银已达约1000万两，相等于全汉升先生估计3年多的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数量。这还未包括抄家单中所列之银碗碟4288件，白银吐盂200余个，白银面盆56个等银器。
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地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大官僚所囤积。所以，18世纪巨量白银输入，并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
我根据王业建《1638—1935年间江南米价变动趋势》一文的数据，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638—1928年的米价情况。正式推行“摊丁入地”的1724年前后，米价均表现较为平稳，此前的90年间及改革后160多年间，米价走势无大变化。1898年后米价持续走高，但已与此项改革无任何关系。
白银窖藏，一方面导致市场上的资本数额减少；另一方面导致低效率利用。但是，“摊丁入地”收取的是白银，白银是本位货币之一，所以，也对农业经济带来巨大变化。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载李象鹍《平价禁囤议》，其中说道：“十年来，岁非太稔而谷甚贱。银一两得谷二石。居家用费不减于前，以谷易银，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终岁勤劬，竭一个之力，可种谷百石。以半纳租，少亦须十之四……及春间力作，借银籴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银息不过二分。而谷贵，借银籴谷。谷贱，粜谷以偿银。转移之间，其失自倍。于是，种田之家病。租入既多，兴版筑，餍酒肉，市布帛。负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无。谷贱，则无所取资矣。于是，佣工匠作商贾亦病。”
这里，李象鹍提出，因为谷价太贱，“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费遂不得不减少，而一般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将因此而“无所资取”。这说明，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因国家财政之挤占而萎缩。
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前文说过，“摊丁入地”之后，人丁编审制度失去意义，人身有了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因为免除了丁税，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一些有技艺的手工业者也因为无丁银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镇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样又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应该说，“摊丁入地”直接导致的工商业的兴旺发达。李伯重教授的论文《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看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用大量数据证实了江南地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他指出，1820年代松江府的华亭－娄县地区，GDP大致为白银1300万两，人均GDP为白银223两。这一地区的就业人口总数为26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84％。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农业人口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7％，而工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57％，比农业人口多出一倍。服务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17%。工业是这一地区经济的第一大部门，其中农村工业人口又占工业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伊懋可（MarkElvin）提出明清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可能已经“过分工业化”的说法，对于1820年代的华亭－娄县地区来说是正确的。颇有意思的是，李伯重把这一地区与欧洲经济发达的荷兰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令人刮目相看——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此时的荷兰经济是近代经济，那么同时代的华亭－娄县地区也是近代经济。他进一步申论，在19世纪后半叶，上海取代华亭－娄县成为松江府乃至整个江南的经济中心，此时的江南更成为亚洲近代工业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
可是，问题在于，“摊丁入地”是以白银为计税依据，而且征收的是白银。而前文已经介绍过，中国当时白银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哪怕仅仅是财政系统的白银需求。白银主要来自美洲，也就说，源自国外的输入。这样的货币体系，是很脆弱的。
而我们知道，工业是资本依赖型的产业。清朝后期，由于鸦片贸易、条约赔款以及关税和盐税主权丧失等因素，中国白银开始持续地外流。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公一兵在《1780—1880年间中国白银出入的变化及外国银元之地位》一文，根据相关材料将公元1780—1880年之间比较明晰的年份的白银进出中国数量估算出来。我将他的图表做了重新处理。
大致从公元1826年开始，中国白银持续外流。至于在公元1880年以后的时期内，很多欧美国家废除了银本位，白银再回流中国，则是后话。
大量鸦片的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一些官员的警惕。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说银两外流会穷国，并激愤地说：对鸦片烟毒泛滥之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以现代眼光来看，白银大量外流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加剧。所谓“银贵钱贱”，是指作为货币的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失衡，银价越来越高，铜钱越来越贬值。清政府规定，农民缴纳赋税，折银征收。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售产品所得的均为铜钱。大量鸦片输入前，1两白银约合铜钱1000文。到了19世纪30年代，要1600多文铜钱才能折合1两白银。这样，假如说过去农民卖100斤粮食可缴纳税银1两，如今农民至少要卖160斤以上粮食才能缴纳税银1两。农民的实际负担无疑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中小商人在经营中也多是赚取铜钱，而缴纳赋税则需折合银两，无形之中负担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另一个影响是：各地银两短缺，拖欠应该上缴国库银两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又必然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至于清政府有时支付军队粮饷也感到困难。进而，银贵钱贱造成了市场萧条、工商业萎缩。
一定时期的社会购买力是有限的，手中的钱用来吸食鸦片的多了，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必然减少。林则徐经过社会调查后记载了如下的情况：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商业比较发达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南濠、汉口如此，其他地方，特别是江南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受到鸦片泛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白银大量流失，实际上抑制并减少了有效需求。而众所周知，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其理论体系中，“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用这一概念去解释萧条，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能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萧条。
那么，“摊丁入地”虽然只是一项土地财税的改革，但由于它以白银为纳税凭依，而当时国内并无足够的白银产出做支撑，因而这种依靠进口白银支撑的土地财税体系，非常脆弱。当这种体系难以支撑的时候，不仅工业和商业，整个国民经济均受到冲击。这也恐怕是后来中国工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落伍于英美日等国的原因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