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突如其来的喊声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虽然土地承包到户了，村里人想种什么不想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大小事情各扫门前雪了，可他的话多少还是能起点作用的。当他在树林边那个高台上愤怒地举起长把斧头的时候，几个胆小的农民猫腰跑了，快得像兔子一样，有几个甚至连斧头和锯子都没有来得及收拾，茬口中夹着的锯子忽悠忽悠上下晃动着，顺着锯齿，流出眼泪一样的水。唯有一个长头发青年还在使劲儿砍，远远看上去，一扬一扬的，活像一个狮子头。
“你管得着吗？这是大家的，又不是你马长存的私人财产。”那长头发青年连头都不抬，慢条斯理地嘟囔着，“我们想砍就砍。我们要批树，你又不批给，我们就是要砍。”
“娃娃，你再说一遍。”看来不给这家伙一点颜色是不行的。
马长存举着长把斧头一步一步走上去。他重重地咳了一声，威严而不可侵犯，是表示自己在台地村支部书记的分量，还是跟那家伙进行力量上的对比，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动的汩汩声，那是一种经历了苦难的、愤恨的，只有对台地村的山山水水有深情厚谊的人才有的声音。
那长头发青年抬起了头。噢，原来是尕七斤的娃娃王军哩！马长存发现王军也提了斧头向自己一步一步靠近了。他想，前些日子已放出风要见自己血的就是这个娃娃了。不怕，几十年村干部的风风雨雨，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还让一个毛头娃娃唬了不成？老子闯江湖的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腿肚子边转哩！他一步一步迎上去，手里的长把斧头颤抖着，那是一种轻微的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的颤抖。在这非常关头，他就有这种沉着冷静的心理状态。娃娃，快放下家伙吧，长把子斧头可不是赶羊的鞭子哩！王军还在向他靠近。他不能软在一个娃娃的手下，刚才像兔子般窜走的那些社员，说不定这会儿正躲在树背后窥视这个场面，只要一软，自己就彻底垮了。突然，他的眼珠子一转，将长把子斧头像大刀一样抡起来。他在电视武打片里经常见到这个场面，那意图多半是给对方制造紧张心理的。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马长存属于前者。他把长把斧头抡得像风轮一样，腾地向前跳了一步，举起长把斧头，大呼一声：
“接招！”
不料，王军向后蹿了三步，扑通一下跪在马长存面前，喊了声“马书记——”便哭了，刚才不可一世的锐气连一点影子都不见了。
马长存终于唬住了王军。他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但没有让王军识破。他本来想坐在刚刚砍倒的树上或者斜靠在一棵树上喘口气儿，抚摸一会儿心口窝窝，因为心快要跳出来了，但他强打着精神，装着很平静的样子说：“好吧，既然你娃娃知道错了，就好。这件事我也不打算找派出所了，给你一个机会，把砍了的树都清点好，一棵也不能少。凡是有茬口的不要管新旧都数上。”
说完之后，马长存扛着长把斧头悠悠地走了，那样子很平静，就像刚才啥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然而，回到家里后，马长存就瘫软在炕上，三天没有起身，像是得了一场大病，让儿子硬逼着吊了三天针，第四天早晨，他才觉得自己的心跳得稍微平稳了一点。
三天后病情好转的马长存有点得意，但得意之余也不免有了危机感。他虽然唬住了王军，但王军那不可一世的样子还是使他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连二十多岁的娃娃们都这么厉害，更何况其他人呢。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威信没有从前那么高了，命令也没有从前那么灵验了，而且村里的人对他隐隐约约表现出了只有他自己才能感觉到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冷漠。他受不了这种冷漠。
中午，马长存走出了家门。一是想转一转，三天没出家门，村里发生了啥事儿，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也应该知道知道；二是他要通知村委和各社长，要召开一次社员大会，试试自己的这种感觉灵不灵。
吃过晚饭，十来个村干部都到齐了。面对十来个自己非常熟悉的老下级，马长存请他们坐下，招呼儿子媳妇倒上了茶水，扯开一包“芒果”烟来，每人递了一支，这才跨在炕沿上。他陷入了沉默，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默。借着灯光的斜射，能看清马长存苍老而冷峻的脸。虽然他的鼻子还是那么又棱又大，一双老鹰似的眼睛也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但细细看上去分明失去了年轻时候的那种聪慧和干练，甚至眼肚子已经过早地有了松皮拉肉的征兆。天色越来越暗了，想必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也开始演了。此刻，谁都不想打开电视机，十几位村干部喷烟吐雾地谈论开了。
“书记，再这样下去，非要出大乱子不可！包干，包干，他妈的包干个球，啥都包干，社员们不就没人管了！”说话的是村里的会计。他说出了大家已经反复表示过的担心和不安。
马长存终究还是最能沉得住气，他温和而友好地笑了笑，不马上表态。他又一支一支开始递烟，等递到只剩下三个人了，他又扯开了一包“芒果”。他知道自己比在场的干部年龄都大，资格也最老，所以他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耐心而有趣地听着每一个干部的讲话。他之所以这样沉默不语，一是想摸清楚时下干部的思想动态，二是想为自己最后的总结和定论性的表态发言做好准备。他觉得这一群村干部在他身边这样集会，有很长时间没有过了，听着大家伙说着各自的心里话，说明他们是信任自己的。于是，自己曾经被冷落的心多少有了一点安慰，他似乎重新找回了那种权威的感觉。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干啥事儿都是由着自己，小到村里的婚丧嫁娶、婆媳关系、邻居纠纷，大到村里的行政事务，他都说了算。所以，他最怕村里人对自己的冷落。但他哑子吃馒头心里有数，即使他们做一些有损于自己形象的事情，他也根本不在大伙面前发火。从刚才的谈论中，他明白一部分干部对自己和政策是不满的，但他不发牢骚，而是冷静地把话听完，等他们心平气和了，这才客观地进行开导：
“包干到户，还是集体所有制嘛，只不过集体所有制下分配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社员们本事再大，也不能买了土地吧？这就对了。包干到户从整体上说好不好，要我说，好。”
看大家不满意他的理论，他又解释道：“大锅饭绝对不能吃了。过去全大队三十多个大小干部多吃多占，这是不好的，压制了社员们劳动的积极性，过了八月十五场上的麦捆子还堆放得像一座山。现在呢，不到七月十五，粮食就入仓了，公粮也不需要催，谁能说不好？当然，这并不是一刀切、一边倒，我们村的大部分干部还是好的。至于包干到户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乱砍树木的事情，再比如说秋天清沟挖渠派不出工的问题，还有小学校的危房、医疗室的维修等问题，这又咋说呢？”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明显地感觉到近一半年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特殊的变化，过去敞开心能说的话，现在找不到说的对象；过去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做的事情，年轻人又都大胆地说着做着。他是个对自己的处境、自己与社员们的关系、自己与周围村干部的关系，看得非常清楚的人。他知道，每一个人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某种个人的目的。但他又有独特的处事方法，心里越清楚，表面就装着越糊涂。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他一方面不得罪村里的任何一个人，另一方面又和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是和同姓的爸爸大爷们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别人看不透自己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别人没有把柄可抓。这也许是他成熟的证明吧。几十年的支部书记，他不能不成熟。他之所以这样做，把话说透彻了，就是自己想永远成为全村威信最高的人，让全村人都听他的，但又不让人们意识到是他呼风唤雨地左右着村里的一切，让人们把他说成是一个十足的村霸。人怕出名猪怕肥，出头的椽子早烂。五八年的“大跃进”，使他得到了血的教训，以致现在回想起来还好像脱光了裤子露着鸡巴，让人们指指画画一样。所以他绝不放弃自己的观点“随风倒”，上头咋说就咋干，也不轻易将自己的观点流露出蛛丝马迹，摆在桌面上，让别人抓到把柄，说马长存何时何地咋样说了。他虽然是个十足的农民，却把政治生命看得特别重要。在马长存看来，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就得有点政治本钱，哪怕只管三五户农民，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基础。
“书记，现在有些事情就是不能让人理解。把地分得七零八散，村里的农具也都分了，这是咋回事哩？没有了集体资金，干部说话谁还听？没有了集体资金，一些公益性的事情咋做？”说话的是村主任。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对矛盾，要解决的嘛。”马长存坐在炕沿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过去他不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后来经常在县委党校学习，听老师们讲过这些东西，还是一知半解。但他装出一副很懂行的样子。他想，村主任说话也太随便，到底是阅历浅，亏还没有吃够哩！他有意识地打开电视机，避开了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现在说包干到户，刷地一下都包光了，难道大家伙搞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对现在的这种一分到底的做法，我是有些怀疑的。”
“怀疑是怀疑，但是意见保留着，干还是要干的。别的村咋干，我们就咋干。谁不干，谁就跟上面不保持一致。”
“一部分人先富，咋富？有富的不就是有穷的？”村主任继续说，“东门巷那个老汉，去年卖酿皮，一张五毛，一天卖一百张，赚三十元，一年下来就成万元户了。这号万元户挣谁的钱？哼！”
“你说咋个富法？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口，先不让少数人富，又有啥路子？只有少数人富了，才能带动多数人富。这个账你应该会算。”
屋里没有了声音。
“书记，你不慌不忙的，啥都想得通呐！”老会计不耐烦了，激动地说，“为了这个村的今天，你苦苦务劳了几十年，村里的哪一点成绩没有你的汗水？现在哗啦啦一下全都分了，你舍得吗？”
这句话算问到了马长存的心坎上。他低着头狠狠地抽着烟，脸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嘴唇抽动了几下，想说话但没说出口。十几年前用架子车像牛马一样拉出来的“大寨田”，就要分成老和尚的袈裟，而那些用自己的小聪明和社员们的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弄到手里的农具，眼看着分了个精光。还有那六十多亩“黑地”，也都成了各家各户名正言顺的承包地，由着他们的性子想种啥就种啥了。那些“黑地”是他掌握的权力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权力是最直接的。过去，他从不要上面的救济粮，“黑地”的粮食他牢牢地捏在手里，只要贫困户张个口，他都会施舍一点的。可现在谁也不买他这个人情了。
想到这里，马长存有了一种空落感，一种没儿没女般的空落，心中不免涌起一丝悲凉。他想，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害死了老百姓，应该吸取一些教训；可现在，说分也不能啥都分了，尤其是集体资金分了，有些大事情就办不成。学校教室旧了要修，变压器老化了要换，这些都是实际问题。比如自己这个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可他又想，不管怎样，大锅饭是不能再吃下去了，就说眼前这几个干部吧，当干部舒坦惯了，天天背着手拿工分拿惯了，怕包干到户，就是怕不能多吃多占。哼，你们怕包干到户，要想多吃多占，我偏要包下去。但这样的话，他从不外露，更不会在大家伙面前讲。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从不得罪一个人。
马长存没有随意下结论的习惯。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沉默，二是仔细观察。等大家伙各自发了言，心窝里的话都掏尽了，马长存这才抬起头，眨了眨眼，看着大家伙说：
“大家还是耐心等待吧，一切结果都应该有个等待的过程。女人们养一个娃娃还需要十月怀胎，何况这是一件大事情哩！”
他的目光和声音都非常平和，使支持包干到户的和反对包干到户的人都有一丝希望，那就是“等待”。其实，等待的过程无疑是一种被动的痛苦。不是吗？在马长存说这些安慰话之前，村里的土地已经分到户了，而且仅几年时间生产的发展和给社员带来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马长存似乎回答得很圆满，自己也有几分得意。他发现，在座的村干部都极信任地期待着他带有权威性的话能够变成现实，村干部们的那种神情还跟从前一样。这一点很重要。他想，不管是大事小事，先要估计好村里的形势，要推动一切工作的进展，这是基础，要不就完了。
那么，这次村干部会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说透了，他就是要估计一下村里的形势，试试自己的威信还在不在，自己的话还灵不灵。土地刚分下去，村里的一切变化没有谁比他看得更清楚了。他发现，社员们对他不像过去那么敬重了，他越来越感受到人们的冷落。
开完了会马长存郑重宣布：“大家都听好，明早上开现场会，回去马上通知给各户，就在大柳树下集中，村干部一个也不能缺。”
打发走了村干部，马长存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天空中，星星眨着明亮的眼睛，远山一片朦胧。已经是三月底的天气，台地的夜晚还是冷得怕人。马长存披了绒领儿皮衣，打着手电，沿着一条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子北面的树林走去。上了一个土台，走过十几米平地，绕过一座小山包，就到树林了。黑暗中，他借着星光一抬头，心中猛一惊：那十几棵笔直的杨树，也不知什么时候让人给砍了，眼前亮豁豁的，低头一看，锯茬子白生生的。这是留着给村小学做课桌用的，全村人谁都知道，他在社员大会上讲得好好的。五保户尕三爷今年七十三岁了，想批给两棵做棺材，还没来得及研究，就让这些驴球货先下了手。他往前匆匆走了几步，蹲下身来，摸了摸锯茬子，是新的，他想，不是昨天晚上就是今晚上放的。他往远处看了看，一片黑暗，心中涌起一阵心酸和悲凉。
一阵寒风扑面而来，“啊——呸！”他响响地打了一个喷嚏，赶紧掖了一下皮衣的衣襟。
树林深处，灯光一闪一闪的，有人影晃动。是在干什么呢？
马长存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他不去树林里也知道人们在干什么。他想，这帮驴日的东西已经有组织地砍树了，过去绵软得像酥油里插刀子一样的人们，咋一下变得像吃了天胆了。他来不及细想，转过身匆匆往回走。一路上曲曲弯弯，风声、树声还有行人的脚步声响个不停。
台地的夜晚不平静啊。他终于走完了旱台地，黑暗中的天色已经在东方露出了朦胧的亮光。当他路过一社的地界时，从高处往下一看，社员蒋钟家里正嘈嘈杂杂，成群结伙地涌出一帮人。黑暗中蒋钟带着几分醉意大大咧咧不知天高地厚地嚷道：“亮半夜正是时候，干部们开完会回家睡觉哩。不要怕，带足腰食，都带上家伙。谁不去，谁他妈的是猪下的。他们砍，我们也砍！不砍白不砍！过后白瞪眼！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哪有种地种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