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存坐在车辕上，也不说郭清明上车，郭清明便跳上车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马长存瞪了一眼郭清明，没有说一句话，响响地在空中甩了一下鞭子。走了一段平路，前面便是下坡路，马儿悠悠地走着，车轮咯噔咯噔顺着枣红马脚步的节拍四平八稳地滚动着。天色越来越暗，河面像一块银白色的镜子，静静地淌着，闪着粼粼的光。马长存扬了扬鞭子，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响响地打了一下，马儿急着要吃夜草，不免放快了步子。
马长存一支接一支地卷着喇叭筒儿有滋有味地咂着，黑暗中烟头上的火星映红了他布满楂楂胡的脸膛。他看了看勾着头一言不发的郭清明，心想，回到村里后，先把他收拾在那个大庙里审问一顿。既然刘亮把人交给了自己，就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自己有这个权利和义务。他又想，自己应该摆出政府的威严和干部的模样，坐在太师椅上。太师椅谁家有呢？对了，中农巨生奎家就有一把不错的太师椅，还是用核桃木做的呢。有了太师椅，再找一块响木，一切就圆满了。不行，还需要一位师爷站在旁边。他在古戏里见过县令审案的场面，“大胆叛贼，如实招来”这句话他是背熟了的，不会说错。可他又从反面想，那一句旧社会的陈词滥调，人家胸前的口袋里插着铁盖儿钢笔的识字人，会不会看破？那两箱书怕不是做样样给人看的，肯定有文化。果真是这样，一旦暴露了自己没有水平和见识，往后要制服郭清明，让他服服帖帖听自己的话，可就困难多了。不，不能在一个“右派”面前过早地留下破绽，丢了农村官儿的脸面。
马长存想到这里下意识地回转头来，他的目光正好跟郭清明相遇了。郭清明的目光明显地有一种沉郁和冷漠。马长存突然惊了一下，那张娃娃脸咋突然有了如此深沉的目光？他开始批评自己的浅薄，把脸迅速转过去，漫不经心地问：“嗯，哪个单位的？”
郭清明不认识马长存，但马长存认识郭清明。一个大队书记不可能不认识县上专搞农工的干部。他之所以装着不认识，完全是为了给郭清明心理上增加一种压力。人在逆境中来到一种陌生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农林局的，是……”郭清明本来要说是“干部”，又把话咽下去了，“马书记，你不认识我呀？前年你不是领着几个社员在我那儿拉过一车良种吗？就是这匹骒马，你忘了？”
马长存不点头，也不摇头，他微微地在车辕上挪动了一下尻子，看了郭清明一眼，但他没有让郭清明发现自己在看他。他想，初中生，那是过去的秀才哩。过去，上庄里李八的大公子念的是马步芳的昆仑中学，说是初中毕业，当过什么处长，听人们说肚子里的文化有几马车哩。可眼前的郭清明……这个人其实他并不陌生，去年组织村干部下北山参观的时候，中午还在一块儿喝过茶，他现在装着不认识，完全是为了形势的需要。
“噢，我记性差，忘了。”马长存就有这种变化的本领，也许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台地上的村干部一茬换一茬，五十余年来，不知换了多少茬，有的村干部不知不觉就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可他就是没有动，稳稳当当地当着，而且群众十有八九是拥护他的。
“好端端的国家正式干部不当，咋胡日弄着当‘右派’呢？报纸上说了，‘右派’是反党的，你知道不？”马长存本来想知道啥叫“右派”，刘亮书记嘴上天天喊着这个词儿，自己只是一知半解，说不定哪天当面考问自己，就丢下人哩。可他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里问。
当马长存知道郭清明是个有文化的人，并且还没有成家时，他突然高兴起来，也便不再过问有关郭清明的事情了。他极力装出一副严肃、郑重的神情说：“好好干吧，‘右派’就‘右派’吧，往后再不要当‘右派’了，‘右派’有啥好当的？你有文化，我们村里又没个文化人，娶个模样儿看得过去的农村姑娘，打个庄廓住下来教文化，村里人会敬重你的。只要你愿意，媳妇、打庄廓这个心我都操了。”
马长存一边说话一边注意着郭清明的表情变化，看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可当郭清明向他投来信任和感激的目光，准备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却把脸迅速转过去，装着没有看见，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天色越来越暗了，眼前除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不远处湟水河湾里还亮着一丝朦胧的光。马儿又开始爬一段上坡路，过了这段上坡路，再拐过一个大弯，就到了村口。前面不远处的村子一片铅黑，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杠骚车流动在沙路上，就像流动在古老而空旷的沙漠中。枣红马的暴劲儿已经使得差不多了，步子明显开始放慢，所以那咯噔咯噔的声音就显得更加沉重而迟缓。就要到村口了，那棵老柳树在星光的映衬下，好像一团黑沉沉的云，悬挂在村头。
“吁——”马长存打了一声口哨，勒住马缰绳，车停了。他跳下车辕，活动着麻木的脚腿，哈了哈冻得发疼的手指，威严地干咳了几声。没有一个人来接迎，这使他很不高兴。这么冷的天气，老子跑了一天的路，他们守家的他妈的倒舒坦。见一个黑影走过来，是二队的队长。马长存劈头就问：“人呢？都哪去了？”
二队队长见是支书，没有回话，转身径直穿过一段窄窄的小巷，不见了。马长存正想发火，对面走来几个精壮的年轻人。还没等他发话，几个年轻庄稼汉就开始动作起来了，搬书的搬书，卸车的卸车，没等郭清明拿到一件东西，几个人就你一件他一件地搬完了。马长存把二队队长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
“还等啥？把这人领到三三家去住！”马长存在路上就盘算好了。三三家是贫农，劳动力多，家境也不坏，再加上三三的媳妇茶饭好，人又勤快，就把“右派”安顿在三三家。再说刘书记下来查问起来，正好有个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借口哩。
临分手的时候，二队队长踮着脚跑过来，结结巴巴地问：
“支……支书，社员们咋称呼他呢？”
“嗨，你个笨球货，昨天不是都说了吗？”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事情是变化的嘛。”
“你不是说要安顿在马……马圈里吗？咋……又变卦了？”二队队长有点莫名其妙，“那，给社员们咋说？”
经二队队长这么一问，马长存才记起今天早上上路时给几位队长交代过的话来，便改变了说话的态度：“噢，给你忘记说哩，这是临时变化。放心吧，你就跟社员们说是下放干部。人家‘右派’是文化人，比上庄里李八的大公子文化水平还高。一个文化人能反个啥天哩，三天体力劳动说不定就成了绵绵土儿。”
马长存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手下使唤的几个干部也不会笨到哪里去。二队队长迟疑了一会儿，低声说：“这……这么称呼……怕……不行吧。”
“你说咋称呼？”
“我……我看……还是叫……叫下村的，合适。”
马长存想了想，心里咯噔一下，还是群众觉悟高，便满意地说：“你个贼东西，就叫下村的。”他跟二队队长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微微摇了摇头，笑了。
马长存正要走，二队队长又问：“书记，咋……咋个对待法？”
马长存生气了：“咋个对待法？咋对待你老子，就咋样对待！”说完，马长存背着手哼哼着走了。他顺着巷道往家里走的时候，心想，“下村的”好，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他暗暗地高兴，还是群众聪明，这么称呼，既名正言顺表明了郭清明“右派”的身份，又缩小了与群众的距离。
不久，马长存就带领社员们到阿耶塞迈山脚下开荒种田去了。开荒的地点在南山脚下，过了那山就是循化和化隆的地界，离村子至少有五十公里。去的时候，还带了口粮、灶具和帐篷，安营扎寨。一个多月的时间，两百多口人的兵团式作战，烧草开地，地没有开垦出来多少，却把一人高的蒿草烧了个精光。马长存想不透，好端端的川水地不种，咋去开荒呢？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想出个眉目。
从南山脚下开荒回来的时候，正是春末。一天早晨，马长存刚洗完脸，二队队长跑来喊他，说是会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给社员们发话。马长存披了衣服去开会。
等了一会儿，几个大队干部和社员们都到齐了。马长存看了看周围的人，问大队会计：“还有谁没来？”
“来了，来了，都来了。”
“现在开会。”马长存咳了几声，清理了一下嗓门儿，“学习是大事儿。到了共产主义，照明不要油，耕地不用牛，人人都得有文化。没有文化，男的不能结婚，女的不许生娃娃；没有文化就是一个睁眼瞎子，尿没处尿，屎没处拉！”他本来要说没有文化进城找不到厕所，可一时着急，头脑里找不到厕所这个词儿，竟让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
“都不要笑了，听着。抱娃娃的都把奶头给好，不要哭。下面，请下放干部……”马长存突然觉得把话说漏了，又赶紧从头说，“下面，请下村的郭清明讲话。做针线的都不要做，抽烟的也不要抽。呛哭了娃娃要扣工分，不扣女人，扣男人的。听着，人家文化人讲话有个听头。”
话音刚落，农民们拍响了巴掌。马长存觉得又不对劲儿，郭清明是啥人？是受管治的“右派”，这种掌声是要得的吗？欢迎欢迎，他妈的就知道拍巴掌，要传到刘亮书记的耳缝里，说不定自己的书记都当不成哩。幸好，几位大队干部及时站起来，做了一下停止的手势，掌声也就没了。
郭清明走上讲台，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大家，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使劲写了两个大字“土地”，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响亮地说：“乡亲们，这两个字叫‘土地’。”他把“土地”咬得格外重。
“当你们中间的其中一位捧起泥土，仔细端详，准备开春种点青稞、小麦或者洋芋什么的时候，你们想了些什么？为了获得土地和耕种的权利，经历了多少痛苦？”
郭清明有点激动，声音开始颤起来。教室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有说话，连那些平时烟瘾特别大的烟鬼，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捻灭了黄烟棒。
噢，这家伙斯斯文文的，还真能讲哩！马长存想，自己当大队书记四年，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可从来没有这样安稳过，到底是文化人哩。他听过许多领导的讲话，县长的、县委书记的，都是大话、套话，从来没有谁像郭清明讲得这样亲切，能把群众跟自己的感情联系在一块儿。他也不知不觉中拧灭了手中的烟头，静静地趴在用土坯支起的“桌子”上，聆听郭清明讲话。
“想一想吧，乡亲们，过去，老人祖辈为了台地，为了一寸地，被地主逼上绝路的有没有呀？在座的大都是贫下中农，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没有。可土地到手了，我们珍惜了吗？没有。我们把大片的水地荒了，干什么？去开耕山地。这不是赶走儿子招女婿的事情吗？也许上面的政策出了偏差，但我们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的。民以食为天呐，土地荒了，吃啥？吃空气？这大概说不过去吧。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是这个道理。”
马长存坐不住了。他毕竟还是大队的一把手，虽然郭清明说的话无不在理儿，可让一个受贫下中农整治的“右派”身份的郭清明站在讲台上公开说这些话，无疑是郭清明政治上的又一次毁灭，同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是不利的。郭清明呀郭清明，怪球不得你成了“右派”哩，这种话是在公开场合能说的吗？想到这里，马长存起身走上讲台，没有褒贬地说：“学习就到这里，下去把‘土地’两个字写会。散。”
散会的时候，二队队长紧跟在马长存的尻子后面，从一处拐弯的地方追上前来，试探性地说：“这……家……家伙还真行！”
“行个球，全都是胡说八道！”
其实，马长存的感受是跟二队队长一样的，但他不表示自己真实的立场和观点。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不让别人在政治上抓到一点把柄，至于骨子里，他想怎样做还是怎样做。
二队队长热脸贴了个冷尻子，在马长存尻子后头跟了一会儿，见马长存没有话，便回家去了。
马长存坐在河边的沙滩上想平静一下心情。郭清明那些斯斯文文的话，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养育自己的台地村。今天以前，他从未正儿八经想过自己跟台地村有什么关系。其实，当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台地村的命运果真与自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搞好了是自己，搞坏了也是自己。他这样想过之后，并不感觉到一种沉重压抑的负担涌上心头，相反地，他想畅畅快快地喊几声花儿或者陕西秦腔，但喉咙像被别人掐住了，直觉得血往上涌，而且在这一瞬间，他所经历过的童年、少年时代，以及一切与台地有关的事情，全都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和新的生命。
马长存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只觉得格外亲切。他暗暗地叮嘱自己要把这种感受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这也许就是马长存对台地的最初认识吧。而且几十年过去了，每想起来，在他心灵深处仍然保持着二十八岁那年的亲切。
郭清明走了，像台地夜晚的一颗闪亮的流星，只画了一道明亮而清新的弧线，就走了。郭清明去了黄河那边的一个国营农场接受改造。
夜色越来越深了。湟水上空，仿佛有人有意涂上了一层锅墨，什么也看不清，村里的夜景和实物只好用几十年的经验去判断了。此时，马长存很自然地联想起前些年社员们在湟水河湾里砍伐树木的事情来了。唉，可惜了那些树了。自己该管的都管了，不该管的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就是管不住呐。如今的庄稼人一旦有了利益，就像发了疯的牦牛；一旦得不到实惠，却像散了架的黄瓜秧。栽那片树林子还是郭清明临走时的嘱咐，说那段沙滩栽了树，可以改变台地村的小环境，还可以防止洪水冲坏泉湾那些庄稼地。所以，马长存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件事。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可回想起来马长存还有点心惊肉跳。马长存开始埋怨自己，还是对社员们心理上的变化估计不够呀，他没有想到土地刚分下去，社员们的思想咋变得比兔子还快呢！他感到一阵心灵的疼痛。树林子竟然成了抢斗场，无法无天了，和五八年时一样疯了。日你的贼妈妈们，想富也不能这么富，该分的都分了，不该分的也分了，还这么整，等把村里的集体资金都整光了，儿孙后代都喝西北风呐。虽然过去的大队支部书记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叫法变了，但性质没有变。“上面不管，我管；上面管不了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是社员们长了日天的胆子，我还是要试一试。”
那天早晨，儿子不让他来，他硬是来了。他的这种毛病谁都改不了，一旦想好了，天王老子也拉不回头。
马长存早就听说了一些社员们放出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说只要有谁敢管，就让谁见红。他暗暗自语：
“哼，怪球得不行，统了几年都是我想咋整就咋整，今天咋了？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只不过生产方式变了，我要看看你们咋个见血法！”
马长存扎紧了腰带，提了一把长把子斧头，愤愤地走出了庄廓门。前面是一条两米多宽的水沟，马长存来不及考虑能跳过去还是跳不过去，便腾一下越沟而过，一点也不费力，就像一只老练的山羊越过水沟去抢吃自己喜欢的嫩草一样。这无疑给了马长存一股勇气。
他眼睁睁地看着三五个领头的庄稼汉在林子边光着膀子没命地砍，一棵碗口粗的树倒了，又一棵比碗口还要粗的树倒了，砸在一棵小树上，“嘎吱——”一声刺耳的响声，小树齐扎扎被砸断了。马长存的心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
“住手！”他大呼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