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士传》与《高士传》是同类书，有人甚至认为它是《高士传》的翻版。《列女传》是一部关于烈女的传记，可惜书中篇章大多散失，只有《庞娥亲传》因裴松之注的《三国志》引用了它，才得以保存下来。
从现有资料来看，《庞娥亲传》应该是皇甫谧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庞娥亲传》是根据发生在东汉酒泉郡（今甘肃省酒泉市，一说故事发生在今甘肃高台县）的真人真事写成的。当时，有个女子名叫“娥亲”，娘家姓赵，婆家姓庞（一说为魏中散大夫庞淯之母），父亲被李寿杀害，三个弟弟死于瘟疫。李寿杀了人，心中害怕，后来见赵家的男人一个个死去，不由暗暗高兴。赵家没有男人了，李寿再也不怕赵家来人报仇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不放在眼里的弱女子娥亲，一直在暗中追杀他。最后，在一个叫都亭的地方，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娥亲杀死了赵寿，并砍下了赵寿的头。娥亲因杀人进了监狱。地方官在案件审理后认为，娥亲的行为是为父报仇，不仅不能惩罚，而且应该表彰。他们上表朝廷，最后赦免了娥亲，并将她作为烈妇进行了表彰。历史上，不少人写过这个故事，曹魏时期的音乐家左延年写过诗歌《秦女休行》，与皇甫谧同时的傅玄也写过《秦女休行》一诗，唐代诗人李白也写过《秦女休行》。但是，在同一题材的作品中，皇甫谧的《庞娥亲传》故事最完整，人物形象最丰满，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也最高。
皇甫谧还写有《帝王世纪》《玄晏春秋》《郡国志》等史学类著作。其中《帝王世纪》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记录了各代帝王时期的地亩、属国、人口。书中有关先秦时期的人口估算数字，是中国人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引用。
皇甫谧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还是编撰了《针灸甲乙经》一书。皇甫谧一生多病，由于多病，皇甫谧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医学研究和自身疾病的治疗方面。久病成医。多年之后，皇甫谧成了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尤其在针灸学方面，造诣很深。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学家就对针灸方面的经验进行过系统的总结。但晋代以前的针灸类医书，内容深奥，错误很多。由于多数书籍用竹木简刻写，非常珍贵，容易散乱丢失，也难以传承。皇甫谧编撰《针灸甲乙经》时，参考资料奇缺。在《针灸甲乙经》的撰写中，皇甫谧对照《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的内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工作，最终完成了这部医学史上的皇皇巨著，为他奠定了医圣的历史地位。
《针灸甲乙经》共12卷，128篇，其中70篇论述经穴。全书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针灸学的方方面面。书中记载人的全身穴位649个，穴名349个，并对各个穴位明确定位，对各穴位的主治症、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并纠正了以前的谬误。《针灸甲乙经》被人们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1600多年以来，一直是学中医者的必读书。此书曾流传于国外，在日本和朝鲜、韩国备受重视。
皇甫谧晚年时，写有《笃终论》一文。这是一篇反对厚葬、安排后事的专论，文中论述的生死观念和简葬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皇甫谧谢世，享年68岁。传说，皇甫谧死后由儿子皇甫方回根据他的生前遗愿，将他简葬于故里，即今甘肃灵台县独店镇张鳌坡塬。皇甫谧一生经历了3个朝代，他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逝于西晋。由于他是当时的名儒高士，所以弟子很多，“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才华横溢多建树：魏晋学者傅玄
甘肃宁县，古代属于北地郡泥阳县。位于宁县南原良平乡的修果傅家庄，是陇东傅氏家族的发祥地之一。
陇东傅氏家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仅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中有记载的著名人物，就有20多人。从西汉到魏晋，傅氏家族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有西汉义阳侯傅介子、东汉武威太守傅育、东汉护军司马傅燮、魏丞相仓曹傅干、晋散骑黄门郎傅祗、晋御史中丞傅宣。在魏晋交替之际，又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他就是傅玄。
傅玄，字休奕，号鹑觚子，生于公元217年，卒于公元278年，为傅燮之孙，傅干之子。陇东傅氏家族虽然曾经非常显赫，但到傅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生活相当清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傅家与很多人家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二是在朝廷为官的傅干，在傅玄出生还不到3岁时就去世了。正是由于这种变故，导致了傅家的衰落。
少年傅玄，一度逃往河内郡（位于今河南黄河北岸武陟县一带）避难。环境的险恶，艰辛的生活，培养了傅玄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傅玄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由于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傅玄很快脱颖而出，被州官举为秀才，出任郎中。渊博的学识成就了傅玄的名声。任郎中不久，傅玄得到朝廷重用，担任《魏书》的编纂工作。《魏书》编纂在当时是个引人瞩目的岗位，非名家鸿儒，向来无缘染指。由此可见，当时的傅玄，已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名望。
傅玄一生，大部时间是在曹魏时期度过。曹魏时期，傅玄先在安东将军司马昭手下任参军，后来司马昭改任卫将军，傅玄也改任卫将军参军。魏晋时期的参军，属于将军的幕僚之一。给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当幕僚，对傅玄此后在政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傅玄转任温令。参军是个虚职，温令却是实职。很快，傅玄升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傅玄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又才华横溢，不论担任何等职务，工作都很出色。曹魏末年，司马昭掌握实权，傅玄自然受到重用，被封为鹑觚男，也就是男爵，任晋王司马炎的散骑常侍。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傅玄晋升为子爵，加驸马都尉。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转御史中丞，第二年，晋升为太仆，又转司隶校尉。
傅玄作为魏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几朝为官，常就国家大事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借机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得到司马昭和晋武帝司马炎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傅玄虽然久居官场，却从不荒废学术，曾将大量的精力投入著书立说。据《晋书》记载，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傅子》一书，共4部、6录，计140卷，数十万言。傅玄还著有《傅玄集》百余卷。《傅子》和《傅玄集》曾流行于世，后因战乱而散失。清代学者严可均花了数十年时间，对《傅子》残篇搜集整理，先后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论》《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意林》等古籍中，辑出《傅子》残篇6卷，其中前两卷为诗赋，后4卷为政论类散文。
傅玄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上，傅玄推崇重农贵粟的思想，把农业的发展作为立国之本。西晋政权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但由于连年战乱，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为此，傅玄提出了振兴农业的意见，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上，傅玄强调精简机构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由于军阀割据，各地政府机构重叠，吏满为患。政府机构冗员过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此，傅玄向朝廷提出了裁减机构、下放冗员的方略。机构裁减，冗员下放，让他们耕种闲置的土地，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由剥削者变成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傅玄的建议一提出，立即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他的建议，为西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均赋税是傅玄的又一政治主张。西晋初年，朝廷沿用了曹魏时期的赋税制度，规定农业税收，用官牛耕作的，官得六成，私得四成；用私牛耕作的，官私对半分成。后来，朝廷又把这一税收政策调整为官牛耕作的官得八成，用私牛耕作的官得七成，结果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傅玄认为，这是竭泽而渔，不如维持原状。农民负担过重，必然对农业生产力形成破坏。他认为，税收同做其他事情一样，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久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过重的赋税，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他在《安民》篇中提出了“量民力以役赋”的原则，希望朝廷体恤民情，如果赋税无度，就会走上亡秦的老路。
傅玄不仅关心农业生产，在具体的耕作技术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反对广种薄收，主张精耕细作。他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认为：“陆田者，命悬于天也，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由此可见，当时的傅玄已经有了水利是农业命脉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傅玄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他在《乐府杂歌诗》中写道：“凤有翼，龙有鳞；君不独兴，必须良臣。”在傅玄看来，对皇帝而言，优秀的人才犹如凤之两翼，龙之鳞甲。没有优秀人才的辅佐，君王将一事无成。晋承魏制，在人才选拔上实行“九品中正”的制度，即由全国各州、郡、县设立名为“中正”的官员，由他们品评和选拔各类人才，供朝廷录用。推行这套人才选拔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某个人说了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即使再有才华，也不被官府重视，结果使真正的优秀人才受到压制。为了破除这种落后的用人制度，傅玄制定了量人才的9条标准，可惜他无实权，难以执行。
傅玄认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时代，也会造就不同的人才。在用人制度上不能墨守成规，要学会发现人才，要善于发现人才，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他反对人才观上的厚古薄今，认为今人不如古人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在具体的人才使用上，他主张用人之长，反对求全责备。他说：“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这是因为土和铁矿石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的王良只善赶车，不善驾船。越人只善驾船，却不善赶车。所以，对王良和越人不能一样要求，关键的问题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要学会知人善任。
傅玄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傅玄所处的时代，玄学思潮与唯心主义盛行，“学者以老庄为宗”，一些人说事总是先说古人，厚古薄今，脱离实际，夸夸其谈，把老庄的哲学思想推向极端，造成了虚无主义遍地横行。傅玄在不少文章中，对玄学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把种种虚无放诞的言论，提到了亡国亡天下的高度进行批评，要人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都要从现实出发。由此可以看出，傅玄的哲学思想中，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芒。
在认识论上，傅玄强调实证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经过现实的验证，才能证明自己的观念和认识的正确性。傅玄强调心是万物之主，心能反映万物，明辨是非。人的行动，受人的思想支配。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思想，才能有一定的行为。傅玄认识论上的这种观点，同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是一致的。与此相适应，傅玄的自然观也强调客观，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天地。在傅玄看来，天地就是天地，在未掌握它之前，人无法去探究其本源，因此也无须做过多的猜测。傅玄认为天地的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提出“研究天道，是为了尽人道”，研究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战胜天。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完全继承了荀子的学说。
傅玄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包括人，都是发展变化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事物就会发生变化。秦王朝之所以灭亡，不是突然之间的事，而是秦王朝长期推行苛政，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后爆发了人民起义。从量变到质变，质变又会引起量变，是傅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及彼，傅玄将他的学说推至人，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在本质上，人性不存在善恶，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这种观点，其实就是自然人性论。这种观点，对他提倡“尊儒尚学”，推广民众教育，劝人向善，维系社会的稳定，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
傅玄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在历史观上，傅玄反对玄学的虚无放诞之风，提倡儒家学说，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社会制度，人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的因素中，君王与百姓是相互制约的。他继承了“国以民为本”的儒家传统思想，坚决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可以看出，傅玄的历史观中，充满了人本主义思想，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对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傅玄提出了“察言观行”的评价方法，对一个历史人物，只有在“听言、观事、重行”之后，才能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
少年的清贫，对傅玄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傅玄一生中疾恶如仇，刚正不阿。魏晋之际，统治阶级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大肆杀戮，社会上强势思想横行无阻。对此，傅玄极力反对。《晋书·傅玄传》中说：“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即弹劾用的章奏），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说明傅玄确实尽心尽职，也说明傅玄眼里容不得沙子。傅玄对待事业的态度，与魏晋时期官场人物不理世务、养尊处优、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他也得罪了不少王公贵族。
在生活上，傅玄针对当时官吏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提倡俭朴的生活作风。他指出：“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朝廷和官吏们生活腐化，必然影响到普通百姓，影响到社会风气。所以，他建议晋武帝带头移风易俗。他诗中写道：“安贫福所与，富贵为祸媒。金玉虽高堂，于我贱蒿莱。”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是有意义的。
傅玄精通音律，写过大量祭祀宗庙的乐歌和乐府诗。《文心雕龙》中说：“晋书乐志，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但改乐章，使傅玄为之辞，凡十五篇。又傅玄造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鼙舞五首。”《南齐书·乐志》也说傅玄创作过不少音乐。傅玄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很深，经常奉诏为朝廷创作郊庙宴享的雅歌。由此推断，傅玄在当时属于严肃音乐家。可惜，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傅玄创作的音乐未能流传下来。
在文学艺术方面，傅玄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乐府诗。傅玄创作过多少诗歌，已不得而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60多首，其中不少诗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如他描写涝灾的《苦雨》：“徂暑未一旬，重阳翳朝霞；厥初月离毕，积日遂滂沱；屯云结不解，长溜周四阿；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湍深激墙隅，门庭若决河；炊爨不复举，灶中生蛙虾。”对暴雨连天、洪水遍野景象的描摹，生动别致，惟妙惟肖。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写不出这些诗句的。
